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画《职贡图》赏析

职贡图

南朝·梁·萧绎作(摹本)

绢本设色

纵二六.七厘米

横原为四○二.六厘米(今残)

藏南京博物院

这卷《职贡图》传为唐代阎立德或阎立本绘，但风格与技巧比初唐阎氏作品较为朴拙，而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因它早于初唐，应是六朝晚期之作。

职贡图

《职贡图》现残存使者十二人，即：滑国、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末国的使者。每一使者后有一简短题记，记述这个国家与地区的情况与历来“朝贡”的事实。在倭国与狼牙修国之间有缺佚。有关倭国土俗的记载，后半已佚，所接另一半文字，是有关宕昌的记述。宕昌使者像和另一部分使者像都已散失，就现存十二国名来考察，其中滑国、宕昌、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白题、末国，在《隋书》和《唐书》的《西域传》上已无记载，或已改用别的国名，这是因为，有的地方已改为州县，有的被别国所灭，有的在隋唐时没有往来通好。这些已不存在的国家或未通好国家的使者，不可能出现在初唐阎氏兄弟所画的《职贡图》中。因此这卷《职贡图》并不是二阎之作。

这卷《职贡图》上所提到的国名，大都不见于《宋书》和《南齐书》,而和《梁书·诸夷传》完全相符。所记土俗、事实也相同，所记年代也止于梁。提到宋、齐年号时，都冠以朝代，如“宋元嘉”、“齐永明”。记述梁朝事实都只纪年号，如“普通”、“天监”等。最晚年号是“大通二年”。“大通”以后各国“朝贡”都不载。因而可断定是萧梁时代所绘。更重要的是图上有关“末国”的记述：“今王姓安，名末深盘。”安末深盘的年代正相当于梁普通前后。《梁书·末国传》称：“其王安末深盘者，普通五年遣使来贡献。”故图卷题记中指的“今”,可能是“普通”、“大通”年间或稍后。由此推测，这张画可能成于梁武帝大通二年(528)以后。

由于这张画是萧梁时代的作品，这就对了解梁代绘画的艺术水平起很大作用。又因它是当时外族使者的写真，有各地历史、土俗的详实记载，又为研究当时各族历史、服饰等提供了重要文字与形象资料。

据记载，梁代有两人画过《职贡图》,一为萧绎，一为江僧宝。江僧宝稍晚于萧绎。《历代名画记》称他画的“……《职贡图》、《小儿戏鹅图》并有陈朝年号”。现存《职贡图》不记“大通”以后事。不似江僧宝作品。

职贡图

关于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则记载较多。《艺文类聚》卷五十五有萧绎的《职贡图序》:“臣以不佞，推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遥集，款开蹶角，沿泝荆门，瞻其容貌，讯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名为职贡图云尔。”说明他在任荆州刺史时已开始《职贡图》的制作。张彦远说的“任荆州刺史日，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指的正是这张画。按《梁书·武帝纪》,萧绎第一次任荆州刺史是在普通七年(526)十月到大同五年(539)七月之间。《职贡图序》上还提到“皇帝君临天下之四十载，垂衣裳而赖兆民，坐岩廊而彰万国”,说明画成写序当在梁武帝建国四十年前后，因为萧绎在大同五年七月“入为安右将军护军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六年(十二月)出为使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他可能在京城这段时间最后完成了《职贡图》,他写序的时候，约为大同六年，离梁武帝建国还有三十九年。

萧绎作画时间与现在残存《职贡图》的年代正相符。另据《职贡图序》和张彦远引《金楼子》中对《职贡图》的记载：“外国酋渠、诸番土俗本末。仍各图其来贡者之状”,则说明萧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和现存《职贡图》也完全一样。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肯定这张画原本正是萧绎在大同六年前后所作的《职贡图》,也是最早的《职贡图》。这张画在唐代仍作为梁元帝的作品，《唐书·艺文志》上就有“梁元帝《职贡图》一卷”的记载。但到宋代以后，这张画被误认为是唐阎立德的绘画。同时又有其他摹本传为阎立本的《诸夷图》,一些伪造的卷子却被称为《梁元帝职贡图》。

据《石渠宝笈》卷三十二载，现存《职贡图》当时尚存二十五段，卷后有“赞”,其后有宋熙宁苏子容题字、元康里巙巙和王余庆跋。由于元代题跋中提到阎立德的《王会图》,明清均误以为此图即阎立德所画，故定为《阎立德职贡图》。《石渠宝笈》所记原画题赞，则提供了原画是《梁元帝职贡图》的证据：“……承我乾行，戒示景福，北通元(疑原为玄)……(缺),兹海无际，阴山接天，遐哉鸟穴，永矣鸡田。……”如将这段题赞来对照《艺文类聚》所引《职贡图赞》:“北通玄菟，南渐朱鸢。交河悠远，合浦回邅。兹海无际，阴山接天。遐哉鸟穴，永矣鸡田。”不难发现后四句全同，前四句正是上面图赞上所缺佚的部分。

既然《职贡图》与《职贡图赞》都与文献记载相符，而且图与图赞原来均在一起，那就可以毫无疑义地进一步肯定原本是梁元帝的《职贡图》了。

现《职贡图》卷只存前十二段，其他乾隆时所见另十三段和赞、跋等均不知去向。虽然从这些材料也可比较清楚了解萧绎《职贡图》的原貌，但所以只能说“原本”是萧绎的《职贡图》,还由于现存残本是北宋的摹本。这可从苏颂的题记得到很确实的记载及年代：“熙宁丁巳，传张次律国博本。杭州山堂校过。子容题。”明显系在宋熙宁十年(1077)传摹的。另外，我们还可从画上文字找到旁证。

唐宋时代避讳的风气最盛，为避讳常改字、空字、改音或缺笔。现存图卷中“敬”写成“”,这正是宋代为避赵匡胤、赵玄朗、赵敬诸人讳的实例。也证明现图摹绘于熙宁年间。

萧绎的《职贡图》真实地纪录与描绘了当时外族的人物形象与风土人情，在艺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此图人物的基本形态相当准确，并且已在探求不同地区人物的性格和情态。比较图中南方狼牙修国、东方倭国、西方滑国的使者形象，可以深切地感到他们之间不同的风土气质，作者将不同的服饰装束、不同的颜面肤色和不同的举止动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现不同人物的气质和习惯，甚至从手脚的处理上，也能感觉出各各不同的习惯性动作。滑国使者的袖手而立，表现了浓厚的西北方民族的气息；狼牙修使者交臂跷足，却是另一种热带气氛；倭国使者合掌踉跄，透露着岛国风情。当然这张画重要的成就，还在于人物面貌的刻画。因此，即使动作服饰极少区别的周古柯、呵跋檀、胡密丹等国的使者形象，也仍然反映了不同的气质和形态。其实各使者的性格都有着不同情态，有的文静、秀弱；有的朴质、豪爽；有的机智、慧敏，各有显著的地方特征。而这些不同的人物，都有作为使者的恭敬或喜悦的表情。这也许正是作者在《职贡图》上所追求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可能是由于题材本身的限制，不得不从作者同一个方面、同一个角度、大致相同的动作中，来处理这么许多的人物形象。由于时代和技巧的局限，某些人物比例、手足位置以及服装处理等，其表现技法，比较生疏、稚拙，不及人物面貌描绘的熟练。

《职贡图》在一定程度上赞颂了各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相处，是研究我国当时各族人民间关系的重要史料与艺术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