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嗣真论“逸品”

李嗣真(?—696),字承胄，赵州柏(今属河北)人，一说滑州匡城(今属河南)人。武则天永昌中任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时酷吏来俊臣构陷无罪，嗣真上书切谏，遂被来所陷，配流岭南，万岁通天年间征还，卒于途中。据《旧唐书·方伎列传》说，他博学晓律，兼善阴阳推算之学，所作有《诗品》、《书品》、《画品》各一卷，今惟有《书后品》完整地见于《法书要录》,而《历代名画记》中存其 《续画品录》之文十七条。
因南朝梁代庾肩吾已有《书品》之作，故李嗣真名其所作为·《书后品》,取八十二位书家，分为三品，每品之中又分三等，全仿庾肩吾之例。然而李氏在书论史上特殊贡献在于他首次确立了 “逸品”的地位。他将逸品列于“上上品”之上，可见他对此的极度推重，这不仅在书论史上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而且在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史上也是十分有意义的。稍后于李嗣真，诗论中有皎然《诗式》的标举 “高”、“逸”,画论中有朱景玄 《唐朝名画录》的列“逸品”于神、妙、能三品之外，以及宋黄休复《益州名画记》中更以逸格为先，置于神、妙、能三者之上。然就时代而言，李嗣真的理论则首开其端。
“逸品”的内容究竟是指什么？《书后品》开宗明义地说：
昔仓颉造书，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盖德成而上，谓仁、义、礼、智、信也；艺成而下，谓礼、乐、射、御、书、数也。吾作 《诗品》,犹希闻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难也。及其作《书评》而登逸品数者四人，故知艺之为末，信也。虽然，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当敻绝终古，无复继作也。故斐然有感而作 《书评》,虽不足以对扬王休、弘阐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耳。
就此段文义而言，李嗣真所谓“偶合神交，自然冥契”的境界即是“逸品”的特征，他说自己作《诗品》时罕见具有此等才情者，作《书评》(即《后书品》)而感叹仅得四人，遂有“艺之为末，信也”的感喟。这里李嗣真说明了“逸”是一种艺术的标格，它不同于仁、义、礼、智、信等属于道德范畴的观念，而是属于“成而下”的艺的一种表现，它 “虽不足以对扬王休、弘阐神化，亦名流之美事”,可知 “逸”乃是一种艺术美的特征。
“逸”又是指作者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主观精神与表现技法的高度统一，即所谓“自然冥契”的境界。李嗣真评张芝的章草、钟繇的正书、王羲之的三体及飞白与王献之的草、行、半草行书为“逸品”说：“右四贤之迹，扬庭效伎，策勋底绩，神合契匠，冥运天矩，皆可称旷代绝作也。”所谓“神合契匠，冥运天矩”,即意谓作者在表现内心精神时完全凭借着自然的流露，而又合乎艺术创作的规律。故李嗣真论书极重自然，他说： “虞世南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春，鹓鸿戏沼，故当子云之上。诸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可见他崇尚萧散洒落的情趣而不满缺乏自然的书风。但李嗣真所说的自然，并不是要求摆脱规矩，一味师心自用，而是主张法度融化在自然的表现之中，他说：“古之学者皆有规法，今之学者但任胸怀，无自然之逸气，有师心之独任。偶有能者，时见一斑，忽不悟者，终身瞑目，而欲乘款段，度越骅骝，斯亦难矣。”可见他提倡 “自然之逸气”而并不主张 “师心独任”,要求能循乎自然又不失规矩。后来清郑绩说：“所谓逸者，工意两可也。……意不太意，工不太工，合成一法，妙在半工半意之间，故名曰逸。”(《梦幻居画学简明》)他虽然是论画，然以工和意来释“逸”,正可通李嗣真对规矩和自然的看法。
以自然为“逸”之特征的主张在后来的画论中屡见不鲜，然溯其源渊，则自以李嗣真始。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中说：“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张彦远的这种说法显然导源于张怀瓘《画品》中在神、妙、能三品外另加逸品的主张，可知他即以 “自然”代替“逸”,并称之为 “上品之上”。黄休复也说： “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益州名画录》)
“逸”也是指一种能够创新，富于变化的风格。朱景玄说： “逸格不拘常法。”( 《唐朝名画录》) 唐代窦蒙的《述书赋语例字格》中释 “逸”曰： “踪任无方曰逸。”都以“逸”为一种表现个性，任情适意，富于独创的艺术风貌。“逸”的这种特征于 《书后品》中已可见到，李嗣真说： “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知所自，或蹴海移山，翻涛簸岳。”李嗣真以为王献之的书法有逸气，是因为具有 “倏忽变化，莫知所自”的风貌。从书史上看，王献之的书法能脱去前人藩篱，自创新格，时人以为他首创“新体”,故李嗣真说献之佳作往往“神妙无方，可谓草圣也”。他强调变异创新即体现了“逸”的这一特征，他评钟、王之书云：“元常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后之学者恐徒伤筋膂耳。然右军肇变古质，理不应减钟，故云‘或谓过之’。”这里对钟、王的肯定在于他们能有所变异与创新。
“逸”往往还指作品中具有言外之意，黄休复说“逸格”是“莫可楷模，出于意表”,夏文彦说：“逸品皆高人胜士寄兴寓意者，当求之笔墨之外，方为得法。”(《图绘宝鉴》)都以“逸”为一种超乎笔墨之外的意趣。李嗣真的论“逸品”也有类似特征，如他评王羲之的飞白书曰：“既离方以遁圆，亦非丝而异帛，趣长笔短，差难缕陈。”又如评索靖的《月仪》三章说：“观其趣况，大为遒疎，无愧珪璋特达。”都强调了书法的意趣，所谓“趣长笔短”,显然是指书法艺术的含蓄深蕴之美，要求笔墨之外的韵味。“离方遁圆”的说法后来也常常被用来形容“逸”之特征，如黄休复说“逸格”为“拙规矩于方圆”(《益州名画录》)。清恽格论画中“逸格”也说：“虽离方遁圆，而极妍尽态。” (《南田画跋·题石谷画》)
李嗣真在解释为何将钟、张、二王之书归入“逸品”时还用了不少形象的比喻来进行描绘，从中可以看出他对 “逸品” 的审美要求：
伯英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 又似沃雾沾濡，繁霜摇落。元常正隶如郊庙既陈，俎豆斯在；又在寒涧𫕵豁，秋山嵯峨。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黼其七采，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
李嗣真一方面用自然界或人事中一些超轶不凡的景象来形容“逸品”之书的奇姿逸态，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荒寒缥缈的境界，如“沃雾沾濡，繁霜摇落”、“寒涧𫕵豁，秋山嵯峨”、“缥缈而已仙”、“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等等，都给人以一种超尘绝俗的联想，与后世人们论“逸格”时重其高洁孤傲的品格与荒寒幽僻的情趣不无相通之处。
总之，李嗣真的标举“逸品”,在我国艺术批评与审美范畴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后代诗、书、画批评中“逸格”、“逸气”、“逸趣”等概念的形成起了先导作用，剖析李嗣真对“逸品”的认识，无疑对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