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西安的调解

蒋被扣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对事变双方进行调解。周恩来一行于12月15日离开保安，16日到达肤施(延安)城外。刘鼎奉张命乘机前去迎接，第二天(17日)把周恩来等接到西安。
周恩来受到张、杨的盛情款待，当晚就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张介绍了蒋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向和各方面的反映。张说：现在争取蒋抗日的可能性很大，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赞同张的上述看法，并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它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蒋虽成了阶下囚，但他的实力仍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从各方面考虑，对蒋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指出：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不会被日本侵略者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把蒋杀掉，势将引起更大规模内战，为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提供条件，这样将使中国的前途更坏。为争取好的前途，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道路，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这有利于发动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张、周17日晚会面时，商讨了迎击南京讨伐派军事进攻的部署。鉴于宋子文即将来陕，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民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2]
18日下午，周恩来会见杨虎城。周向杨通报昨晚他与张学良谈话的内容，阐述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与方针。杨原来以为中共与蒋打了十年内战，现在蒋既被捉，中共定会寻机报复，即或不立即杀他，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现在听到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他对周恩来说，他这次追随张发动西安事变，完全以张的意旨为意旨，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只要张和中共方面意见一致，他是无不乐从的。杨也向周谈了自己的疑虑：蒋将来是否抗日，是否不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进行报复，他不能不有所顾虑。周对杨的疑虑表示理解和同情，并作了解释：现在不但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蒋抗日，国际上英、美、苏等国也在争取蒋抵抗日本侵略。蒋现在除抗日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蒋参加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抗日的可能性更大了。至于蒋将来是否报复，这不完全取决于蒋，只要我们西北三方面团结一致，并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实力派；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并有强大力量，蒋想报复也报复不成。再次，这次如果没把握，也决不会轻易放蒋走。杨当时表示同意周的上述看法^[3]。周、杨会见时还商议了对付南京主战派进攻的军事部署、调南汉宸来西安帮助工作等问题，并取得了共识。
周恩来在西安还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中下级军官以及在西安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中共的和平方针。当他了解到在西安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党的和平方针缺乏思想准备情况后，19日在西安招待所找中共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徐彬如等谈话，给他们分析形势，传达和解释党的方针，引导他们认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阶级斗争应服从于民族斗争，共产党人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挽危亡。
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对促成西安与南京谈判并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