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吴泰昌《红红的小辣椒》 |
释义 | 吴泰昌《红红的小辣椒》一九四六年春天,我从江西回到故乡当涂,开始上小学。两年后,母亲到县东北角一个偏僻的镇上教书,我也随着去,那年我十岁。记得是一个冬日的清晨,我们吃完早饭就动身。过了北门石拱桥,尽是山路。从小在江西逃难,白天黑夜翻山越岭,我走惯了山道,稚嫩的小脚过早地生起了一块块硬茧。可那山,是真正的山,绿荫覆盖的山,一片葱茏,逗人乐趣。春天,挖竹笋,采野果,摘几朵不知名的小花,黄的、紫的、红的、蓝的、白的,送给伴侣。秋天,满山的毛栗子,个头虽小,味道香甜。起初我不会采摘,小手被刺得鲜血直滴,后来学会了先用鞋底拍打。我的童年是在崇山峻岭的摇篮里度过的。我爱山,爱山中的树,山中的溪涧,至今我还怀念那绵亘百里的深山——谁会相信,我亲眼见过活生生的大老虎,会吃人的大老虎! 眼下,我跟着母亲走过的这一个又一个濯濯童山,丝毫没有那美妙的一切,稀疏的小树,黄土一片,几只山羊在觅食,枯草在风中抖……三十里地,越走越长,冬天日短,太阳早落山了。在夕阳微光的拂照下,远处,黑憧憧的一片泛起灰白色,这就是我要去的霍里镇。母亲催我快走,我拔了拔不合脚的球鞋,加快了步伐。 小学校在镇边,门前有一个大塘,水位一年到头低落,淘米、洗衣要蹲在石头上深深弯腰。校舍是一座祠堂改建的,空旷、寥落。夏天凉快,山风呼呼吹来,蚊子多,但风大停不住脚。冬天冷得很,手冻得像胡萝卜,红肿着。晚上进被窝,腿蜷缩着,一夜也难于舒展开。我熟悉的几位小同学,都比我穿得单薄,既没有我戴的破手套,也没有补过的线围巾,但他们对严冷惯了,并不怎么在乎。看着他们在风雪中那副自在的样子,有时为了逞能,我也故意拣冷地方呆着锻炼自己,渐渐地,我也不那么怕冷了。 我的一位好同学,家在与学校贴邻的一个山坡上,孤零零的一座茅草屋。我下午课后常去找他玩。为了挡风,他家的门常关闭着。他的父亲是一位严师,更是一位严父。下午他放学回来,必须背会几个英文单词,才能被准许外出玩耍。我每次去,常常在门外等着,脸贴着大门,眯着眼向缝隙里张望。山头上的风越来越大,吹个不停。我踩在积雪堆上,雪花飘洒满身,我也快成了雪人。当屋内“A book”的诵读声止息,大门启开,他便会敏捷地窜了出来。他获得了自由。我们紧紧抱着,在雪地里打滚,在山岗上漫跑。夏日天黑得晚,我们喜欢去小街转转。店铺陆续上门板了,张家布摊子父子装好担子,正踏着暮色回家。卖吃食的小摊这时则活跃起来。这座小镇产山羊和湖鸭。羊糕是这里冬天的一道名菜,从清早卖到燃起煤油灯。当年吃羊糕时那种鲜美的味道,今天已经回想不起来了。盐水鸭四时皆有,南京、芜湖的盐水鸭闻名全国,这里离这两个大码头都不远,做好盐水鸭不难。至于它们之间有何区别,我未作过比较,不得而知,只记得家乡的盐水鸭嫩,不肥。这条几十米长的小街有三四个摊子卖盐水鸭,长桌上放着几个大盘,盘子里整齐地码着七八只鸭子,无一例外;每只鸭尾部都插一个红红的小辣椒,尖头朝上。从上午卖到晚上,常常还有剩货,绝少有人买得起一只整鸭。如果哪天有人真买了整只的鸭,肯定会引起沿街百姓的注目。通常,一只鸭总是被几人或十几人零打碎敲地肢解掉,尾部那红红的小辣椒也无一例外地被主人留下,用来插在另一只鸭子上,好似要使这狭窄灰暗的街面上保留一点红色。那时候,我常爱在鸭摊前看看,慢慢地,那红红的小辣椒像是插到了我的心田里。这座小镇,黑瓦灰墙,不像徽州一带皖南山区黑瓦白墙,蒙蒙细雨,早晚炊烟浓厚,渐渐扩散开来,将方圆几里的太空染成灰色一团。我不是考古学家,也不熟谙风土习俗知识,不知在留下我童年足迹的这个地方,何年何月始,做鸭子的师傅天才地创造出这富有诗意情趣的一招,至少给如我生活在这阴冷灰暗日子里的幼小心灵留下了一点暖色。 记得有一次,远房的一位亲戚特意从外地来这小镇看妈妈。晚饭的菜端上桌了,妈妈叫我跑上街去买点熟菜。我将一只蓝花大瓷碗放在王家鸭摊上。王老头是镇上祖传的做盐水鸭名手,他望望我这小不点个儿,又再次翻了翻从我手中接过来的钱,然后斩了大半只鸭子,替我在碗里排得整整齐齐的,上面一层全是好肉,浇了三匙卤汁。我眼巴巴地盯着剩余半只尾上插着的那个红红的小辣椒不肯走。他笑着说:“好,给你这个。”他将辣椒拔出来,插在我的碗里。我高兴得用双手捧着大碗,慢慢地走,一步一步地走,下坡上坡,怕将这树立着的红红的小辣椒碰倒。舅舅见我端碗的那副认真劲儿,看看碗里一点红的鸭子,也新奇得笑了。 我至今想不通,在那个小镇里,这么点鲜活的红色怎么会使我长久留下记忆。小时候,我在山里见到的,玩过的,吃过的五颜六色的野花果太多了。四月的江南,一望无垠的金黄金黄的菜花够耀眼刺目,它的折光使附近的房舍也多少涂上了点金色。我乍回当涂老家,一眼见到天井一角有棵天竺,上面缀满了点点红珠子。这是我在江西山里不曾见过的。除夕夜,准备年饭,姐姐摘了两粒天竺珠子,嵌在一条大鳜鱼的眼里。这条眨着红眼睛的鳜鱼,先被端正地放在祖先牌位前,祭祀后又被转移到大圆饭桌的中央。我回家乡不久,不懂得乡规、家规。妈妈不断帮我拣菜,叫我少吃饭,多吃菜,说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的家乡菜,今晚要吃足。哥哥给我拣了一碟蚕菜,俗语八宝菜;姐姐给我挑了个大肉圆子和精巧巧的蛋饺子。我目光注视着那条大鳜鱼,那对红眼珠子仿佛在向我挤弄。我将筷子伸去戳鱼肚皮,被妈妈用手将我的筷子打掉。我吓呆了,见妈妈生气,急得哭了。事后姐姐告诉我,这是条吉利鱼,象征年年有余,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顿顿饭要端上来端下去,过了十五才能由大人先动筷子。妈妈不是舍不得让我吃,是怕破了吉利。马上家里几个孩子开学,要交一笔学费,妈妈正为筹措这钱犯愁呢。听了姐姐的一席话,我哭得更伤心了。那对红珠子,就这样带着哭声被筷子戳在我的心里了。 联想有时是有轨迹可寻的,有时真有点莫名其妙。我想,插在鸭尾上普普通通的一个红辣椒引起了我如此兴趣,是否与鳜鱼眼里那颗天竺红珠子的转动有关系呢? 母亲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小块菜地,种了冬瓜、小青菜、豇豆,也有几行辣椒。我每天浇水,突然发现有几棵上挂着小小的红辣椒,清晨或黄昏,远远望去,恰似野地里燃烧着的一根根红蜡烛。 一年后,母亲离开这个小镇,我也跟着她。从此,三十多年,再也没有回过这里。近两年,有时出差,偶尔能路过当涂。南京开往芜湖的火车站多,本来就慢,当它徐徐地驶入慈湖,我望着十几里地远处,童年我呆过的那个地方,想象着王家小摊鸭尾上的红辣椒,我渴望知道它今天的变化,而滚滚的车轮又将我与它拉远了。
1983年11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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