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文 | 和平运动与白崇禧主和 |
| 释义 | 和平运动与白崇禧主和尽管内战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国民党内主张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策略思想，在不同的派系中以不同的形态存在着。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崩溃，主和派开始抬头，逐步发展为一场“和平运动”。 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已经从国民党内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系，但他们同国民党内一些集团的联系仍相当密切。李济深在民革成立后，一直在进行策反活动，鼓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来反蒋，希望争取国民党内的多数，替代蒋介石，进而与中共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1948年夏，李济深曾与上海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联系，向中共中央转达：李济深、冯玉祥想利用美国国务院及司徒促蒋下台，由李济深和冯玉祥下令国民党军就地停战。据司徒雷登报告，李济深一直在策动成立联合政府，10月14日，司徒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李济深将军从香港发来一封私人信件，总领事馆已译成英文。信的大意是，他声称在以后数月中将宣告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据称，济深要求司徒雷登将此消息向美国国务卿转告，敦促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支持即将成立的新政府。”[1]李济深于11月2日回答美联社记者和《德臣西报》记者访问：“问：很多外国观察家以为中共势力日益强大，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李将军以为他们仍将组织联合政府否？答：我深信中共不会变更他们的政策。……一切决定于人民的公意，惟此事实言之过早，新的临时联合政府是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程序的……问：近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答：我认为南北朝的局面是不可能的，蒋政权的崩溃一定是全面的崩溃，因为这一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反对独裁的战争，一定是划时代的变革。”[2] 李济深原是桂系的老大哥，所以，民革成立后，他一直在策动桂系反蒋。据朱学范回忆：“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军事小组成立后，李济深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桂系军人，希他们认清形势，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来靠拢人民，就是唯一的出路。”[3]李济深虽然多次与李、白联络，但李、白正在与中共作战，未予答复。据白崇禧于1949年1月22日复李济深函说：“启汉同志带来手示，语重心长，至深感奋。禧对于革委会反帝反封建反独裁反官僚资本等革命主张，素表赞同，建立真正民主和平之中国，尤早具决心，只以过去处境困难，未能完成志愿。”李宗仁同日致李济深函则说：“去岁迭奉惠书，弟因处境困难，未获裁复，实深抱歉。”[4]结果，李济深希望“吾人已逐渐取得党中多数派之地位”,“吾人更深信在目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坚持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仍不失其革命领导地位”的政治目标[5],在事实上不能实现。民革并没有形成举足轻重的力量，李济深本人在中共争取下，于1948年12月27日离开香港，前往解放区，参加筹备组织新政协的工作。当李宗仁、白崇禧于是年底从事倒蒋活动，希望借助李济深的政治力量时，李济深已经进入解放区，开始接受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张治中鉴于国民党日趋溃败，企图补救，一贯主张和谈。由于当时战争十分激烈，他觉得恢复和谈一时没有可能，就希望从打开中苏僵局入手。1947年12月18日，他写了一个机密建议给蒋介石，“认为过去一面倒(亲美)外交政策，根本丧失独立自主之精神，不符合国家现实利益，建议排除‘美国吃醋’的顾虑，径向苏联提出派遣特使赴苏，以谋打开中苏僵局，并觅取解决国内问题的途径”。蒋介石当时也有打开中苏僵局的意向，要张治中从侧面进行。1948年1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H.B.Рошцн)回国之前，张治中曾和他有一次长谈。张治中表示：“在我个人的意见，中国应该采取善意的中立。既不联合美国对苏联作战，也不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怎样才能够使中国做到善意的中立？首先要做到中国内部的和平统一，然后才能消除一切足以妨碍中国善意中立的因素。怎样才能使中国内部和平统一？我认为首先要改善目前中苏的关系。就是要多方设法打开目前中苏的僵局，恢复在广东时代和抗战初期中苏间友好合作的关系。”为此，张治中也向邵力子、黄少谷、熊式辉、白崇禧、陈诚私下商谈和平问题。白崇禧同意张治中关于蒋介石失败业已注定的观点，同张研究“蒋失败后怎办？对于收拾残局不能不有一个准备”。6月27日，张治中在西安和蒋介石面谈时，再次力陈“要是这样拖下去，我们的党是一定完了的。现在已经看不出一点力量，因为大家忘掉了斗争的对象，只顾争权夺利，升官发财！党到了这步田地，可以说是已经完了的”。他认为：“现在在八年抗战三年内乱之后，国家元气大丧，人民痛苦不堪，政府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愿意以悲天悯人的态度，表示不愿再以战争解决问题，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首先主动停止战争。”[6]有人分析张治中的政治主张说：“张治中认为毛泽东可能成为中国的狄托，他具有祖国观念，与民族热情，想说服毛泽东能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国策上，成立国共两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国民党仍以蒋总统的力量为代表，共产党则以毛泽东的国家共产主义者力量为代表，不依附苏联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自力更生，共同对国际干涉主义者作战。”[7]这一评论不免多臆测之词，但这种思潮，在国民党统治区则相当流行。邵力子也是一位主和派，据说他甚至主张“无条件投降”[8]。他们是从对国民党政策的反省出发，主张和平，因此仍和蒋介石及国民党上层保持密切联系。 宋子文、孙科等人也活动过主和。宋子文主粤后，刘航琛曾于1947年10月间，策划和平统一大同盟，并作为宋的代表和李济深系统联络。宋子文本人也和李济深直接洽谈过。孙科在国民党军事崩溃之际，于12月20日组成内阁，未及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报告，即向外界宣布：“此内阁为一战斗内阁，将继续与共匪作战，直至获得光荣之和平为止。”[9]“我可以向各位保证，这不是投降内阁。”[10]他一面宣言主战，但又不能不谈所谓和平。据估计，“内阁极可能鉴于继续作战之无益，而决定和平……一般估计，共产党鉴于渠等之军事胜利，将要求国民党投降，此则非孙科所能接受者”[11]。民社党的刊物《再生》上发表社言《光荣的和平是什么？》对孙科的主张进行评论，他们认为：“今日祸变之来，不论站在任何立场，国民党皆应有深痛的责任感，在上者领导政权到这个地步，试问除毅然让退外，更有何术可谢天下？……共产党如果不愧对所揭橥的民主二字，则应绝对根据政协的基本原则，不以‘打到底’使人民陷溺至无噍类，而发扬坦白伟大的精神，以民生与国家建设为目标。”[12]回唱起中间路线的调子来。 此外，国民党政界，如立法院、监察院，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主张和平。 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倪青原、郭中一、刘不同等四十多人，分别上书蒋介石和毛泽东，“呼吁停战”。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吾人认为解救之道，惟有立即停止内战，图谋和平，政治实现民主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今日欲以武力建立一党独裁政权，固非世界潮流之所容许，而以武力保卫落后的官僚资本者，亦将为时代所淘汰。”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说：“先生及所领导之中共，倘以解救人民痛苦，增进劳苦人民福利为职志，则停止内战，图谋和平，此其时矣。吾人认为图谋和平之道，惟有以民族利益为重，实现民主主义之政治及社会主义之经济……倘计不出此，欲继续以武力作战到底，希图建立共产党一党专政之政权，则不仅与中共所标举之民主政治相背谬，且将造成人民更深之痛苦，空遗国家以莫大之忧患。”他们要求国共双方与自由进步的各民主党派和社会人士“重行和平协商，组织民主的多党联合政府”[13]。这个自居于中间立场的和平呼吁，受到蒋介石的直接抨击，蒋在8日的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演讲中说：“前几天南京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14]南京《中央日报》刊出社论《知识分子还在梦想和平》,指责刘不同等为“国际间谍”。而新华社电台广播也予以严厉地批判：“刘不同为国民党特务分子”,“要想保全反动势力。”[15] 国民党内真正有力量的非蒋介石系统，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领袖的桂系军政势力。随着国民党军事态势的恶化，他们也一直在考虑主和的策略，而且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据美国记者秘密报告，8月间，司徒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有如下的方案：“(甲)蒋总统亲自出来主持，发动党的革新，使自由分子跃居首要地位，产生了司徒所喜欢称呼的‘自由革命’。(乙)蒋总统对改革问题妥协，在这种情况之下，国民党中在李宗仁领导下的集团将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迫他退休，实施革新方案，并与共产党谈判。(丙)国民党政府将如石普勒(似为Philip D.Sprouse——引者)备忘录中所预测的分裂而成若干区域。”在同一报告中指出：“李宗仁与他的支持者，可能正在等待时机，届时便能以将领政客与学者所组成的强有力统一阵线，施加压力于蒋总统，要求他自愿让位于合法当选的副总统。”[16]济南失守以后，桂系的主和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此前，李宗仁自当选副总统后，变得无权无势，过起了悠闲的生活。10月间，他回到南京，在国民党政权的严重危机形势下，开始公开亮出和平的主张。 11月8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O.Edmond Clubb)向国务卿报告，据提供情报的人说：“徐州前线现在正受到威胁，这些政府军队的毁灭，将意味着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最后一线的黄埔系军事力量不复存在，而如果傅作义能够撤退，西部的权力将掌握在非黄埔系的手中，也就是在傅作义、白崇禧和西北马家军手中。南京政权以为不能忍受这样的打击，因为非黄埔系将军将成为非共产主义中国的支配者。那些人很可能一有机会就会向中共求和。”[17]司徒于11月10日也向国务卿报告：“上周，张治中致电委员长，敦促和平解决国共冲突。委员长将张召至南京。大概由于与委员长颇有交情，张抵南京后，即被授命向苏联大使谋求和平方案。张表示，虽商谈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将继续会谈。监察院副院长刘哲(原译为刘峙，误——引者)也与苏联大使馆进行了一次类似会谈。副总统李宗仁也倡议停战和谈，并声称委员长是和平解决的唯一障碍。”[18]司徒雷登在15日的报告中又说：“李宗仁上星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在长谈中的主要意思是，委员长继续留在这里，有悖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愿望。美国的态度对他有巨大的影响，他应该被告知，美国政府认为，如果他在军事上彻底失败之前，马上离职，并在国家和政府中让位给新的非共产党领导人，那将是对人民最好的服务。而这些新领导人需要美国明确的支持，这将使人们能从华南和西南取得真正的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以北。14日，副总统派了一个密使到我这里，重申他的看法，并确切地阐述了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如果任随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他指出，他将失去现在所拥有的，或者在委员长自动离开后可能获得的任何政治影响力，那么，他除了回广西老家之外，别无选择了。”[19]同一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葛宝德向国务卿报告了民社党的张君劢同他的谈话，并转交了张给马歇尔将军的节略。张君劢在谈话中说：“委员长必须离开，并且远离正在削弱的反共阵线，如果委员长从舞台上消失掉，那将在实际上加强这个阵线的那些领导人如傅作义和白崇禧的力量。如果委员长离去，只要美国继续援助，反共的将军们能够稳定军事形势几个月。这将使他们有可能得以实现和平。”在致马歇尔的节略中，张君劢指出：“如果美国不介意反对派对蒋介石的伤害，并且直接给予白崇禧将军和傅作义将军以充分的鼓励和有效的援助，并保证援助薛岳将军和张发奎将军，张将军尽管被蒋介石剥夺了指挥权，但仍能征召和组织军队，特别是广东的军队，这是能保证有效地运用美国武器的最后一条战壕。”[20] 此后，主和的人日益增多，尤其在湖北方面特别活跃。12月初，国民党候补中委、立法委员刘先云在武汉召集黄埔系、复兴社、三青团、国大代表、中央立监委员中赞成和平主张的三十余人，秘密誓约同心同德参加“拥李主和”运动[21]。大约在12月17日前后，白崇禧到南京同李宗仁会晤。他认为仗已经打不下去，早和早有利；要打开和谈局面，只有促请蒋介石暂避，因为共产党是不会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的。李宗仁也有这个看法[22]。 早在8月间，国民党的一位重要部长对美国记者表示：“在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所有日子中，没有像现在这样困难……可是，现在我们心中的沉郁却似乎已经无法摆脱了。人们对政府几已绝对的丧失了信仰。人人觉到大祸即将临头，人人都在坐待祸患的魔影的到来。在普遍的悲观情调笼罩之下人们争辩着指责着，但仍找不到出路，他们走向政府是为了个人的好处，而决不是全心全意去拥护它的。”[23]当币制改革之初，人们还对打击豪门资本存有一线希望。金圆券的崩溃和军事崩溃同步出现，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心彻底瓦解了。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据估计，1947年9月，在清华和北大学生中，约有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的人不愿意中国共产主义化。但是，一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感到沮丧，认为即使是共产党的统治，情况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不管怎么说，它或许会带来安宁和较好的生活。那些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的人，对国民政府一旦垮台将会出现的时局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24]这一切，构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内形形色色的主和运动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在军事崩溃、党内威信失落、党内各派和平呼声高涨的形势下，也不得不考虑引退，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观察形势的变化。据张治中回忆：“孙阁组成了，据他说曾先请蒋指示，蒋说：‘内阁组成之后，由你们去研究，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和平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的。’”[25]另据程思远回忆，12月4日晚，吴忠信即向李宗仁转达蒋介石要吴任总统府秘书长时的话：“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等到任务完成，去留由你决定。”十天后，蒋介石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见李宗仁，就蒋介石下野问题进行初步洽商，经过两次会谈，成立了下面非正式的协议：“(一)蒋总统为便于政策的转变，主动下野；(二)李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宣布和平主张；(三)和谈由行政院主持；(四)和谈的准备：甲、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其人选另行研究；乙、运用外交，特别加强对美、英、苏的关系，以期有利于和平的实现；丙、主动争取不满政府与主张和平的政治团体及民主人士，共同为致力和平而努力。……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正式发表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这是蒋介石准备下台的重要人事安排。据吴对李宗仁说，蒋介石下野的日期预定为一九四九年元旦，同日由李接任。”[26] 美国方面也在策动国民党牺牲蒋介石和中共和谈。10月23日，司徒请示，是否可以劝告蒋介石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其他人，其中一种选择：“我们可以赞成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某一位能够给国民党军队和非共产主义党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内战的政治领袖么？”但国务卿回答说：“美国政府不能自居于劝告蒋委员长退休的地位，或推荐任何中国人作中国政府的元首。”[27]这是作为美国政府的一种公开政策。而事实上，据顾维钧回忆：“(12月14日)据凌道扬说，在白宫讨论外交政策的那批人认为委员长应该让位，让其他人设法治理中国。他们认为只要委员长在位，他们便对中国无能为力。他们属意于李宗仁或任何其他人。他们并不十分反对委员长本人，而是反对他的亲属和周围的人。”[28]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曾对孙科表示：“一、美国政府希望蒋总统下野，二、希望新阁主和。”[29]司徒本人也对孙科说：“彼以美国大使之地位，虽不便发表意见，但以私人资格言，确实赞助和议运动。”[30]随着国民党军事的崩溃，美国不再愿意积极援助没有希望的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也持观望态度，“铁托主义者的假设，是国务院中国政策的基础”[31]。美国方面的政策是：“尽管谨慎地避免加以干涉，我们仍将随机地通过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利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之间，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国的其他派别之间的任何分裂，无论是在共产党组织的内部还是外部。”[32] 最后，国民党内倒蒋主和的活动，由在武汉地区拥有军事实力的白崇禧首先发难。 先是在武昌有一个“十人座谈会”,从座谈时事到主张和平。其中周杰等是省参议会议员，他们就在省议会里提出和平的动议，但第一次讨论时，意见分歧很大。白崇禧知道后，即对和平运动表示支持，于是，湖北省议会里的空气大变，原来倡议和平的几个人就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进行，省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在倡议和平的提案上签名。同时，白崇禧又派李品仙去见老同盟会员李书城，李品仙说：“这场战争是毫无胜利希望的，但蒋介石毫不觉悟，还要继续打下去。现在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武汉人民也是一样，如果本地士绅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各省人民将纷纷起来响应，可以凭全国人民的意志，强迫蒋介石停战言和。如他违反民意，则可联合各省军民迫令他辞职，由继任总统出来主持和议。”李书城即出面和周杰等主张和平的省参议员商量，请出德高望重的辛亥革命老人张难先，发起和平运动。李书城又应白崇禧的要求，到长沙和程潜联络，共同发起和平运动，联合倒蒋[33]。白崇禧在平时谈话中也声言：“国民党北伐以来的家业，都给蒋介石一人快败光了，难道他真要搞到家光业尽才放手吗？现在还保有半壁山河，真能与民更始，还有可为。”[34] 白崇禧于武汉运动成熟后，即派代表邓汉翔到南京见张群、吴忠信，希望张、吴劝蒋介石从速下野。22日张群、吴忠信进谒蒋介石，蒋表示：一、如欲其辞职，必须先有安国保民及不受中共欺诈之办法。二、继任者必须有切实准备，并须正式交替。三、对前方被围之部队，必须救援出险。果能如此，则其亦必甚愿辞职也[35]。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亥敬电，正式向蒋介石发难，主张和平： 白的这封电报是打给张群和张治中两人转交蒋介石的。据张治中回忆：“(白)同时在汉口宣称非蒋下野不能谈和，蒋应该让别人来谈。他意在倒蒋是很明显的，我和张岳军还约了吴礼卿三个人研究之后，认为姑不论白的用意如何，但军事大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确非下野不可，便拿了白电去和蒋谈，一连谈了十天，每天有谈一次或二三次的，最后蒋同意下野，由李宗仁继任。”[37] 当然，要蒋介石下野并不那么容易。但军事形势已经十分紧迫，解放军随时可以兵临长江。白崇禧电发出后，湖北省参议会也发出呼吁和平的艳电，要求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38]。30日，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通电响应湖北省参议会电，并要求蒋介石下野，以利国共和谈的进行。同日，白崇禧也再次致电蒋介石：“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39]同时，白崇禧且召集湘、鄂、赣、豫、桂五省参议会会长到汉口开会，成立“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制造民意的声势。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等也在南京制造舆论，主张和平，“(1)蒋总统下野；(2)释放政治犯；(3)言论集会自由；(4)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5)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并要“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承大任”[40]。为了加强力量，白崇禧还尽力争取过去的同盟者何应钦的支持。他于12月28日致电上海吴国桢转何应钦电说：“8165密亥回秘电奉悉。方今时局日趋严重，谋国端赖老成。拨乱反正，匪异人〈任〉。禧夙隶帡幪，当始终拥戴也。”[41] 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政势力，是国民党内一股有实力的地方势力，在历史传统上和蒋介石系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多次分裂和合作。在国民党军事崩溃之际，蒋介石系统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而桂系的军事力量，由于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针，尚无大的损伤。但是，他们的力量并不足以与中共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相对抗。他们为了不同蒋介石系统同归于尽，就希望通过逼蒋下野，与中共和谈，以联合政府的政治形态，保存自己及国民党系统的政治和军事势力，至少以和谈来赢得喘息的时间。但是，李、白的政治基础和政治魄力，从此后的事件进展中表明，显然不足以与蒋介石系统抗衡，他们的威望也不足以联合非黄埔系军政势力，事实上并没有形成前面所述的那种非黄埔系的联合局面。有评论说：“白健生的路线，无疑地是在尽量设法巩固桂系自己的实力与地盘，意图在将来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桂系始终成为不倒的主角。因此，白健生拉拢了控制着湖南和江西两省的程潜，也和一向在四川有着决定力量的张岳军表示了联系，这样桂系的力量除了本身已经控制的安徽、广西和湖北以外，又加上了湖南、江西及四川，这些就是桂系将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资本，也就是今日李代总统的有形力量。”[42]这种力量当然只是纸上谈兵。因此，桂系想在夹缝中寻找独立生存的余地，只是死中求活的一种勉强的努力。而且，桂系虽以李宗仁为首，但当时的军事实力掌握在白崇禧手里，因此，和战的决策又实际为白崇禧所操纵。危机的严重性，力量的单薄，政治经验的不足，都使白崇禧表现得十分浮躁。 蒋介石在其主力部队被解放军歼灭之后，要以现有的政治和军事形态，指挥对中共的有效抵抗，已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桂系要真正倒蒋实力并不充足。不过，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内的分裂，在他的一生中，再一次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决心“下野”。事后，蒋经国追述蒋介石的策略心态说：“甲、党政军积重难返，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牛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43]但这三条不过是事后的溢美之词，当前的政治利益，在于避开国民党内和美国方面攻击的锋芒，让主和派充当前台，等待主和派的失败，为自己重新集结残余势力、组织抵抗的前提。蒋介石毕竟比桂系有着更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基础。 这时候，中共的力量已经壮大起来，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对于国民党内以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为前提的和谈活动，早就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于中间派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也持严峻的批判态度。早在194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曾就国民党内的和平运动对党内发出指示：“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请蒋暂避，保持现状，维护正统，缩编共军，既不清算，又不惩处，成则可造成拉拢一切对蒋不满的地方势力及中间党派来与我们对立，迷惑人民，孤立我党，待机反攻；不成则退保粤、桂、川、滇、黔、康，在自卫口号下不许我军入境，表面上造成鼎足之势，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反动统治制造缓冲地区和后备力量。这是一箭双雕办法，不但何应钦、白崇禧这类人可以伪装反蒋，就连宋子文、张群、张治中、朱家骅这类嫡系都可以出头反蒋，其目的就在混入反蒋阵线，组织拥蒋力量。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之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拉拢之理。假如这个界限不分清，我们的反蒋统一战线必致为敌人钻入利用，不仅真正的反蒋运动不能开展，人民中的反蒋观念也会被模糊，对于推动革命高潮，开展反攻胜利是极端不利的。”就是对于李济深的反蒋活动，中共中央都持警惕态度：“我们根本不应对他们存什么幻想，相反，要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更是十分必要。因此，对于这类代表人物如过去的孙科现在的冯玉祥、李济深，都不应过分宣传，只能拿他们反蒋的话在必要的时候当作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来举例。”[44]不过，在后来1948年8月的指示中，毛泽东采取了对中间派更灵活的争取政策，强调说：“我们对于李济深、冯玉祥一类中间派人士的倒蒋活动，不要无分析地一概反对，而应告诉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我们赞成倒蒋是因为蒋倒之后对于解放战争的开展有利，而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有任何幻想。相反，应在人民中随时揭破美帝和反动派的阴谋，以免上当。望你们体会上述策略，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是为至要。”[45] 针对国民党内和平运动的发展，中共于12月25日以陕北权威人士名义，公布了蒋介石、李宗仁等四十三名战犯名单[46]: 蒋介石 李宗仁 陈 诚 白崇禧 何应钦 顾祝同 陈果夫 陈立夫 孔祥熙 宋子文 张 群 翁文灏 孙 科 吴铁城 王云五 戴传贤 吴鼎昌 熊式辉 张厉生 朱家骅 王世杰 顾维钧 宋美龄 吴国桢 刘 峙 程 潜 薛 岳 卫立煌 余汉谋 胡宗南 傅作义 阎锡山 周至柔 王叔铭 桂永清 杜聿明 汤恩伯 孙立人 马鸿逵 马步芳 陶希圣 曾 琦 张君劢 是年底，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地阐述了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他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他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抨击了以保存国民党军政势力为目的的和平阴谋，也严厉地批评了中间道路：“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道路’。”[47]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已经十分强大，政治路线已经十分明确，在未来国家政权的方针、路线问题上，已经不存在任何调和的余地，革命必须进行到底，不能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但是，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对中共的方针反应十分迟钝。他们总以为自己还有实力与中共讨价还价，而对战争的前途又缺乏信心，在这种矛盾的处境和心理下，对与中共谈判，建立如白崇禧所说的“对等”的联合政府存有一线希望。国民党各派系，当时已陷入了既不能战也不能和的困境而尚缺乏自知之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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