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军攻克岳阳和北军占领荆襄

岳阳为湘省门户，湘鄂交界的军事要地，自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落入北洋军阀手里。1917年11月中旬南方护法军占领长沙后，要求攻占岳阳的呼声很高。但由于桂系首领陆荣廷急于保存地盘，按兵不动，使南北处于不战不和的混沌状态。12月1日，荆、襄自主，武汉震动。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战斗在一起。这吓坏了直系主和派的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他从主和变为主战。督军团天津会议决定向西南下讨伐令以后，谭浩明电请北京政府停止进攻荆、襄，否则南军将进攻岳阳，以为报复。但皖系主战派置之不理，吴光新、张学颜等竟于1918年1月14日开始发动进攻，荆、襄先后陷落。
早在1月上旬，正当北军利用和谈之机加紧调兵遣将的时候，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湘阴东北)连续召集军事会议，拟订攻岳作战计划，决定：湘军赵恒惕率该师第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三旅进攻托坝，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筻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及陆裕光部各自佯攻破岗口(坡塘)和新墙、小桥岭，以牵制正面之敌；刘建藩所部担负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军主力部队；吴剑学、李仲麟部则为总预备队。16日，谭浩明、程潜、赵恒惕分路进兵岳州。18日，程潜对湘军下达进攻命令，他在训词中慷慨激昂地指出：“夺得岳州，湖南必生；不得岳州，湖南必死。我胜敌人，国家必存；敌人胜我，国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凡我军人，努力杀敌。”^[1]湘军为解放故乡，保卫桑梓而战，士气大振。23日拂晓，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湘军右路和中路首先迎击当面之敌于托坝，然后乘胜推进到白湖瑕，威胁北军的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攻克筻口、花山。守岳阳的北军是北军总司令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第二十师，都是直系主和派或亲近直系的部队，他们不愿与南军血战而毁灭自己，让皖系军队坐收渔人之利。右翼托坝被攻破后，王金镜向北京政府告急说：“北军所有队伍已全数开至前线，对于北路，再无兵可派，现拟收集守城官兵及卫队两连，背城一战，如仍不支，今晚岳城恐失守。”^[2]24日上午，湘军集中兵力攻击江桥。25日，萧耀南电称乌江桥被敌包围，急求援兵，第二天拂晓被迫退往康王桥(亦称三眼桥)。王金镜命萧耀南死守，“作背水一战，以挽回危局”^[3]。当天，他再电向北京政府告急说：“现时敌人多，有两师之谱围攻左翼乌江桥及桃林一带地方，势甚危急。若无援兵，必至不支。然岳州已无援兵可派。查汀泗桥尚驻有安武军多营，如能使其由长安驿下车，径攻敌之右侧，庶可解围，请电令王督转饬或径电该军火速遵行。”^[4]但援军未达，乌江桥已失守，萧旅残部争相逃命，湘军长驱而入，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命令放火焚烧后退出。27日上午，联军占领岳阳，俘敌一千三百余人。
这次湘粤桂联军攻占岳阳，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第一，湖南人民要求驱逐岳阳北军的情绪日益高涨，湘军将领程潜、赵恒惕等早就奔走呼号，跃跃欲试。这是桂系军阀所无法强行压制的，否则必然会影响桂系军阀在湖南的领导地位；第二，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对桂系军阀占领长沙后按兵不动十分不满，如果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必然会促使军政府与湘军的联合，从而影响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地位；第三，北军进攻荆、襄，湘省吃紧。北方直系主和派不能控制局势，皖系主战派的兵锋必然指向湖南。因此，为自身生存计，为确保两广地盘计，桂系军阀不得不先发制人，出兵岳阳。
联军攻克岳阳，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当时的形势是：鄂省北军主力都集中在荆、襄会战，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进取武汉，与黎天才护法军会师湖北，将使南北战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桂系军阀不从大局出发，旋即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夺取岳阳，各得其所，双方均应适可而止，转战为和，迅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因此，南军占领岳阳的当天，谭浩明即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境一步，又把护国军第二路军林俊廷部调回广东对付广东方面的国民党，并致电李纯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为首的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5]。湘军总司令也致电李纯宣称：“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6]这样，进攻湖北、直捣京畿的大好时机，就被桂系军阀断送了。
1917年11月联军占领长沙后，岳阳指日可下。前面提到，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分别于12月内宣布独立。随后，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率领旧部起义护法。他们彼此配合，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荆、襄“北趋彰、许而抵幽燕，南则与湘、蜀两省互为提挈”,乃是“南北竞争之点”^[7]。因此，荆、襄自主，武汉陷于孤立，“河洛幽燕，大为震动”^[8]。鄂督王占元一面电北京政府，乞兵增援，一面调兵遣将，组织鄂省军队围歼靖国军。北京政府也惊恐万状，匆忙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应急措施，决定立即增调重兵由陕、豫、皖三面入鄂，幻想用一千万元的专款，削平黎天才等起义军^[9]。1918年1月10日，北京政府参谋部、陆军部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在王占元的支持下，北军拟定了作战计划：将襄阳、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两大“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阳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旅“围剿”石星川部。曹锟、张怀芝、倪嗣冲、张作霖、阎锡山、陈树藩、杨善德、赵倜、张广建、鲍贵卿、李厚基、姜桂题、田中玉、蔡成勋、卢永祥、张敬尧十六省督军、都统，先后于1月8日、13日两次电促冯国璋对西南下讨伐令。14日，北军向荆、襄发动进攻，其进攻兵力之分配为：襄阳方面，第三师吴佩孚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攻。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由于桂系谭浩明坐视不救，靖国军孤军作战，众寡不敌，荆、襄遂于22和27日先后陷落。但2月7日黎天才乘吴光新部的主力聚集荆、沙之机，突袭第二旅留守部队，占领宜昌。这时，湘粤桂联军已攻克岳阳，王安澜军据守荆门。不久，黎天才放弃宜昌，进据巴东一带，准备接应滇、黔、川靖国军出川。3月19日，在孙中山的再三催促下，唐继尧发布出兵援鄂令，分别委任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路总司令，石青阳为援陕第一路总司令，率领一万余人，出川援鄂。4月初，滇军先头部队抵达巴东。但北军在第二次攻湘之战夺回岳阳后，又派一部分兵力沿长江向四川进攻。于是，南、北两军相持于宜昌、荆州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