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国石珠演义

题 “梅溪遇安氏著”,三十回。耕书屋刊本，首澹园主人序，署“庚申孟夏”,庚申疑为乾隆五年 (1740)。

《三国演义》的续书，除了题名为“续三国志”的《东西晋演义》之外(两晋为三国历史之自然延续，称《东西晋演义》为“续三国志”,固无不可，然终觉牵强),真正称得上是《三国演义》续书的有两部作品，一部是题“西蜀酉阳野史编次”的 《续编三国志后传》,凡十卷一百四十回，书成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另一部就是我们这里要着重介绍的梅溪遇安氏的 《后三国石珠演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 “后三国”为题的 “续书” 的产生，完全植根于广大读者对于《三国演义》的共识，尤其是植根于《三国演义》结局造成的极端失望和不平的心绪，他们把这种结局看作是邪恶战胜正义、权诈战胜忠良的悲剧。毛宗岗说： “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则始皇不可以比汤武，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则武帝岂足以比高、光？” 又说： “三国以汉为主，于汉之亡可以终篇矣。然篡汉者魏也，汉亡而汉之仇国未亡，未足快读者之心也。……至于报复之反，未有己时。禅、皓稽首于前，而怀、愍亦受执于后； 师、昭上逼其主，而安、恭亦见逼于臣。西晋以中原而并建业，东晋又以建业而弃中原； 晋主以司马而吞刘氏，宋主又以刘氏而夺司马： 则自有两晋之史在，不能更赘于三国之本矣。”《三国》由于题材的限制，不容许写到刘裕之灭晋，并将它处理为替刘氏报复之举，而《东西晋演义》则似乎完成了这一使命，这也是它所以称“续三国志”的缘由。但是，刘裕虽自称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后，但他并未以复兴汉业为己任，仅以其刘姓而褒扬之，似亦失续书“后以续前”或“后以证前”之本旨。所以，“后三国”的作者要另辟蹊径。有趣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刘渊。
刘渊是新兴(郡名，在今山西太原市北)匈奴人冒顿后人。“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刘渊不但姓刘，还自觉以刘备、刘禅的继统者自居。公元304年，他在即汉王位时说：“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这些，都使刘渊成为 “后三国”作者所中意的人物。尤为重要的是，刘渊对于汉室兴衰历史的追溯，与《三国演义》的基调是完全一致的，《晋书》卷101载他的话说：

……自和安已后，皇嗣渐颓，天步维艰，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肄其猖勃； 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

刘渊把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看成是“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亦即向司马氏报仇雪耻的大好时机，他所喊出的 “吾所欲除者，乃司马氏耳” 的口号，最能引起千百万《三国演义》读者的强烈共鸣。刘渊就此被推为重兴汉室的英雄，作为天命以及正义的化身，去处罚那逆天的邪恶的司马氏政权的。
当然，刘渊与“汉室”的联系，也是纯属人为的，一旦进入小说创作过程，就必须首先在虚构方面下功夫才行。虚构，一般可分为“以假乱真式的虚构”和“幻想式的虚构”,表现在两部 “后三国” 的创作上，就是 “人事之虚”与 “神怪之虚”的区别。《三国志后传》走的是从人事上牵攀以进行虚构的路子，它把刘渊说成是梁王刘理的儿子刘璩，后改名为渊，刘曜则是北地王刘堪的儿子，北地王哭庙自刎，死前将刘曜托付给刘渊。刘渊兴兵讨晋，建都立国，称“炎汉”,得到了诸葛宣于 (诸葛亮之孙)、关防、关谨 (关公之孙)、张宾 (张飞之孙) 的辅佐。而石勒被说成是赵云之孙，原名赵勒，后为石黄收为义子，改名石勒。全书洋洋一百四十回，写得十分热闹，但作者自己也承认：“书固可快一时，但事迹欠实，不无虚诳渺茫之议”,只能算作“乌有先生之乌有者”。《三国志后传》之所以不免“百无一真” 之讥，原因就在于它是用生编硬造历史人物的血统关系来牵合所要表达的 “泄万世苍生之大愤” 的主观情绪的缘故。
《后三国石珠演义》却不同，它是以虚幻悠谬的神仙灵怪介入真实的历史事变，来处理“泄愤”的主观愿望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矛盾的。中国人之写史，虽向以 “信史”相标榜，但总不免要掺入神怪的成分，如 《史记·高祖本纪》之载“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声，遂产高祖”之类。降及历史演义，《三国演义》向称“七实三虚”,其中如管辂知机、左慈戏曹、玉泉显圣、诸葛禳星之类，都属于幻想式的虚构。到了《封神演义》,神怪成分扩大，不仅哪吒的三头六臂，杨戬的七十二变，土行孙的入地，高明高觉的千里眼顺风耳，无不怪诞超凡，而且神怪的势力，分别纠合成了阐截二教营垒森然的大系统。但《三国》也好，《封神》也好，都是在史的、亦即在人事的大框架中，引入了神怪的成分，神怪始终居于从属的地位，是作为史的、人事的必要的补充形态而存在的。《后三国石珠演义》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小说的书名中，包含了两个主词，一曰“后三国”,一曰“石珠”,石珠是小说的主角，也是“后三国”的局面所以酿成的主要动因。小说写潞安州发鸠山的东南，有一翠微壁，“那石壁高并青云，因得日月精华之气，故彩色射人，不尝闻里面有仙乐之音，每每放出霞光万丈，黑夜如同白昼。忽然一日，风雨大作，霹雳震动山谷，云中闪闪，落下冰雹，犹如滚珠，甚是惊人。少间，风息雨止，只见豁喇一声，竟似天崩地裂之状，霎时间，那石壁裂开，内中走出一个美貌女子来。”与孙悟空之为石头变化不同，石珠原来是上界一位仙女，偶有思凡之念，玉帝察知，将她降于尘世，又恐其迷却前因，故不受于民胎，而乃幻出于石壁。石珠到了世上，第一个念头就是：“吾今既生人世，也要做些事业”,这一朦胧的建功立业的志愿，经真人吴礼赠以天书，并教其“辅佐神霄，共成大事”,又得侯有方、稽有光等异人相助，指出“目今晋室将衰，中原扰攘，正吾等立功之秋”,遂形成了确定的目标，于是建立旗帜，招纳四方豪杰，攻下晋阳，自为赵王，直至打破洛阳，建立殊勋。但从全书的结构看，石珠只是小说所着力描摩的英雄刘弘祖的陪衬，所以当真人吴礼前来责备石珠不该贪恋红尘时，石珠顿时大悟，将宝位传于弘祖，复归于那虚无缥渺的上界。
刘弘祖 (即刘渊，字元海) 是于史有征的人物，小说却将他写成是天生神儿：

一年前，(龙门山)山顶之上不知何故，忽然滚出一个肉球，约有小斗大，在树底下滚来滚去，圆转不定。有几个人看见了，以为奇事，要去拿他，那知此球见了人来，便寂然不动，竟陷入泥底。看的人一发惊怪，百般的打他，竟不能动损他分毫，只得大家罢了。谁知此球陷入泥底，每到了黄昏清早，便有神光透出，或时有几百十只老鸦，飞鸣盖覆。

后来有刘员外过此，那球渐渐顶了起来，被刘员外取回，途中经梓树林古庙避雨，将肉球放在神橱内，忽一声霹雳过去，神橱内传出呱呱哭声，原来肉球已化生为一俊秀孩子。此一故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关目： 一、肉球化生。小说中刘员外曾以西汉时夜郎在水边拾取肉球，生出一男，受了汉家爵禄，直做到巴蜀郡王为例，说明 “天地间奇怪之事甚多”,不足为异。按《后汉书》卷116《西南夷传》载：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乃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刘员外所云，或即本此传说。总之，“天生神儿”,或从竹中产出，或从桑中产出 (后回云 “伊尹生于空桑”),或从肉球产出，而所谓肉球化生，又系卵生的一种变形。《三遂平妖传》 中的蛋子和尚，亦为从卵化生而成。二、“老鸦盖覆”。《诗·大雅·生氏》写姜嫄生下后稷之后，“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据萧兵先生的研究，基于对太阳的“光明崇拜”而产生的太阳英雄神话，其太阳族的英雄往往是卵生的，而且往往要经历被弃的磨炼与考验，那么，此书中的刘弘祖，则确确实实够得上一名太阳族的神话英雄的标准了。小说中如许怪诞的描写，在史籍中也不无根据，据《晋书·刘元海载记》,元海母呼延氏 “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髻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 ‘此嘉祥也。’ 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 ‘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 ……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小说将吞卵 ( “日精”) 生子型故事衍化为肉球 ( “卵”) 生化型故事，要之亦不出太阳族神话英雄之模式，唯将“左手文有其名” 易为 “掌内有 ‘神霄子’ 三字”,又通过第二十二回刘弘祖游熊耳山神霄祠，方明白自己是淮南王转世，“当年汉文帝时节，有个淮南王，平日专好游猎，养的有一鸦一鹊，极有灵变，能知淮南王的意思，要长就长，要短就短。后来淮南有罪自杀，那鹊儿也就撞死，只有那鸦儿飞到此处。乡村人家，每每有什么患害，那鸦儿就口吐人言，前来报知，乡人感他的意，究其详细，遂鸠工建庙，塑立淮南王神像，并塑鸦鹊在傍。”这就从另一角度解释了鸦护肉球的出典。及刘弘祖长成，就有一位心中 “那一刻不曾寻见” 的道人送来一只石鹊(显然是淮南王之鹊儿所变幻),而石鹊飞起，又引得晋阳豪客段琨掘出地下石匣中刻有 “龙泉神剑，属平阳刘弘祖”字样的神剑，还为之招得石季龙、慕容廆、呼延晏等一班豪杰一齐投奔刘弘祖。小说写石珠、刘弘祖之出世，不是为了参与现实斗争的某一方，去助有道、伐无道，而是从神怪的世界出发，将历史上曾有的以匈奴族刘渊、羯族石勒等反晋斗争，说成是天降神儿，作为现实政治的对立面，主动地介入人的世界，代表着天命和正义，去诛除暴虐和邪恶，表现了主动改造历史，主动改造天下的气魄。
《后三国石珠演义》也没有放弃从人事上进行虚构的权利。它从漫长的中国历史序列中，“专从《通鉴》 中三国时受魏禅称帝之际演成一帙”,作者时时都在提醒读者： 他所写的是一部历史小说，如第十一回叙石珠闻司马伦作乱，废了惠帝，遂听众臣之议，即赵王位，“改元光初，……养石勒为从子，时石勒方十一岁”,又点出 “其时正是惠帝太安元年夏四月也”。第二十回叙司马越毒死惠帝，立太弟炽即位，号孝怀帝，又交代：“时惠帝光熙元年七月也，即怀帝永嘉之元年也”,行间夹批曰：“推本正史。”这些地方，都仿佛能给读者一个“忠于史实” 的印象。其实，只要细按一下，就可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太安元年为公元302年，而“光初” 则是后赵刘曜的年号，为公元318—329年。又石勒死于咸和七年(332),时年六十，则太安元年(302) 时，石勒已三十岁矣。惠帝之食饼中毒，死于光熙元年 (306) 十一月，次年 (307) 方为永嘉元年。可见 “推本正史” 云云，不过是一种障眼法。从全书的时间表来看，许多大事是完全靠不住的。比如，书中那位极重要的人物琅琊王司马觐，早在太熙元年(290) 已死，时年三十五岁，根本不曾活到小说所写的八王之乱以后。小说之所以要把司马觐的故事推后，除了要在残忍、险毒的八王之外，塑造一位比较正直忠贞的王室成员以为对比，并借他的悲剧结局以映衬晋室政权之腐朽不可救药之外，还由于要把 “夏后妃绣床半臂” 的缠绵曲折的故事编织进情节之中，并暗示以后东晋之偏安，实已 “以牛易马”,司马氏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在历史上，刘渊的真正谋主是刘宣，故持荷尊宠，军国内外，靡不专之，但小说中只给他一个 “镇军大将军” 的职位，变成一个次等角色。刘元海营垒中的许多大将，如慕容廆、石季龙、齐万年、李雄、姚仲弋、李暠、沮渠蒙逊、赫连勃勃等，都是史上有名的人物。其中慕容廆，永嘉初(307)自称鲜卑大单于，其子慕容廆，333年为前燕文明帝； 石季龙，实为石勒从子石虎，为后赵武帝，《晋书》出唐人手，因石虎名犯唐之太祖李虎之讳，故称字曰季龙，小说写石珠养石勒为从子，年方七岁，石季龙却有二十岁，实为不伦； 齐万年，元康六年(296) 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后被孟观所擒； 李雄，永兴元年(304)即成都王位，号成(汉),刘渊亦于同年即汉王位；姚仲弋，史号作姚弋仲，乃后秦昭武帝姚苌(384—394在位)之父；李暠，公元400—417年为西凉武昭王；沮渠蒙逊，401—433年为北凉武宣王；赫连勃勃，407—425年为夏武烈帝——以上诸人，多是十六国中前后相继的领袖人物，李暠、沮渠蒙逊、赫连勃勃之登上历史舞台，更远在刘渊一个世纪之后，由此可见小说移花接木之手段。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真正和刘渊有关系的是王弥，但又作了根本的改造。据史载，光熙元年(306)王弥帅家僮从惤令刘伯根反，伯根死，王弥亡入长广山为群盗，次年，自称征东大将军，寇青徐二州。永嘉二年 (308) 五月，王弥“入自辕， 败官军于伊北， 京师大震，宫城门昼闭。 壬戌， 弥至洛阳， 屯于津阳门。诏以王衍都督征讨诸军事，北宫纯募勇士百余人突陈，弥兵大败。乙丑，弥烧建春门而东，衍遣左卫将军王秉追之，战于七里涧，又败之。弥走渡河，与王桑自轵关如平阳，汉王渊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会曰： ‘孤亲行将军之馆，拂席洗爵，敬待将军。’ 及至，拜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也和小说所写完全不同。小说既以历史演义为招牌，势不能不多用历史人物以入书，但刘元海也好，石季龙也好，慕容廆也好，齐万年也好，对于后人来说，都是相当古的古人了，一班读小说的人，只图取悦于一时，又有谁去一一考证呢？总之，《后三国石珠演义》 由于同时大胆使用了从人事上虚构的权利，所以仍能给人以历史小说的大致印象。
作为《三国》的续书，《后三国石珠演义》的作者，力求使自己笔下的人物逼似《三国》中同类形象而又有所发展与丰富，就中“弘祖仁慈慷慨；慕容、石、段、义赛关张； 稽德、有方，不殊诸葛”,最有《三国》之韵味。
刘弘祖是以昭烈(刘备)的继承者自居的。他既要达到光复汉业的目的，又要不失“仁慈慷慨”之秉赋，由此构成了刘弘祖形象中最本质的特征。当石珠起事之初，面临着一个是先攻取晋阳、创立基业，还是先讨贾后、挟天子以定四方的战略决策，刘弘祖道：

大丈夫作事，当磊磊落落，如星月之皎。司马氏欺人孤儿寡母，窃取天下，今其骨肉相残，乃理之当然，何足深怪。我等行事，正当效汉高光武，自立基业，何必如曹孟德所为，挟天子以自重哉！

其时贾后鼓孽宫闱，得罪天下，起兵伐之，谁曰不然？但刘弘祖并不赞成为达报仇雪耻之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做法，他鄙夷曹氏司马氏之欺人孤儿寡妇、窃取天下的行径，表现出一种磊落豪爽的气概，这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提出 “正统”、“闰运”、“僭国”的观点，并说，即便是正统的唐宋，“得天下之正不如汉”,因为李渊之“称唐公，加九锡，以蹈魏晋之陋辙”,赵匡胤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都不如“高帝以除暴秦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光武以诛王莽而克服旧物，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之正。“正统”、“闰运”、“僭国”之别，不能一概视为迂阔之论，它至少同 “成则为王败者贼”的不分是非的实用主义划清了界限。
刘弘祖得天下之正，还表现在正确处理同石珠的关系上。石珠出世，真人吴礼授天书时就明嘱其“佐神霄共成大业”,其后，石珠又两次要让刘弘祖为主。第一次是兴兵之初，石珠要尊刘弦祖为主，听他约束，刘弘祖道：“强宾不压主，我等原为慕义而来，要立殊勋，岂可并无寸效，竟自为主？况石姑兵强人众，物望归心，我等聊备驱策可也。”第二次是攻下晋阳之后，众将力劝石珠为王，建立国号，石珠却道刘弘祖“英名盖世，正当其位”,刘弘祖道： “上下之分已定，谁敢异心？元帅莫要只管推让，冷了众人的心！”石珠又提起吴礼的话。刘弘祖却道：“荒谬之言，何足深信？”仍然拥戴石珠即了王位。后刘元海游神霄祠，已知自己系淮南王转世，处世却愈加恭谨小心。侯有方颇知天命，谓刘元海“日后有南面之分”,弘祖道： “军师乃是异人，岂有谬言。但为臣子者，不可因是而萌异心。纵天命有在，亦当鞠躬尽瘁，俟其自至而已。”有方赞道： “愈见元帅忠义之心，非常人所可及也。”夹批云： “与孟德身分不同。”直至功成之后，石珠经吴礼点醒，将宝位传于弘祖，弘祖方才登极。这种全名节、识大体的忠义之心，确非曹氏、司马氏所能望其项背。
三国之时，刘备揽人才，求贤若渴，以得 “人和”著称。刘弘祖也十分重视人才。往征洛阳途中，经邺都地区，访知守将是乌桓，说： “吾闻乌桓乃当今第一个豪杰，为人极有信义，我久闻声相思。且其言语举动，向推服于四海，信为我辈之同志。今吾与之交兵，必非所幸。我当轻身下礼，说彼来归，洛阳不足定矣。”便脱去戎装，三骑前往城下。乌桓见其相貌非凡，从者都是将相之器，开门相见，互道仰慕之情，终于说服乌桓归顺。乌桓本民族名，《资治通鉴》晋纪八载：“乌桓张伏利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刘)渊屡招不能致，(石)勒伪获罪于渊，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结为兄弟。”小说据此虚构出乌桓及其爱女乌梦月的故事，可谓独具匠心。“英雄自古爱英雄”,刘弘祖汲郡一战，生擒陆机，因其才名盖世，劝其归降，陆机心如铁石，不肯屈膝，刘弘祖犹惜其才，不忍加诛，竟令去其绑缚，放他回家，李雄谏道： “陆机枭雄，今释不杀，后必为患。不如杀之，以全其节。”刘弘祖不得已而杀之。忽然阴云四合，红日无光，落下一天黑雨，陆机尸骸不知去向。刘弘祖大为惊骇，传令军中设祭，亲率诸将望空拜奠。此事给刘弘祖很大刺激，当场就放了另外两名被擒晋将，从此以后绝不轻杀战俘。如后来水淹王弥，擒住陶侃，刘弘祖命给还鞍马，放他回去，慕容廆谏道：“陶侃勇士，放他回去，必不利于吾军，元帅不如杀之。”弘祖道：“既是勇士，安忍轻杀？且吾勇将甚多，放他回去，吾将以智取之，正是笼中之鸟，要擒就擒，有何不利之有？”陶侃得放，心下也感弘祖之德。据史载，陆机是被成都王司马颖所害，陶侃等也无被刘元海擒获的史实，小说作这样的虚构完全是为了突出刘弘祖的“仗义行兵”,“平生不杀归降将，赏罚分明莫与俦”的仁慈之心。
刘弘祖胜于刘备之点，在于智勇足备，多谋善断。呼延晏急于事功，以为“倘失此不为，功出他人之手，我辈丈夫壮志，竟空生于天地之间，岂不令人羞死！”段方山则以为“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成败利钝，亦何足虑。”刘弘祖却坚决反对躁动寡谋，说：“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己不知彼，百战百败。若徒丧其身于不必丧之地，亦安用此虚名为哉？”正因为如此，刘弘祖终于实现了复兴汉业的宏图。
《后三国石珠演义》之写侯有方、稽有光，也尽力使之兼诸葛亮之长而又且胜之。诸葛亮隆中决策，定天下三分的局面，侯有方、稽有光则提出 “目今晋室将衰，中原扰攘，正吾等立功之秋”,先取晋阳以为根本的决策，保证了兴汉大业的胜利。《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侯有方、稽有光则干脆就是具有腾云驾雾、收精降怪超凡本领的异人。诸葛亮能“借风”,侯有方能“供雾”,小说夹批道： “绝是孔明之用兵，但孔明尚少作法耳。”“借风”,不过是对气象的预测，“借雾”却是“能夺天工回造化”的法力神威。不仅如此，侯有方还能冲锋陷阵，在攻打河内时，将神驼一拍，平空飞上城头，砍死主将，杀入城中，夹批道： “有方可为文武兼行者”、“军师、先锋两得也。”这些，都使诸葛亮相形见拙。当然，侯有方形象本质上还是一名运筹帷幄的军师，小说写他与王弥的斗智斗法，堪称全书最有精神的部分。小说中的王弥，“自少业儒，因见天下离乱，遂弃文就武，得遇异人传授兵法，精通武艺。每自比诸葛孔明，尝欲与国家驱除群难，以未得遭际，只得隐洛水村以自适。”从身世经历看，王弥比侯有方、稽有光更像诸葛亮，所以当他充任了晋军主帅，与侯有方斗智斗法起来，就愈加扣人心弦。双方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取粮。先是王弥唤过陶侃、卞壶道：“西南方有粮，自我本家之物，你二人领军三千去取了，以偿方才失去铠仗之辱。”无端之言，令二人不禁暗暗哂笑。谁知行了三里之路，正遇赵将从河内运粮而来，且赵将名王子春，二人方信王弥 “本家之物” 的神算。第二个回合是水淹。王弥因取粮得手，便有轻敌之意，冒险四路杀奔刘弘祖营中而来，乃见营中空无一人，两只白羊反缚在鼓上，敲的鼓冬冬声响，还道是弘祖的疑兵之计，不想侯有方作法，决河水以淹三军，王弥捏避水诀，方逃得性命。晋营的粮草、车杖、器械，尽数被侯有方夺去。王弥也有成功的时候，他移营硖石关，据险而守，又自陕州至渑池，五里立一大营，共立十营，首尾相连，左右相领。这本是刘备被陆逊火烧连营的败亡之辙，但王弥作法，借一天大雪，将寨栅之外尽行冻住，混成一座冰城，侯有方也只得候来年开春，东风解冻，再行交战。 开春以后， 王弥依然持坚守之策， 不论是骂阵， 还是赠妇人环髻衣服以辱之，王弥都按兵不动，最终还是中了侯有方假作粮尽，军士溃乱之计，轻身追逐，被侯有方设伏大败之。
双方都有诸葛之风范，诸葛之智慧，且有诸葛不具之异术，使得这场反复的较量，极为引人入胜。
刘弘祖手下猛将如云，就中突出的是慕容廆、石季龙、段琨之结义，但还不如三国中融君臣、兄弟为一体的桃园结义之高。人物粗豪性格，一般也尚为鲜明生动，如呼延晏在吴礼要度石珠，大家闷闷不悦之际，不管好歹，大声嚷道：“陛下甚没主意，我等辛辛苦苦，方才定得江山，正欲君臣同享富贵，怎听了这个鸟道人发这等没结果的论头？索性将天下还了晋朝，大家齐散伙罢。”夹批道：“老呼甚是来得快，是当年李大哥再来。”确是李逵一路的性格。
《后三国石珠演义》在人物描写上真正胜过《三国》的地方是妇女形象的异样生色，所谓“玉銮、松庵、梦月、兰玉及贺玉容等，皆杏脸桃腮、柳腰柔弱之辈，乃不以红粉自居，竟与英雄并重千古，噫，亦奇矣。”而最为传神的是乌梦月。关于乌梦月的出生，小说也有一段神话，说其母元氏梦见一白发老人，拿着一轮明月，元氏双手接来，劈作两半，竟自啖下肚去，觉来就生梦月。梦月长成，不惟精通文墨，亦且武艺精熟。齐王司马冏贪梦月美貌，设计诓入府中，欲加威逼，梦月责备道：“殿下若能以礼义自处，改邪归正，放妾还家，犹可长享富贵。若只如此作事，妾不过拼得一命，死于此地，只怕殿下的富贵也未必能长保矣。”可谓大义凛然。写梦月后得琅琊王司马觐保护，随其出征，连擒石季龙、慕容廆、姚付弋三大勇将，刘弘祖只得自己出马，“梦月看见弘祖少年英勇，气宇轩昂，更且美如冠玉，手提金鞭，坐下龙骓，却像天神临凡，心下暗暗称羡。弘祖看见梦月美丽无比，况又武艺绝伦，也自夸奖不已。”二人斗上五十余合，未分胜负，赖侯有方借来黑雾，方将梦月擒住，由乌桓作主，配与弘祖。弘祖自此既得美妻，又得良将，对其兴汉事业，大获助益。第十八回 “梦月斗武服诸将”,颇有《三国演义》“曹操大宴铜雀台”之气象，乌梦月在比武中，连打四将，名播身扬。第二十七回写王弥兵败逃往硖石关，犹如曹操之败走华容道，而此书中充关云长角色者，竟是“蝉鬓金钗双压”、“娇资丽质赛名花” 的乌梦月：

……慌忙急乱，行了好些路途，只见前面一对绣旗飘飘扬扬，似进不进，王弥一见，失惊道： “难道此处又有伏兵？”蒲洪一看，说道：“若是敌兵，应该鸣鼓发炮，如何幽幽寂寂，屯在此间。莫不是关中将士知我等战败，引兵来接？”众人正犹豫间，忽见绣旗开处，无数军马杀奔前来，当先一员女将，身骑五花聪，手执方天戟，三人一见，惊得魂不附体……

话又说回来，《后三国石珠演义》无论是思想底蕴还是艺术品位，都未臻《三国演义》的境界，因而只能说它具有某些《三国》的余韵。如果说也是发展和突破，那主要是大胆地将神怪的因子引入史的和人事的框架中，虚虚实实，虚实混成，变怪百出，令人可喜可愕，形成独具的情趣，从而收到“追踪前传，以解颐世间一时之能畅，并豁人世之感怀君子”的艺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