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雷文案

因撰者为南雷里人，故名。诗文集。十卷，外集一卷，又附集十二卷。明清间黄宗羲撰。初刊于清康熙初年。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浙江余姚人。自幼受东林党人影响，后领导“复社”反宦官斗争。明之后，隐居著述，屡拒征召。曾复办“证人书院”,师宗刘宗周。学问极博，于经史百家，天文历算等无所不通。哲学上主气说而反宋儒理学。著作多种，对后代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该书为撰者亲手所定。中含正集十卷，外集一卷，附《吾悔集》四卷、《南雷诗历》三卷、《撰仗集》一卷、《子刘子行状》二卷、并附录黄百家《学箕初稿》二卷。该书广泛地反映了撰者生平各个方面的行迹、思想和情感，其哲学及学术思想则多见于卷三、卷四及与友人的书信中。
撰者常有感于当今的治学风气之鄙陋，认为所谓的心学者，只是无事而读书穷理；而所谓的理学者，则读书不过是经书的章句，所穷之理不过是字义是否顺违。“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视为措注，与纤儿细土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留别海昌同学序》)批判了那些脱离现实的各类学者。进一步将锋芒指向科举，以为“盖科举抄撮之书，陷溺人心”(《姚江逸诗序》)。在科举场上，那些庸儒们只知道用一些凝固的“成说”来裁量古今的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恽仲升文集序》)在撰者看来，这种“一定之说”都很肤浅，这是因为不知道“深求其故，取证于心。”因而，也可以说，当举业盛行之时，也正是圣学消亡之日。故此，以为应有大胆怀疑的精神，小疑则小悟，大疑为大悟，不疑则不悟。又提出《六经》中的《礼》说的是当时的一种仪礼，历世所行，人人必须懂得，而不是“圣人所独行者”,大到类禋巡狩，小到进退揖让，都是“实治”和“实行”。(《学礼质疑序》)
许多文章则在辨明当时学术流派纷争上的迷误，如《答董吴仲论学书》对董吴仲曲解王阳明“格物四句”作出了澄清，以为“如以阳明之四句，定阳明之宗旨，则反失之矣。”并赞扬王阳明所提出的“致良知”,一洗俗学之弊，其“良知之体”,属“刚健中正纯粹精者也。”《与友人论学书》用较长的篇幅反击潘用微对阳明学说的诋毁，最后说“愿勿訾毁先儒也！”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感叹“圣学之难，不特造之者难，知之者亦难。”进而逐一反驳了所谓程、朱一派为儒学正宗，而其他诸学皆出自其下的观点，所谓浙东学派多流弊的观点及学术上不应稍有异同的观点等等。
于《与友人论学书》中以为《大学》中谈到“知”,很明显是“有一知在人”,与接触不接触外物无关。推而广知，在立心与用世的关系上，则立身在前，用世在后，即所谓“夫吾心之知，规矩也，以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犹规矩以求方圆也。必须从家、国、天下以致知，是犹以方圆求规矩。”这是在逻辑上无法颠倒的。同时又批驳了潘用微的三种观点，一、灭气。反以为一切皆有气出。二、灭心。反对那种灭欲主静的理学观点。三、灭体。以为体用无分，而终归于体，“其功夫皆在心体，不在事为境地。”“舍天地万物而言性，非性也。”《陈夔献五十寿序》提出“志道者不屑于功名，志功名者不屑于富贵，籍富贵以成功名，其功名为邂逅，籍富贵以谈道德，其道德为虚假。”从而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以为天生豪杰，为世上所不可缺少之人，只要本领阔大，就无须附丽而起，“一片田地，赤乎可以制造，无论富贵与不富贵，皆非附丽也。”等等。
该集由撰者亲自选定，晚年自行删补，为《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四集三卷、五集四卷，后又更刊而存四卷，名《南雷文约》。又有《四部丛刊》本《南雷之案》十卷外一卷，《黄梨洲遗集》、《梨洲遗著汇刊》载《南雷文案》四卷外一卷。《南雷文约》可见《梨洲遗著汇刊》,《南雷文定》可见《粤雅堂丛书》、《黄梨洲遗著》、《梨洲遗著汇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等。中华书局有据以上诸本，另新整理分类的《黄梨洲文集》,校勘搜辑也较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