因果业报及其社会作用

在介绍佛教的涅槃理论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佛教关于因果业报、赏善罚恶的思想。
宗教是对现实世界苦难的曲折反映。面对现实世界的苦难，有些人深感自己的软弱无力，把维持公正与正义的希望寄托于冥冥中的上苍，宗教便趁机而入。宗教许诺用来世的幸福补偿现世的痛苦，用来世的苦难惩罚现世的罪恶，从而使人得到心理的补偿与平衡，安于现实的苦难与折磨。
佛教也不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的思想体系中，它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实现其赏善罚恶的功能。一种是粗俗的迷信形态；一种是精致的理论形态。
所谓粗俗的迷信形态，亦即佛教认为有一批神灵在监视着人类的行为，记录人们的种种言行，等到该人死亡来到阴间，有关司事如阎罗等就会拿出记录，丝毫不爽地与他算账，赏善罚恶。这种监视人类行为的神灵，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神灵生活在天界，他们各有司事，定期下凡察看人类的言行举止； 另一类神灵生活在冥间。比较而言，似乎后一类神灵的责任心更强，不是隔一段时间巡察一次，而是随时监视、记录着人类的一言一行。

唐观自在菩萨像(传为吴道子作)

如此说来，是否只要人类犯了错误，就绝对没有逃脱惩罚的可能呢？ 不！既然是粗俗的迷信形态，总会给人以禳灾招福的办法，因为只有这样，宗教才能吸引人。对于那批定期下凡的神灵，佛教认为，只要人们在神灵下凡的那些日子中不要忘记修善积德就可以了。所以，每逢这些神灵下凡的日子，不少信徒封斋修善，这就是佛教十斋日的由来。如敦煌文献《金刚经纂》这么说：
逐月有十斋日：
一日(斋),有善恶童子下界，念定光佛；
八日斋，太子下界，念药师琉璃光佛；
十四日(斋),司命下界，念贤劫一千佛；
十五日斋，五道将军(下界),念阿弥陀佛；
十八日斋，阎罗王天子下界，念地藏菩萨；
二十三日斋，天大将军下界，念大势至菩萨；
二十日斋，察命下界，念观世音菩萨；
二十八日(斋),太山府君下界，念卢舍那佛；
二十九日斋，四天王下界，念药王菩萨；
三十斋，大梵王下界，念释迦牟尼佛。
至于那批责任心很强、随时监视人类的冥间神灵，虽然号称正直无私，其实与封建社会某些号称“清官”的人一样，并非真的那么清正廉明。比如《西游记》上的唐太宗明明阳寿已终，下了地狱，但因为有崔判官的徇私卖放而得还阳。而且，佛教宣称，只要平时多做一些修桥补路之类的善事，多给冥司神灵烧一点纸钱，亦即行一点贿赂，一切罪过也就折过了。所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精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这真叫“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凡此种种，不能不使佛教赏善罚恶的功能大大地打了折扣。
所谓精致的理论形态，亦即佛教的业报理论。佛教认为，人们的思想、语言、行为等一切活动，无论是善是恶，活动之后，都会留下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的“业”。业是一种真实的客观存在，它的本质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只是这种物质极其细微，所以它看不见、摸不着。虽则如此，这个业却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它将永远缠绕着造业的主体，为其招致相应的果报。无论造业的主体到什么地方，业也将跟随到什么地方，即使是用金刚石筑成的大山也无法将它阻挡。无论这个造业的主体如何轮回，只要果报还没有实现，业就绝对不会消失。这种理论特别强调业“未作不得，已作不失”的特性，即使释迦牟尼那样已经成佛的人，也必须接受这一规律的支配。有些佛经说释迦牟尼之所以会受到他的堂弟提婆达多的迫害，就是因为释迦牟尼前世作了许多对不起提婆达多的坏事。业报理论还强调业的“自作自受”的特性，否认世俗迷信形态主张的种种消灾禳祸方法的有效性。
我们究竟如何评价佛教的这种因果业报、赏善罚恶思想呢？
首先，从总体的社会效果来讲，由于这种思想把现存的一切不合理、不平等现象，归结为人们自身的原因。所以毫无疑问，这种思想起到为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服务的作用。按照这种理论，人的穷通寿夭以及社会上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都是由当事者自己前世的行为造成的，因而是必然的，合理的。有关人不能因此怨天尤人，只能责怪自己。人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处境，也只有从今以后依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去行事，从而获得较好的来世。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因此，所谓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当然首先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比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应该给皇上纳税、出劳役，应该给地主交租，就是公认的道德规范。所以，佛教的因果业报思想在理论上论证了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从而起到消弭人民的反抗情绪，稳定既定的社会秩序的作用，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欢迎。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思想既然在社会上流传开来，那就不仅仅对被统治阶级起作用，对统治阶级也同样起作用。它要求统治阶级也必须按照公认的社会规范去行事，举例说，一个地主，按照议定的份额收取地租，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完全可以心安理得。但如果他无缘无故把人打死、打伤，就违反了公认的道德规范。从佛教的角度讲，这个人将在地狱或在来世受到惩罚。因此，佛教的这种因果业报思想，对统治阶级中的若干人，无疑也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由此看来，佛教的这种思想的社会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当社会相对稳定，各种矛盾尚未激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尚处于基本协调之时，因果业报思想既有麻痹人民思想、使他们安于现状的一面；也有约束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的手脚，使他们不敢过分胆大妄为的一面。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阶级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不爆发革命不足以解决这些矛盾时，因果业报思想会对部分落后人们的思想起严重的麻醉作用，阻止他们起来革命造反，从而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当然，上面所讲的作用，只是相对于信奉佛教的人而言。无论在统治阶级中还是被统治阶级中，都有一批人并不相信佛教。对于他们，什么因果业报，统统不起作用。例如《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公开宣称：“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水浒传》里的李逵，看来也不信什么佛教，所以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头砍他娘。”即使对于信奉佛教的人来说，由于粗俗的民俗性佛教为恶人们设计了不少消灾禳祸的办法，因此，佛教赏善罚恶的社会作用也就被大大降低了。
总之，从总体看，因果业报思想在科学上是无稽的，在哲学上是错误的，在社会作用上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