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的教育

地处西南历时五百年的南诏大理政权不仅是与唐宋王朝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割据政权，又是一种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实体。在这一时代，不仅实现了一个奴隶制政权对滇云之域局部的统一，也完成了一种滇云土着文化对气势恢宏的盛唐文化的吸收和对自身文化的改造。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文化交融机遇的时代。
许多学者在对南诏大理史进行研究后提出，南诏文化是一种仿唐文化。确实如此，在南诏政权的组织形式中，其中央机构设清平官六人，相当于唐朝宰相，其六曹所掌之职近似六部，南诏国还采用唐均田制、府兵制等制，以致有人说南诏国是唐王朝的袖珍本。尽管如此，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之上的南诏政权与封建顶盛时期的唐帝国仍有许多差异，在仿唐政治的前提下，南诏的政治军事制度仍还带有浓厚的地方以及原始的军事民主时期的色彩，同样，在仿唐文化的前提下，南诏时期的文化体系中却缺乏盛唐时期规制宏大的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以及地方州县学校在内的教育系统，而仍停留在商周时期奴隶制贵族官学教育的阶段。因而从教育这一角度说，南诏的教育与商周的贵族教育更为相似。
南诏教育的贵族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从现今所能发现的有关南诏教育方面的材料看，南诏的教育只是蒙氏的家族教育。唐代经学家、嶲州西泸县令郑回被掳至南诏后，“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牟寻立，又令教其子寻梦凑(即寻阁劝)”(《旧唐书·南诏传》)。蒙氏以郑回为经师，其王室子弟在郑回多年督导下，蒙氏家学代代相因。《新唐书·南诏传》载异牟寻与韦皋书说：“曾祖(皮罗阁)有灾，先帝(阁罗凤)后嗣，率蒙袭王，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其二，南诏的教育对象主要为南诏乌、白蛮贵族及其子弟。南诏子弟就学成都，这恐怕是南诏教育中最辉煌的一页。《新唐书·南诏传》说：“贞元十五年(799)异牟寻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因而南诏子弟在成都造舍就学之始，源于韦皋对南诏纳质子弟的安置，而按封建惯例，能有资格纳质的只可能是王室贵族子弟，绝非常人百姓之子。南诏与唐修好后，就读成都的南诏子弟日渐增多，且这种教育方式垂五十年不绝，从之受教子弟以千计。尽管自南诏开国主细奴罗起就劝民间读汉书，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盛罗皮也于开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子庙，但南诏的学校教育却似乎始终未能建立起来，蒙氏家学和就学成都的贵族式教育仍是南诏的教育主流。试想如果南诏境内已有了学校教育规制，则南诏子弟大可不必远赴异地就学，劝丰祐也不至于因西川节度杜棕削减入川子弟人数而入贡不时，搔扰四川边境，入学成都这种教育方式也不至能五十年不辍；如果南诏的孔子庙确已建立，起着教化南诏百姓子弟的作用，且能代代相因，则元初李京的《云南志略》就不会有云南人“不知尊孔孟”之语了，流传至今的南诏时的文学作品也绝不仅是南诏王骠信、清平官赵叔达、宰相杨奇鲲这几个达官贵人的诗作了。
“宋挥玉斧”后的大理政权，与宋王朝的交往更为稀少，其学校教育情况不得而知。但大理国时的“释儒”或“儒释”现象却十分耐人寻味。所谓“释儒”或’儒释”即出家的儒生或者读儒书的阿黎(有的学者认为凡先在家读儒书后出家进佛寺的称为“儒释”,凡先进佛寺读佛经后还俗回家读儒书的称为“释儒”)。李京《云南志略》说：“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读六经者，段氏而上，选置官吏，皆出此辈。”反映出在大理国既重儒又崇佛的时代，寺庙不仅是传播道义的地方，也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这种寺庙即是学校的宗教教育与今天流行于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房奘教育有相似之处，教育的任务不仅要传授知识，也要培养就学者的宗教情感和宗教信仰。当然大理国“释儒”现象的存在又反映出大理国学校教育的缺乏或不健全。
总之，南诏大理时期滇云之域同内地汉民族的交往在逐渐增多，滇云之域的汉文化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在这个由滇云土着建立的奴隶制王朝中，封建私有经济成份的缺乏和滇云文化先天不足，只可能造就出南诏大理时期的这种贵族式教育。毕竟，南诏大理时的云南那种稷下学宫式的“文化下移”时代还没有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