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地域文化的形成及特征

(1)吴越地域文化的形成
吴越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地域板块，是中华文化的地方化。它是古华夏文化与古吴越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秦代是吴越地域文化形成的肇始。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将王翦南渡长江，平定楚国，吴越地区从此纳入秦版图。在吴越国故地，秦设立了会稽郡。设郡以后，秦除设置官吏直接统治之外，还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如移民，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为防止“内越”、“外越”联合，下令将大越中心的越人迁徙到浙西、皖南等地，同时又将北方“有罪吏民”充军到南方，充实大越之地。又针对越地经济、文化和风俗比较落后，男女关系较为混乱的情况，始皇在前210年上会稽，祭大禹后，刻石立碑于会稽山上。《会稽刻石辞》特别重在“禁止淫泆”,宣告对寡妇改嫁、男女关系混乱、奸夫及弃夫逃嫁的女子，都必须实行严厉的惩罚。结果，吴越之地人口结构改变，汉人增多，中原文化在这些地区得到了更多的传播机会。
至于浙南的温、台、处等地，汉化较慢。秦统一全国后，东瓯王摇慑于秦兵的威力，主动向秦臣服。秦始皇在此设闽中郡，采用羁縻政策，未派官员、军队，仍由摇统治瓯江流域。这样，中原文化在浙南地区的传播就十分有限，瓯越人的社会组织结构、民情风俗遂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从而使浙南地区与浙北地区的文化差异进一步拉大。直到汉武帝平定闽越时，还有人上疏称得其地，不能设郡县。
西汉初，吴越之地是吴王刘濞的封地。刘濞借助吴越之地优越的自然条件，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即山铸钱，煮海为盐，一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刘濞还广延天下宾客，一时东南人文荟萃，出了枚乘、邹阳、严助、朱买臣等名人。惜这种文化景观根底不深，“七国之乱”后，便又衰落。在西汉一代，政府的经营重点在西北，对南方的开拓尚不太重视。武帝时，曾将关东贫民迁入会稽郡，约十四万五千人。还迁入了一些大族。但总的说来，吴越之地还很落后。司马迁到江南搞调查时，看到的景象还是“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局面，生产力水平低，商业不发达，阶级分化不明显，“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阶级分化不明显，自然也没读书人。而南方地势低，气候潮湿，北方人皆不愿到南方做官，所以，北方学术文化的向南传播极困难，本区自身文化的发展相当缓慢。
东汉时，北方人因避战乱，开始自动南徙。据记载，西汉时，会稽郡才22.3万余户，103.2万余口。到东汉时，增6.4万余户，15万余口，会稽郡也一析为二。这些新增人口，除自然增长外，多为移民。经济、文化也因此走出低谷，开始发达起来。吴、会地区，学风炽盛，“郡中争励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后汉书·张霸传》)。出了不少有名的读书人，如王充、赵晔、顾奉、虞翻、黄昌等。这大大促进了中原儒家文化在江浙的传播，本地的俗风陋习、思想观念得以大大改造。
六朝时期(222—557)是吴越区域文化大发展时期。主要的原因是北人的南迁，华夏政权的南移。秦汉时期，华夏文明的中心在黄河流域，吴越处在华夏文明的边缘区，故而进展缓慢。东汉末叶以后，中原板荡，北方人纷纷南下，江南局面改观。先是出现了一个由北、南方士人共同扶持的东吴政权，继而，整个华夏政权中心由黄河流域搬到长江流域，递历了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俗称“六朝”。六朝政权的建立，对江南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是一大转机，其影响是广大而深远的。首先表现为重视江南物质文明建设。此前，首都在北方，对江南的开发不重视。此期，江南成了六朝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自然重视经济建设。而北人的大量南移，增加了本地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为本地的土地开发创造了条件。物质文明建设的进步，带动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其次表现为中原文明的南移，推动了本地汉化进程。北方政权的南移，北人的大量徙居江南，把中原长期积累起来的一套精神文化统统带到了江南。六朝时期，黄河流域战火连绵，而长江流域则相对安定。承平日久，华夏文明在此生根开花，轻武尚文风气的形成最为典型。吴越之地，由于经济落后，保留的原始遗风较多，人民多尚武好勇。东晋以后，社会风气渐变。南朝政权尚文轻武，世家大族士大夫以文自居，卑视武事，多不肯屈志从戎，也耻与武门将子联姻。流风所及，连寒士亦耻谈武业。上行下效，吴越轻武尚文风气形成。唐初史家称“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气澄清，而道教隆洽”(《隋书·地理志》)。当年被北方人视为南蛮之地的吴越，到了六朝，诗书礼乐，俨然成了正宗的华夏文明中心，这是谁也想不到的。
隋唐时期，华夏文明中心虽又转移到了黄河流域，但江南后来居上之势不能阻挡。安史之乱后，经济、文化中心进一步南移。至唐后期，扬州成了长江下游经济最繁荣发达的城市，仅次于国都长安。五代吴越国时，“独不披兵”,“四方流徙，尽集千里之内”,杭州地位上升。
吴越地域文化的第二大发展期是南宋时期。北宋末年，中原战乱不已，金人南侵，北方汉人纷纷南移。史称“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八)。当时，北方人遍布吴越每一个角落。而定都杭州，则使浙江成为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极大地促进了吴越地区南北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本地区文化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读书风气更浓了。中原侨儒“裹书而来，卜邻而居”,使吴越穷乡僻壤也以读书为荣。而地近首都，科考信息灵，中举率高，又刺激了吴越之地的读书风。其次是南北民俗进一步融合。北方人的大量南徙，带来了北方人的一套饮食、服饰、语言、宗教信仰、婚丧嫁娶、四时节令习俗。这些习俗影响了吴越之地固有的习俗，而吴越之人，向有较强的消化外地文化能力。这样，久而久之，南北习俗杂交，产生了新的具有吴越区域特色的习俗。杭州话正是此期由吴语与开封官话杂交而成的方言。
到明清时期，吴越文化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2) 吴越地域文化的特征
吴越地区，在先秦，基本上是独立的越族文化。秦汉以后，国消失了，疆域概念越来越模糊，成了地区概念，后世也称江左、江东、江南。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吴越地区汉化程度越来越深。但由于言语、习俗的顽固性、连续性、兼容性，汉文化进入吴越地区时，往往会受固有的地理环境，吴越民族文化传统影响，发生变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中华大家族文化系统下的吴越区域文化。
吴越文化是一个十分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系统。它身上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尤有它独特的个性。它的个性，正是世人十分感兴趣的部分。那么，吴越文化的特征又是什么呢？ 又从哪些角度来概括吴越文化的特色呢？严明在《吴文化的基本界定》(《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3期)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公式：“吴地环境⇆吴人心态⇆吴文化特色”即“从吴人心态这一中介环节来观察吴地人文环境对形成和发展吴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进而分析把握吴文化的特色及其原因。”我觉得此法十分正确，它同样适合吴越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的研究。因为，历史也即外因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同一历史时期，各地之所以会“十里不同俗”,出现不同的文化现象出现，关键的一点是它的内因不同。所谓内因，是指不同的区域环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大众心态，习俗。心态即人的心理活动状态，它是最深层的文化心理活动。习俗是心态的外化，是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态度的外在表现。习俗制约人的思维模式与行动模式。不同的心态、习俗，便有不同的文化特色；相反，相同的心态、习俗，则会形成相一致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创造出同一特色的文化。可以说，习俗是区域文化最明显也最直接、根本的区别标志。心态不易掌握，但习俗能捕捉，所以，我们主张研究区域文化特色应从习俗入手。我们的思路是：环境→心态→习俗→行为(文化现象及其特色)。
习俗是多种多样的，有语言、有生产方式、有生活、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吴越文化》的介绍，正是按此框架设计的。也许，从习俗入手介绍，更能帮助人们理解吴越地区的种种文化现象、文化特色。(本节参考《浙江文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