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军入川

辛亥革命后，全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宁。在大混乱的年月里，四川地方军阀便逐渐形成。自1917年刘存厚与罗佩金、戴戡争夺全省领导权起，在南北对立和历次战争中，川省大小军阀竞相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由此，很快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军阀派系，如以熊克武为首的一军系，以刘湘为首的二军系(亦称速成系),刘文辉的保定系，刘存厚的武备系等等。
1920年，四川开始采行“防区制”,全省被分割成支离破碎的六七个防区。每个防区为一派军阀所控制，名义上归中央和省政府领导，实则任由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地称雄。当时，“每一防区负责民事行政的是隶属于军司令部的政务处或政务委员会。主席是军长本人”①。下设各部，以分掌财政、民政、教育、公用事业和建设等职权。军长在其防区内，可以自行委任官吏，征收租税，“举凡官吏之任用，制度之废置，行政之设使，赋税之征收，皆以部队长官发布命令行之”。为了扩充实力，各军阀压榨民众，不惜敲骨吸髓。全省的苛捐杂税不下百余种，田赋更是年年预征，甚至一年数征。1933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防区内，田赋已预征到了1983年，个别地方实际预征到了百年以后；田颂尧二十九军的川北防区也预征到了1978年。大小军阀在其地盘内肆意苛敛，诛求无厌，一切措置，恣睢由心，一个防区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各防区之间，则形同异国，彼此敌视。军阀之间又常常互争地盘，你攘我夺，导致兵燹连绵，血流漂杵。从民初到1934年，川省大小战事多达四百七十余次，②正所谓“战祸之烈，甲于全国”。
1926年，在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军声中，杨森抢先一步追随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随后，四川军阀纷纷易帜，一个个都换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招牌，但互争地盘、厮杀混战却一如既往。不过，四川军阀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闭关自守与一致排外。关起门来，他们可以大打出手，你杀我砍，但均无意或无力向外省扩张，更谈不上问鼎中原去争雄天下了。同时，他们之间虽然在四川内部不断争战，炮火连天，但又无不视该省为其禁脔，绝不容许外来势力染指其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一直试图插手四川军政，竟长期不能得遂所愿。
1927年6月，南京政府组织的“清党委员会”欲在四川重建国民党。可是， “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仰承四川军人的鼻息……还分别请求这些将军们保护党的工作人员”③。由于得不到军人支持，建党计划“遂以失败告终”。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了一个“党务监察委员会”,从7月起在成都开始工作。然而，在川军首领的强烈反对下，该会只得撤离成都。到1929年底，四川人口数量居全国各省之首，而国民党党员却只有77名，竟是全国最少的一个省。1930—1934年间，国民党又屡次尝试在四川建党，均遭该省军阀驱逐，以至于有人痛骂刘湘是“不知我党主义为何物的无耻军阀”④。截止1932年，国民政府在四川设置的机构，也只有中国银行、海关、邮电局和财政部盐务管理局等寥寥可数的几个。1933年春，刘湘的一名亲信曾公开对外宣称：“如果说四川的事情能由中央政府解决，那么中央政权今天尚未取得成功。如果说中央政府能够用武力统治四川，那么请看政府所面临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满洲、江西、湖北及共产党问题。如果说邻省的军队可能统治四川，那么请记住，过去滇军和黔军曾多次被打败，历史一定会重演。”⑤对于川省军阀顾盼自雄、游离于中央政府势力之外的局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当然无法容忍。只不过在南京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年间，蒋介石一直忙于制服各派大军阀的反抗势力和围剿工农红军，与四川军阀尚能做到基本相安无事。在蒋介石的支持下，1933年秋，刘湘联合田颂尧、邓锡侯、罗泽洲、李家钰等，打垮了刘文辉部，基本上“统一”了四川。
1934年底，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入大西南，蒋介石派其嫡系大军尾追于后，施假途灭虢之伎，欲将川、康、黔、滇各省统治大权一举收归中央。对此，刘湘惊惧万分，深恐蒋介石借机派兵入川，乃大力组织对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的六路围攻，又调军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结果，六路围攻惨遭失败，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几乎全军覆灭，罗泽洲、李家钰部损折大半，刘湘、杨森的精锐伤亡惨重，邓锡侯、刘存厚部亦元气大伤。一时间，兵溃、财乏、内讧交相迭至，令刘湘为之焦头烂额。无奈之下，刘湘只好于1934年8月23日致电蒋介石，请求辞去“四川剿匪总司令”等本兼各职，幻想以下野出走来缓和危机。9月8日，刘湘再电南京乞援。16日，蒋介石复电，勖勉刘湘“克日复职”。遵从蒋的训示，10月22日，刘湘通电复就四川善后督办兼剿匪总司令等职。随后，11月12日，刘湘平生首次离川，由重庆乘轮东下，赴南京见蒋，协商川省有关问题。首先，蒋介石决定，授权刘湘统一四川军政，统一指挥和节制川军；又拨发500万元的“剿赤”经费，特准刘湘发行四川善后公债7 000万元，并为川军补充枪械弹药。然后，以此为条件，蒋介石要求派十个师的中央军，分别由川东、川北两路入川，以“协助”川军作战，统一归刘湘指挥调遣。刘湘对中央军入川一事，坚决拒绝，并以辞职相要挟。蒋介石不愿双方弄僵，遂暂作让步，改提派参谋团和别动队入川。几经讨价还价，最终双方达成交易：由刘湘在速成学堂的同学贺国光任主任，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进驻四川，指导、监督四川的反共军务。
12月21日，国民政府下令，改组四川省政府，将刘文辉免职，由刘湘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政府委员有刘湘、甘绩镛(兼民政厅长)、刘航琛(兼财政厅长)、杨全宇(兼教育厅长)、郭昌明(兼建设厅长)、邓汉祥、谢培筠等。次年2月10日，新的省政府成员正式宣誓就职，惟因“剿匪关系”,省府只好“先行就渝成立”,“俟军事粗定，仍即迁回成都”⑥。并开始着手进行统一川省军政工作。1935年1月12日，贺国光率参谋团抵达重庆。18日下午，参谋团召开会议，贺国光、刘湘、杨森、李家钰和各军高级参谋及参谋团高级人员到会，检讨过去“剿匪”错误，并对军事上有重要决定。按照蒋、刘协商的条件，参谋团为“对四川剿匪各军作战上运筹指导督察之特设机关”,其任务为维系各军联络，督察、考核各军作战勤惰，了解械弹分配、消耗情况及军费支用状况，搜集情报等。⑦这些均局限于运筹、策划、指导和督察“剿匪”军事，无权过问地方政治。然而，参谋团入川时，却带进了一个宪兵团和康泽的别动大队三个支队约二千余人。
入川前，康泽即拟定了一个“五运”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所谓“五运”,就是军运、匪运、学运、绅运和商运。入川后，康泽兼任参谋团的政训处长和省保安处政训主任。他指挥别动队员，大搞“五运”,意欲整垮四川实力派。尤其是匪运最为猖獗，各地的土匪、会党、流痞、无赖，经别动队联络后，委之以总司令、路司令、旅长等各种军职，然后到处制造反对刘湘的武力暴动。康泽又在各专区的保安司令部内设立政训室，在各县设政训员，力图控制四川行政；其别动队员也被派到川军的各军、师担任政训工作人员，广为渗透，拉拢控制川军。随后，康泽又以禁烟缉私室主任的名义，将缉私总队调至四川，在各水陆码头、交通要道，设立禁烟缉私专员办公室及检查所，使其爪牙布满川蜀大地。参谋团和别动队的入川与展开活动，是蒋介石实现“川黔中央化”的第一步，且取得了初步成效。
除利用别动队夺取四川基层政权外，蒋介石又不遗余力地分化、瓦解川军上层将领。蒋介石宰割四川军阀的第一步，先是鼓励刘湘统一四川军政、民政、财政，以加深刘湘与其他军阀的矛盾。川省新政府成立之时，蒋就电令刘湘、刘文辉、田颂尧、罗泽洲、李家钰等人，认为“川乱频年，军民交困，防区特制，实为厉阶”,要求各将领从速践履自己“打破防区制，交还政权”的宣言。同年3月15日，蒋介石又致电刘、田、罗、李诸人，指出“军人干政”和“文吏贪污”,乃一切弊端“最重要之因”,并胪列禁令五条： (一)禁止以武力干涉行政诉讼；(二)禁止现任军官佐兼任县局；(三)禁止地方团队人员由驻军指派；(四)禁止军政长官与民争利；(五)禁止征收员丁需索。要求各军、师长“先从本身做起”,并“严饬所属”,“务各凛遵为要”⑧。在蒋介石的支持下，2月下旬，刘湘致电川中各将，决定从3月起，各部队经费统一由善后督办公署按月核发；通令田赋必须一年一征，并附征三倍临时军费，“此外不得再有预征借垫情事”,如有“违法取巧，自便私图者”,一经查实，“定即执法以绳，决不宽假”。与此同时，省府也下令废除苛捐杂税。不久，蒋介石亦电川中各将，严禁各军苛敛勒征。紧接着，刘湘利用手中权力，吞并、收编保定系和军官系的部队，并限制其发展。又规定，原各防区官吏，须经省府考试合格后，方可予以委任。这样，四川的民政、军政、财政逐渐走向统一，而其他军阀对刘湘的怨恨也在不断加深。
第二步，蒋介石便利用刘湘与其他军阀的矛盾，大肆分化、收买川军，控制川省财政金融，大挖刘湘墙角，扩充中央在四川的势力。在整编川军时，蒋升任刘湘的师长唐式遵为第二十一军军长，王缵绪为第四十军军长，潘文华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又将军官系头目李家钰升为第四十七军军长；保留了杨森、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等人的第二十军、二十四军、四十五军、四十一军军长的职务。由此，唐、王、潘三人脱离刘湘，各自独树一帜，起到了相互牵制的作用。杨森、孙震和李家钰则因得到了好处，便俯首帖耳地投入蒋的怀抱中。蒋介石还下令，1935年7月15日前，川军一律缩编三分之一。全川由三三六团削减为二七○团，每年军饷也由5 980万元减到4 000万元。川军团长以上官佐，须由军政部统一委派，军饷则在国税项下开支。这样，在人事财饷权上，便把刘湘架空了起来。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刘湘曾派郭勋祺、潘佐部到贵州土城，派廖泽等部到贵州松坎一带去阻击红军。嗣后，刘湘又亲率重兵，在邛崃一线围堵红军。这些行动，均遭到惨败，蒋介石便开始了他派兵入川的第三步。虽然在2月11日，刘湘曾致电蒋介石，诡称“川境几无匪踪”;但川军的怯懦无能，再加上屡遭重挫、实力大减，使中央军入川协助追堵红军，成了蒋介石图川的强有力借口。早在1月间，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的第四十七师、第五十四师，已进抵川东奉节、万县、夔州、涪陵一带；川北方面，广元、昭化地区的川军防务，也由胡宗南部丁德隆的独立旅接替。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次日，马上颁行手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一纸令下，刘湘的军事统率、指挥权便被夺走。此后，蒋介石在四川先后住了近半年时间，用以扩大中央在四川的影响。
5月后，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会理、西昌地区。蒋介石调其嫡系薛岳、李抱冰、万耀煌、徐源泉、周浑元、上官云相、郝梦麟等部，在滇、黔、川、康各省展开围追堵截。这些中央军，绝大部分都尾追红军进入了四川。入夏后，蒋介石把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 自兼行营主任，管理滇、黔、川、康各省军事、行政、经济大事。接着，他又逼迫刘湘把省政府迁回成都，使之离开了长期盘踞的重庆老窝。7月，蒋介石在峨眉山办起了军官训练团，由他和刘湘分任正、副团长，陈诚任教育长，刘文辉、邓锡侯任团副，分批轮训川军团以上及少数营级军官，以实现川军的“中央化”。训练团共编成三个营十二个连，由军长任营长，师长任连长。训练期间，蒋系人员一方面向受训军官灌输拥蒋独裁的“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思想，另一方面则采用拉拢、收买、封官许愿和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手法，使一批川军将领倒向了蒋介石这一边。
10月1日，蒋介石亲自主持，把原参谋团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贺国光为参谋长。随后，蒋又决定在成都北较场开办中央军校成都分校，送川军营、团长以上军官及编余军官，入该校高教班受训，并招收川军军士和部分青年入校，以培养其所谓的“黄埔精神”,然后再分配给川军各部。后来，凡川军军官不到蒋记军校受训，不加入国民党者，均不予任用。这就样，蒋介石煞费苦心，通过参谋团和别动队的首先入川，打击了川省实力派；然后整理统一川政，加强中央的控制力；再到大批中央军涌进川蜀，推行川军“中央化”,一步步把四川的军政大权逐渐收回到了中央。从此，四川地方军阀长期混战的局面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