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

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势力和内奸的联合进攻，革命党人中妥协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革命党的领导人不敢发动群众，无情地扫荡封建势力，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反而被袁世凯散布的和平烟幕遮住了眼睛，错误地把袁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他为共和国大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取得胜利。黄兴致电袁世凯，提出保证说：若能赞成共和，“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袁世凯)无疑”^[1]。这一切自然使政治野心家袁世凯大为动心，并立即展开了攫取共和国大总统以扑灭革命烈火的阴谋活动。
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9日，十一省革命军政府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与唐绍仪谈判。唐绍仪于11日抵汉口，由英国代理领事陪同渡江到武昌晤黎元洪。双方商定在上海开会。17日唐至上海。这时，英国资本家李德立以“私人”身份出面，在唐绍仪和伍廷芳之间奔走撮合。唐绍仪至上海，即住在李德立家中。
12月18日，伍廷芳、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议事厅举行首次会议^[2]。这时的汪精卫，也已由北方来到上海，被任命为伍廷芳的“参赞”,参加会议。
帝国主义各国决定对会议，实际是对革命派施加压力。早在12月15日，北京公使团已决定由英、美、日、俄、德、法六国共同出面，向南北双方代表发出相同的照会：“中国目前斗争之继续存在，不惟足使中国本身抑且足使外人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危险。”因此各国政府“有义务非正式唤起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12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往访袁世凯，袁表示：“一旦唐绍仪交涉无效，不得已，只好借助于各同调停。”^[3]同日，日、英两国公使即向袁发出通告，愿意为双方协商进行斡旋^[4]。
12月20日，即和议开始后的第三天，上述六国照会即由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双方代表分别提出。照会虽然说“持绝对中立态度”,但干涉之粗暴，已跃然纸上。俄国《新生活报》记者说：列强“在上海的这一行动乃是外国干涉的开端”。连《字林西报》也不得不但心：这个照会“可能在某些革命党人当中引起模模糊糊的不信任态度，对于外国中立的真实性发生怀疑”^[5]。
会议至12月底，共进行五次(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除讨论了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外，主要争论的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其实，君主和共和之争，还只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由谁来掌握政权。由于革命党人已经屡次公开表示，如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袁世凯心领神会，他派唐绍仪南下的目的，就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他做总统的确实保证。当时的报刊舆论都有所觉察：“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6]
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讨价还价，以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逼清帝退位，这就是袁世凯在谈判中的手法。这一点，连清皇室也觉察出来了。如“御前会议”讨论是否赞成共和时，便有人对隆裕太后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指袁世凯)借革命党帮力，恫吓朝廷。”^[7]
南北会谈，几经周折，初步达成“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的协议^[8]。所谓召开“国民会议”,就是要使袁世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民国大总统的地位。但是，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地点仍然争论不休，南方坚持在上海召开，北方则主张在北京召开。袁世凯给唐绍仪的指示电中，举出必须在北京开会的理由是：“(一)北京久为中央政府地点，而民军完全统一之政府，尚未成立。(二)按全国道里，以北京为相距适中之点，而蒙回各属人民，远赴上海未必肯去。(三)各国公使驻北京，万国具瞻，可昭大信，非上海一隅之地，所能并论。”^[9]三条理由，说穿了，无非是袁世凯不能离开自己势力的中心，不能离开自己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离开了，他就无所恃了。
正在南北争论坚持不下的时候，孙中山回国并被各省代表会议举为临时大总统。这使袁世凯大为恼火，他不仅使唐绍仪辞代表职，“停止开议”,而且公开质问南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10]
这时，帝国主义也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为袁世凯助威。孙中山当选总统的第二天，《字林西报》即发表社论，攻击南京临时政府是“独裁”,是“寡头政治”,“远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对于革命党人急急忙忙企图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行动感到某种忧虑。”《纽约太阳报》则干脆说：“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纽约时报》甚至提出：“中国人最好还是保存帝国，并慢慢地实行政治改良。”日俄两国为反对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多次进行密谈，并促使其他国家采取统一的行动。它们认为：“只要日、俄两国政府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予承认，其他列强恐亦不会急于承认。至少法国政府将同俄国政府采取同一立场。”^[11]
这时，南京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也纷纷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进行活动。1月上旬，张謇密电袁世凯说：“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袁接电后，一面按张的计谋积极逼迫清帝退位；一面向南方探询清帝退位后举袁为总统，“有何把握”^[12]?
汪精卫南下时，本与袁克定有密约，在南北议和会议期间，他参与机要，积极为袁氏父子卖命。他在致袁克定电中，奴颜婢膝地保证：“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13]
孙中山回国之初，本想要坚持革命到底的，曾表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14]但是，在内外夹攻下，面对革命派的涣散状态和既成的议和事实，他无能为力了。汪精卫竟然对孙中山施加压力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15]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开始妥协了。因此，当袁世凯探询如清帝退位选自己为总统“有何把握”时，孙中山立即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6]
袁在得到孙的保证后，立即加紧了逼宫的步伐。在清皇族内部，争议是非常激烈的。一些王公亲贵结成的宗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1月26日，京津同盟会员彭家珍在北京投弹炸杀宗社党首领、军咨使良弼，彭当场牺牲，良弼重伤，于二日后死去。这一事件，使清皇族胆战心惊。反对退位的宗社党人纷纷逃出北京，前往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托庇于帝国主义。与此同时，袁世凯也暗中指使北洋文武官吏，“请愿共和”,迫使清帝退位。26日，段祺瑞率领湖北前线北洋军将领四十六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入京。所有这些，都加速了清帝退位的步骤。经过南北多次磋商，议定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主要是：“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付给”;“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等。此外，还有关于清皇族待遇的条件，如“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等。
清廷被迫接受了优待条件，并于1912年2月12日颁发了皇帝退位诏书。诏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17]
清帝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的结束。三　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和
临时政府北迁　　　　　
　　清帝退位诏书系张謇所拟，经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讨论后，由唐绍仪电达袁世凯转交清廷公布。其中“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系袁世凯蓄意加入者，以表示他的权力乃得自清廷，而不必受革命政府的约束。就在这个诏书宣布的同一天，袁即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名义，将清帝退位条件及退位诏旨副本，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并请转各国政府。2月13日，他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8]。
孙中山得悉清帝诏书及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报后，为了实践让总统职位给袁的诺言，除对诏书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表示异议，指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外，遂即于2月13日，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和推荐袁世凯的咨文。在后一咨文中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19]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十七省议员，每省一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于是日发电给袁，称誉他为：“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16日，袁欣然接受，并表示“勉尽公仆义务”。就这样，袁世凯攫取了民国政府的最高领导职位，达到了他日夜企盼的和局。
孙中山虽然让位给袁世凯，但对他并非没有保持戒心。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时，孙中山附有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20]
孙中山想以这三个条件达到两重目的：第一，建都南京，把袁世凯调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老巢，以削弱其势力；第二，用《临时约法》约束袁世凯，防止他实行封建军事独裁。
关于建都问题，孙中山是非常重视的，他一再强调说：“惟临时政府地点，仍须设立南京。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原来，南京方面许多立宪派分子乃至一部分同盟会员并不同意建都南京，而主张迁就袁世凯，建都北京。因此，临时参议院第一次讨论建都问题时，竟议决临时政府改设北京。只是由于孙中山坚持复议，才纠正过来。
狡猾的袁世凯深知北京是自己势力的中心，他绝不愿意离开这个中心，而到南京去受约束。有军即有权。他依靠自己培植的北洋军，一箭双雕，使清朝和民国都把政权交给他。他要继续依靠这个军队，来巩固窃取到的政权，以便为所欲为。因此，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就电告唐绍仪：“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21]
自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一再催促他南下就职，并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欢迎。他表面上不拒绝南下，只是借口“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布署”,不能立即启程^[22]。暗中却请求帝国主义列强出面干涉。
帝国主义立即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威勤逊向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蛮横地表示：迁都南京在外国公使看来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因为一则临时政府首都只是临时的，二则在南京“没有适合公使馆用的房屋设备”^[23]。
2月27日，蔡元培等抵京。29日晚七时许，曹锟第三镇陆军两营即在北京发动兵变。变兵在东城及前门一带大肆放火抢劫，至次晨始渐平息。“北京城内枪声四起，所在纵火，招待所亦有兵士纵抢殴门而入，掳拐一空”^[24]。蔡元培等仅以身免。3月1日晚，变兵复大肆劫掠西城。同日晚，保定受北京影响，亦发生兵变。乱事延续两昼夜，京保铁路沿线市镇亦受其害。3月2日，天津亦发生兵变。变兵四出烧杀掳掠，京奉、津浦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各银行及造币厂等处均遭抢劫，许多民房、店铺被焚毁。袁世凯一方面制造兵变，一方面放出空气，说“袁总统尚未离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变”。
兵变后，北京外交团立即采取措施。当日下午，召集会议，决定“以强有力的外国部队每天在通衢大道担任巡逻”。次日，各国军队七百余名在市区列队示威。与此同时，日、英、美、法、俄、德等国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军队入京“护卫”,总数达三千多人。
在上述情况下，蔡元培等不再坚持迎袁南下了。他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提议取消袁世凯南下之要求，准许其在北京宣誓就职。并说：“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
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点：(一)由参议院电知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宣誓电后即电复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姓名电达参议院征请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六)临时总统孙中山于交卸后始行解职。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临时约法，政府采用责任内阁制，总统不掌握实权。袁世凯提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孙中山等人则主张由同盟会员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双方一度争持不下。最后经立宪派调解，唐绍仪出任总理，同时加入同盟会。25日，唐抵南京组织新内阁，接收临时政府。新内阁内政、陆军、海军、外交四个重要的部都由袁世凯的爪牙掌握。财政部也在拥袁的立宪派手中，同盟会员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工商等部总长。同盟会原来企图掌握陆军、财政两部，由于袁世凯坚决反对，未能实现。新内阁的成立表明，革命党人再次遭到重大失败。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临时总统职。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政府迁往北京，新生的中华民国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政府大权转到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的手里，中华民国开始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