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约国胜利在中国的反响

北洋政府自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奥宣战后，因旧国会已于6月解散，而安福国会又未成立，因此对德奥宣战案一直未经国会正式通过。1918年10月，德国向协约国方面提出停战请求，战争的结束已指日可待。10月27日，徐世昌匆忙向众议院提出《对德、奥宣战咨请同意案》。11月2日，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亲至众议院对该案作了说明，众议院在经过简短辩论后，随即以二百四十四票赞成，全体通过该案^[1]。11月5日，参议院以一百零四票赞成，一致通过该案^[2]。六天后，即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方面签署了停战协定，持续五十一个月又两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欧战告终，国内南北战争趋于停顿；欧洲将举行巴黎和会，上海将召集南北和会；威尔逊的十四条宣言，徐世昌的罢战退兵命令，这一切似乎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一片光明，人们对于战后时局充满着乐观估计。
威尔逊在1918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对战后的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国与国之间不得订立任何秘密协定，外交活动必须公开，并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以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同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威尔逊又说：“此次战争，非国际政客之战，系人民之战。将来议和，应以无偏倚之公道为原则。”他为战后议和提出五条大纲，第一条便是“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待遇毫无轩轾”^[3]。
威尔逊的上述言论，引起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热烈反响，钱能训在众议院演说指出：“我国所主张，即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此次战后外交情形迥异曩昔，凡损人利己之外交一定失败，且凡阴谋诡密之外交，亦无良好之结果。”^[4]威尔逊的言论，甚至中国思想界最先进的人士也为之迷惑，陈独秀就公开称其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总之，人们都庆幸着中国能够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随着战争结束，举国上下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庆贺战胜的热潮。
徐世昌在11月16日的命令中声称：“我协商国士兵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幸。”^[5]钱能训在众议院的演讲中也颇为欣慰地说：“此次欧战，中国幸能随同最讲公道、最爱和平各友邦，以与专尚武力、凭凌弱小之国角斗，是为我中国最有荣幸之事。”^[6]11月20日，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分别致电美、英、法、意、日等国国会，祝贺胜利。国务院于23日发出通告：“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各机关应放假一日。”^[7]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举行盛大阅兵式，美、英、法、意、日等国士兵参加受阅，中国士兵以段祺瑞为总指挥。同时，内务部发出训令，要求各类宗教团体均于12月1日按各自教规举行祈祷仪式。训令说：“欧战告终，各协约国教堂皆行祈祷之礼，吾国对德宣战，与各协约国立于同一地位，各省区宗教团体届期亦应一律举行祈祷。”^[8]从始至终宣而不战的北洋政府，厚颜地分享着“战胜国”的喜悦。
同样，各界人士也普遍认为，欧战结束是公理战胜强权，兴奋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北京大学在天安门搭台演讲数日，蔡元培校长发表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蔡元培的理论依据是，战争的爆发，是由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思想所导致，而今后取而代之的是互助论的进化思想。他说：“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9]这在当时是一种极普遍的思想。
在一片欢呼声中，当年力主参战的段祺瑞似乎成了一位英雄，以他为首的皖系势力再一次嚣张起来。1919年1月18日，众议院有人提出《请以七月三日为马厂首义再造共和纪念日案》,提案人声言：“马厂誓师，推倒复辟，实可为三次恢复共和之纪念日。如无此日，试问中华民国何能存在于今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之期，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倡义之期，均已定为纪念日，马厂誓师，关系尤为重大，岂可即不定为纪念日乎？”湖南籍议员罗正纬反对，认为民国纪念日不宜过多。有人反驳道：“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再造共和，与黎前总统武昌起义事迹相同……当然应定为纪念日。”又有人说：“至此次复辟事起，首都陷落，若不有段前总理马厂誓师，国体几将变更，是其关系之重大，无异于武昌起义、云南倡义之事。”^[10]当日，众议院以多数票赞成通过该案。2月7日，徐世昌发布命令：“国会议决，以七月三日马厂首义再造共和之日，为民国纪念日，兹公布之。”^[11]这样，便出现了三个民国纪念日并存的现象。
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中心。人们既然把中国摆到了战胜国的地位上，当然就指望享有战胜国的权利，指望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改变八十年来受屈辱的历史，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司法部曾急电各省，征求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意见，国会中也有人提出收回山东权利的议案。各界人士纷纷围绕巴黎和会献计献策，甚至连参预张勋复辟的康有为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出席巴黎和会的陆徵祥写了一封长函，提出中国应争取废除庚子赔款，收回胶州湾等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收回治外法权，等等。
此外，被排挤下台的梁启超等研究系政客，则决定亲赴巴黎，协助中国代表团。在宪法研究会为他举行的饯行会上，梁启超表明此行的目的在于：“欧战和议关系于吾国利害者至巨，由国民分子的义务而言，则凡有利于吾国而为鄙人力之所能逮者，必当竭诚有所贡献。”^[12]1918年12月28日，梁启超一行由上海登舟赴欧，同行者有张君劢、蒋方震、丁文江等。行前，他们“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13]。然而不久在巴黎，他们又一次卷入到政治漩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