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居上 神伟逸而独立：楚乐之源及其他

荆楚音乐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其涵盖面实际上十分广阔，从历史上看，它曾跨越数个省区之疆域。不过，由于江汉平原地处古楚腹地，此地区又特别集中地展现了楚文化的特色，所以人们就常以江汉平原音乐来指代楚乐。
在华夏艺苑中，楚声是一丛迟开的奇葩。与中原音乐相比，楚声可谓后起之秀。中原得文明风气之先，最早栽培出青铜时期的艺术花蕾。大约在商代的中期，南方也步入了文明时代。楚声虽较晚起，却是后来居上，傲世而独立。究其原因，首先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部族形成史相关。在远古时期，荆山是一片荒凉的处女地。荆楚部落形成之前，经历了两次外族集团的大迁入过程。这两次移民集团都带来了大量北方文化因子。
第一次是远古时苗族先民的迁入。据历史学界研究，苗族先民是远古九黎蚩尤集团的后裔，曾居住于黄河流域下游和中原一带，与黄炎华夏集团三战于冀中，终被击败，幸存者南逃到江淮荆楚而与土蛮相结合，组成三苗集团，成为江汉原居民的重要成分，其时“距今四千年前后”。(参阅《苗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第二次是𦬒姓楚人部落的迁入。据《史记·楚世家》载，𦬒姓楚人在夏商时应为中原族姓之一，西周晚期，其前锋进入江汉平原，与当地居民相处甚洽。
另一方面，楚人进入江汉平原后，又不断实现自身的蛮夷化，与当地原居民融合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荆楚部落。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据战国时人说，三苗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这就颇清楚地指示了荆楚部族构成的大致情况。由此可知，荆楚部族是一个复杂综合体，它主要包容了土著、苗族先民、楚人三大部分，苗、楚先后两次迁入，都带来了大量北方文化因子，这是荆楚文化特异色彩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伟大的艺术都是多源的，后来居上的艺术更是如此。楚声虽然独立，但并不遗世。汉藏语系的四个语族，在先秦已有雏型。四者相互接触、穿插、交流、融合，其中心在江汉平原。到春秋时期，江汉平原已是楚国的腹地。由此，楚人得以广揽旁收来自四方的文化因子，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为楚声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优良的生态环境。事实证明，楚人的文化尽逢天时地利。在立国之前，早已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染。立国之后，又兼受江汉土著文化和周邻蛮夷文化之熏陶，由此在一个十分恢宏的视野中，楚艺术一开始就拓开了广阔的道路。
荆楚音乐的形成是多源的，多源导致了它的博大。
楚声的主源是商周中原音乐。仅以乐器为例，在众多楚器中，编钟编磬可谓翘楚，然而，早在西周，中原已有了编钟编磬。如果没有中原艺术的引导，后起的楚乐或许举步维艰，难成大业。
楚乐与中原音乐之区别，还在于它有众多的旁源——边裔乐舞。边裔指与楚相邻的那些被统称为蛮夷的民族：东南之扬越，中部之楚蛮，西南之巴人。如楚国的大武之乐，流行于郢都的通俗歌曲《巴人》,当是由巴人传人的。又如楚辞，也曾受扬越民歌和楚蛮民歌之影响。《越人歌》有云：“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九歌·湘夫人》则云：“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两者可谓异曲同工。前者是鄂邑的一位扬越船夫所唱，年代应早于后者。《天问》这首怪诗，上起遂古之初，下迄当时之事，叠问一百七十余次，而充满神话传说色彩，其体裁与苗瑶语族的古歌史诗颇为相似。屈原到过鄂邑及洞庭湖一带，很可能听到扬越和楚蛮等“南夷”民歌之演唱，受到启发，才有《九歌》、《天问》之奇构。
多源成其博大，融通创造又成其独特与精深。楚人出于其堪称传奇的特殊遭际，素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探索性，当其国势渐强之时，便会激发出强烈的艺术创造欲。事实证明，楚人既善于兼容他长，更热衷于改作和独创。不妨仍以乐器为例，楚之乐器多而精，连中原也不能望其项背。就拿编钟来说，中原固然使用在先，但无论从每套钟数、性能、音质或从工艺、铭文上看，楚钟均优于中原。仅此一端，即可证明楚乐是富于创造性的艺术。
楚人立足并热爱自己的艺术传统，他们对外来艺术因素取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但绝不生搬硬套，机械模仿，而是按自己的审美观予以新的改造和发展，将其熔为一炉，化于一体，从而创造出别具楚风神韵的音乐形式。
恢宏的开放性、新奇的独创性，两者加在一起，当是楚人创造艺术的本质所在。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已而独创一格，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地利巫风，这就是楚乐能够后来居上而独立傲世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