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变方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调是不抵抗，但在日本步步紧逼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催迫下，也不得不作出不惜一战的表示。事实上，对于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邵元冲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就提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1]戴季陶、朱培德在致蒋介石电中更说到：“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工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2]对于这样无可辩驳的声音，蒋介石无法坐视不顾。9月21日，事变后三天，蒋在答复山东刘珍年关于如日军犯烟应如何反应时，指示：“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3]态度比较含混，虽有伺机而动，暂不抵抗的意思，但也要求严阵固守，不排除进行抵抗。23日，蒋介石答复熊式辉日本如在上海寻衅应如何应付时强调：“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4]25日，致电韩复榘指示山东方面行动方针时明确指出：“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5]10月5日，蒋再次指示上海驻军“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6]。蒋的这些答复出现在其与地方军事长官的函电中，在当时情况下，应不完全是大言惑众。
蒋介石做如上表示，当然并非真已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主要目的还是为顺应民心，应付舆论。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潮。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反对对日消极不抵抗政策，并组成请愿团前往南京。9月28日，数千学生在国民党党部外进行大规模游行，中央大学学生冲入外交部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殴至重伤，王正廷被迫于9月30日辞职。面对全国不断高涨的抗日声浪，10月12日，蒋介石公开申明：“到万不得已时，公法与公约，都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决不惜任何牺牲。”^[7]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对外宣言，指出：“日本武力占领东三省，至今已将两月，中国忍耐至今已至最后之限度。如日本继续蔑视国联保持正义之主张，不顾国际公约之尊严，而国联及各友邦无法履行其签约国神圣义务之时，中国民族为保障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条约》之尊严，及执行民族生存自卫权，虽出于任何重大牺牲，亦所不恤。”^[8]会议通过决议：“授予国民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9]
当时，南京方面受民众尤其是学生的压力，又遭以胡汉民为首的粤方强烈攻击，不得不作出对日强硬姿态稍稍平息各方的责难。大言既出，蒋介石也不能不有所举措，11月23日，他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处为宜？中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10]随后，蒋调兵遣将，摆出一副准备北上的架势。
但是，石家庄及河北一带是张学良的地盘，东北失陷后，张氏的政治生命已全系于华北，他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蒋作出表态后，张学良并未响应，而当时情况下，中央军北上又必须与东北军协同，双方不能一致，出兵之议很快搁浅。事实上，蒋介石提出动议时，就未尝没有考虑到张学良的态度，出兵北上，更多的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姿态。南京国民政府的真实想法，其对手方日本人的观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日本代理驻华公使重光葵在给日本政府的电文中写道：“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军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11]
重光葵的观察堪称老辣，“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迅速确定诉诸国联的方针。9月21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施肇基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正式向国联秘书长德留蒙提出照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的罪行，并“请行政院根据《盟约》第十一条所赋与之权力，立采步骤……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款之性质与数额”^[12]。9月下旬，根据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国联行政会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问题。9月30日的决议肯定日本政府关于“尽速将其军队撤回至铁路区域”^[13]的表态。但是，日方并未如其承诺的那样撤军，相反于10月初出动十二架飞机轰炸锦州。
锦州是辽西重镇，沈阳沦陷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迁移至此，是张学良、也是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治权的象征。另外，锦州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关东军的行动使英、美为之震惊，美国总统胡佛表示“对日军占领区之继续扩大，深切注意”,希望国联“在其调处中日行动之法律权限内，保持一切强制与权力”^[14]。国务卿史汀生向日本驻美大使提出质询和抗议。10月24日，国联行政会再次提出决议案，要求两国政府“不得诉于任何侵略政策或行动”,限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立即开始并顺序进行将军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15]。这一提案在表决中获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但根据盟约规定，此类提案须行政院包括当事国在内全体—致通过才具法律效力，提案的约束力十分有限。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下一步走向尚略有不同。日本军部坚决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并准备从朝鲜调集军队增援。日本若槻内阁则主张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宣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16]。但是，日军的顺利进军刺激着关东军的胃口，也使内阁的担忧和质疑变得多余。日本政府此后的所作所为更像是在国际上帮助军人顶住舆论的压力和列强可能的干预。
对国联绝对多数要求撤兵的意愿，日本方面先软后硬，最后完全置之不理，声称：“10月24日票决之决议案，既未得全体一致之接受，日本不认为有效。”^[17]就在国联提出撤兵提案当天，关东军拟定《解决满蒙问题之根本方案》,明确提出在东北要以建设“独立满蒙国家为目的”,新政府其实权操之于日本手中，并以东北四省加热河与内蒙古为领域^[18]。根据此一方针，日军继续在中国制造事端，11月8日，驻天津日军策动汉奸李际春、张璧组织游民千余人发动武装暴乱，袭击市公安局、市政府及河北省政府，天津市当局宣布戒严，拘捕61人。9日，驻天津日本领事借口一名日军排长被中国士兵打死，向中方提出警告，限中国军队“退距日租界三百米突以外，我退去后，炮弹向我界轰炸，甲车向我界出动”^[19]。同日，张学良通电南京报告日军策划天津暴乱的经过。13日，蒋介石面见列强驻华公使，“责问其租界是否为扰乱中国之策源地而设，天津日租界与各国租界有共同负责性之条约，为何各国放任日本扰乱行动，不加干涉，是否要我中国只守一方面条约而对方不惟以条约为压迫中国之护符，且藉此为扰乱中国之张本”^[20]。希望列强能出面对日本政府施压，约束日军行动。26日，日军又一次袭击省、市政府及电话局等机关，并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天津，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
在天津制造事端同时，日军加紧侵占全东北的军事进攻。11月2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日站日本壮丁被征，妇孺归国，年老者均留看守。态度严重，似有袭锦模样。”^[21]26日，关东军第四混成旅团越过辽河，向锦州进犯，前锋进抵打虎山、沟帮子。对于关东军进攻锦州的企图，日本政府认为其过于冒进，担心引发国际冲突。27日，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暂时止住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侵的步伐^[22]。
日军策划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顾维钧向英、美、法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驻锦州中国军队撤到山海关，日本向三国和国联保证不占领锦州，国联派军驻扎“中立区”^[23]。张学良对“锦州中立化”方案也非常感兴趣。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举行直接交涉，张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中国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防止匪患，维持治安^[24]。但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锦州中立区”方案并不满足，而是极力欲将锦州攘入自己手中，英、美、法三国也不愿直接介入调停，“对担保一层均不允可”^[25]。中立区提议同时引起中国人民的激烈谴责，在舆论强大压力下，1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东三省事件应积极进行于国联切实保证之下解决；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天津与日租界毗连之处如有中立国切实保证，得划临时缓冲地带以避免冲突^[26]。4日，南京国民政府电请国联取消“中立区”计划。7日，国联行政院放弃这一设想。
由于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委员会，该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就地研究任何情形影响国际关系而有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和平所维系之谅解之虞者”^[27]。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审查中、日之间的争议及考虑中日争议之可能解决办法。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顾维钧以中国代表处处长资格参加，于能模作为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身份参加，日方参加委员为曾任驻沈阳总领事的吉田伊三郎。由于决议一开始就规定：“该委员会对于任何一方之军事办法，无干涉之权。”^[28]所以调查团对于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实际无法起到阻遏作用。
在国联根本无力制止日本，而关东军又得寸进尺，逼迫无度状况下，中国政府和东北地方长官仍旧态度暧昧。虽然知道依赖国联难以有成，但又没有与日本决一雌雄的决心，只能以国联为幌子，继续维持“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的态度，寄希望于“公理之裁决”。力图维持不战不和局面，拖过此一危机。
12月15日，尽管用尽心机，蒋介石还是没有逃脱众多的攻击，被迫辞职下野。在他辞职前，12月11日，日本政局发生变化，若槻内阁总辞职。13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犬养毅任命强硬派的荒木贞夫为陆相，受到鼓舞的关东军策划以“剿匪”为名再次进攻锦州。18日，关东军司令部确定《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日军攻锦一触即发。
锦州是中国在东北行使主权的象征，南京国民政府对锦州的得失不能不予以重视。11月25日，顾维钧致电张学良，指出：“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29]同日南京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强调：“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30日再电张学良严厉指出：“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职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自解？”“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30]蒋介石下野前也致电张学良，要求“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31]。全国人民要求保卫锦州的呼声更为强烈，学生罢课、集会、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情绪激昂，据顾维钧报告：“北平学生示威团到部，捣毁颇剧，嗣赴中央党部示威，由蔡孑民、陈真如出见，均被殴受伤。陈晕倒地，蔡被劫去。幸由士兵开空枪示威，学生溃散，方始救回。”^[32]
张学良以得不到南京方面切实援助为由，拒绝固守锦州。早在12月8日，顾维钧在致张学良电报中就提到：“吾兄所提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一节，请万勿实行。”^[33]可见，张此时对守锦已无决心。18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向陆军部报告：“锦州的东北军一旦果真遭受关东军攻击，似有轻轻一战后即撤至关内之意图。”^[34]日方的这一报告绝非空穴来风。21日，张学良电令于学忠：“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35]25日电呈国民政府认为：“我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悲观恐日心理暴露无遗。同时，张学良在电中强调“枪炮弹药，极感缺乏”,要求“火速饬拨现款百万元”、“速拨枪弹某口径者一千六百万发，某口径者八百万粒”、各种炮弹四十五万发、步枪一万枝，而且“所有弹款，务请于一星期内发到”,“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36]。
12月26日，张学良再电南京国民政府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难为。”^[37]张学良此时的真实想法，在其致吴稚晖函中隐约有所透露：“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38]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声称：“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且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39]除此之外，导致其对自身、对南京国民政府如此没有信心的另一重要原因则应为“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在苏联攻势下的溃退及南京中央政府的无所作为或无法作为，对张学良不能不形成深刻的印象和刺激。
出于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张学良实际放弃了在锦州的抵抗。与此同时，蒋介石下野后新组成的南京中央政府表面上虽一再督促张学良严守锦州，实际却与日方派出的使者秘密接触，谈判东北命运。犬养毅上台后，派其友人萱野长知为密使，赴中国与南京政府接触，先后与司法院副院长居正及行政院院长孙科会谈，并达成初步协议。12月24日，在与孙科会谈后，萱野致电犬养毅报告双方协商结果：“中国政府为解决满洲问题特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居正为主席，许崇智、陈中孚、朱霁青、傅汝霖等人为委员……委员会任务是改组东北各省的行政组织，整理行政事项，维持秩序，查办张学良(已和张学良的部分手下取得联系)……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所有悬案。所有事务将委托居正一人全权处理……发表以上各委员的任命时，中日双方即应立刻维持现状，居正到任以后，中日立即商订日本撤兵等事宜。”^[40]这一协议中方未坚持以日方撤兵为谈判条件，而且事实上把张学良排斥在解决东北问题之外，证明南京政府对锦州得失并不十分在意。即使如此，当日本军方得知犬养毅和中方秘密接触，仍然予以强烈反对，迫使犬养毅中断了和中方的接触。
12月28日，日军集中第二师团、第二十师团一个混成旅团渡过辽河攻击锦州。同日，荣臻至北平面见张学良后返锦，下令各军撤退。次日，锦州一带驻军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继为由，向关内撤退，只留黄显声、熊正平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治安。1月3日，日军进占锦州，东北全境基本被日军侵占。
日军对锦州的觊觎，由于中国方面放弃有力抵抗，再次轻易获得成功。张学良在日军进迫锦州时，一再强调双方实力的差距，其实这并不能成为有力的理由。当时，东北方面在黑龙江省拥有正规军1.5万人，准军事部队1.8万人；吉林五万多部队由于熙洽率部投降，实力大损，但尚留有部分反日力量；退守锦州的辽宁部队是东北军的主力，尚有十余万人。相比之下，日军加上违令增援的朝鲜军在东北总兵力也只有五万余人，这些部队要控制辽、吉两省已占领的广大地区，还要对付黑龙江的马占山部队，可以抽调用来对付锦州的部队实属有限。同时日军对东北用兵在国际上引起很大不安，日军既须在北边对苏联保持警戒，还要照顾英、美的反应，关东军内部对是否进攻锦州扩大事态也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日军在东北事实上并不是毫无顾忌。正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妥协退让，使关东军的冒险行为再次得逞，也进一步刺激了侵略者的扩张野心。有回忆谈到，当时王以哲曾痛切指出：“如果九一八之夜，我们坚决抵抗，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局，敌人的野心可能遭到遏止。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真是有口难辩呀！”^[41]这样的反省，痛切且切中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