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经学之争

两汉古今经学之争，首先由刘歆引起。他在《移让太常博士书》里讲：“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今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妬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逸礼》、《左诗》《春秋》、《古文尚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悲哀哉？”(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刘歆极力维护古文经学的价值，痛斥今文经学家“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抑压古文。刘歆的思想遭到今文经学家的反对，大司空儒者师丹，见刘歆书后大为震怒，上书弹劾刘歆淆乱旧章，菲薄先帝，将其排斥出朝廷。今文经学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刘氏衰落，王莽掌权，刘歆上书，从古文经学理论中为王莽改制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因而受到王莽的扶植。刘歆被任为国师，又增了《周官》、《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五家古文博士。在王莽扶持古文经学、刘歆得势的情况下，今文经学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搞训诂的今文经学者以刘歆为榜样，转到古文经学上来，古文经学力量大增。
东汉建立后，今文经学为恢复原有的势力，极力排挤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已和西汉时不同，加上刘秀也有意扶持古文经学，《后汉书·儒林传》中说：“……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探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从上面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召集到京师的七位著名学者中，今文学者有三人(范升、刘昆、桓荣),而古文学者有四人(陈元、卫宏、杜林、郑兴),说明光武帝对古文经学十分重视。在所立的十四个博士中却没有古文经学。过了不久，光武帝决定增立《左传》博士，又在今文经学家的反对下放弃。虽然如此，朝廷对古文经学还是非常重视，汉章帝还特地下诏：“其令儒生远高才生，受学《左氏》、《古文尚书》、《穀梁春秋》、《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后汉书·章帝纪》)可见古文经学虽未立于官学，它的地位和影响在当时是相当大的。
两汉期间，古今经学的争论，除了刘歆与今文经学家争立官学外，还有三次具体的争执：一次是韩歆、陈元(古文学者)与范升(今文学者)争立费氏易与左氏学；另一次是贾逵(古文学者)与李育(今文学者)争《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之优劣；第三次是郑玄(古文学者)与何休、羊弼(今文学者)争《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之长短。
古今经学经过长时期的争论，逐渐由分歧走向融合，在郑玄那里古文与今文的界限已经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