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哥老会的起义准备

四川人民的武装起义，是从成都围城之战开始的。
9月8日赶到成都近郊来的武装有两种，一种是为王棪所勾引而上当受骗的地主民团(如前节所讲),另一种就是称为保路同志军的人民起义武装。
保路同志军，是由同盟会和哥老会经过长期酝酿准备，而以成都血案为导火线发动起来的。
哥老会在四川是一个拥有广大群众的社会力量。由日本回川的同盟会员不断地做联络哥老会的工作，也发动过一些起义，但都失败了。保路运动发生之初，四川同盟会组织涣散，处于无人主持的状态，故而运动的领导权为立宪派所控制。有些同盟会员像刘声元、程莹度、江潘等划不清和立宪派之间的界限，附和了立宪派的主张。但是也有一些同盟会员，如荣县龙鸣剑、王天杰，井研陈孔白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立宪派分子的本质和他们争路的“必无结果”^[1],采取加入保路同志会，“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2]。又如重庆同盟会负责人杨庶堪等也看清了立宪派搞的一套，认为：“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救人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3]。他们都在运用保路的形式，暗地积极聚集力量，准备武装起义。1911年7月底重庆同盟会员朱之洪被推选为重庆股东代表去成都参加特别股东大会。重庆机关部派他借机与成都同盟会员密议起义的准备工作。朱到成都后，与同盟会员龙鸣剑、曹笃、方潮珍、萧参、张颐、刘经文、杨伯谦、刘咏闿、曾昭鲁、刘永年等及凤凰山新军中党人多次开会商量办法。大家认为成都防范严密，发动较难，不如在外州县发起，较易成功。于是决定分头出发，进行活动：刘经文取道川南，东下威远、富顺；曹笃、方潮珍、龙鸣剑和王天杰分返自流井、井研、荣县；张颐到青神、井研，各自进行工作。
这时，各地哥老会首领在同盟会的策动下，也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川西著名哥老会首领、郫县张达三和灌县张捷先都是同盟会会员，借保路会的名义，筹划起兵，派灌县“舵把子”姚宝珊去汶川、理番联系藏族五屯土司。他们成立了川西五路同志军和一个学生军，等待着举义的时机。
7月上旬，川西南著名哥老会首领、新津侯宝斋以庆寿为名，邀九府哥老会代表来新津聚会。应召而来的百余人，在侯宅前的王爷庙密商起义计划。与会的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积极主张武装暴动，当即决定：各首领返回原地，做好准备，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攻下成都，就先占据川东南富庶地区，然后再谋进取。会上推举秦载赓、侯宝斋分别主持东路和南路的起义。
不久，龙鸣剑又与秦载赓等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文书传达各地哥老会首领，定于8月4日在资中罗泉井开“攒堂大会”。罗泉井会议是四川由保路同志会发展为同志军武装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是同盟会把合法的保路运动转变为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次会议，革命党人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和各路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胡潭、胡朗和、孙泽沛、张达三、侯治国等人都参加了。会上研究了敌情和起义方略，以及枪弹、粮饷和军纪等问题。决定组织同志军，并再次明确秦载赓、侯宝斋主持东路、南路的起义；川西、川北由张达三、侯治国负责主持。
在湖北宜昌的铁路工地上，同盟会员黎怀瑾以“承揽工头事务”的公开身份组织铁路工人的斗争。黎暗地里“以兵法部署厥众”,打算“一旦有势可乘”,就夺取驻防旗军武器举行起义^[4]。
地下的烈火正在运行，革命的潮流日趋高涨，成都血案成了地火的喷射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