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华中沦陷区的政治与文化

如何对中国占领区实行长久的殖民统治，这是日本侵略者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军事占领之初，它采用扶植傀儡政府出面安抚民众，自己在幕后操纵的办法。汪精卫集团投敌后，为瓦解抗日阵线，引诱抗日营垒中的动摇分子，它又同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伪政权，与重庆抗日政府相对抗。表面上看，汪伪国民政府把各派汉奸势力都收归其麾下，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由于各汉奸集团之间充满矛盾，加之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汪伪政府的政令仅能在长江流域的狭小区域内施行。其他各地的汉奸集团，则在当地日军的支持下我行我素，根本不买汪精卫的账。以德王为首的蒙疆伪政权，一开始即表示不加入的态度；华北“临时政府”虽被迫改名，但新设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依然是个“独立王国”。这种行政管理上的割据状态，导致整个沦陷区在政治统治上具有不一致，其文化上也显现出多样性特征。
华北是卢沟桥事变以来最先沦陷的地区，那里也最早建立起号称为全国性的伪政权。汪精卫在筹组伪中央政府之初，即想方设法要把华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想法遭到华北日军和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的共同抵制。经日本政府调和，双方各作让步：华北“临时政府”同意撤销原政府名称，归入汪伪政府治下；汪精卫方面也承认“华北地方情形特殊”,同意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实行“自治”^[1]。所谓自治，其实就是让华北保持原有的政治形态，汪精卫的势力不向华北地区扩展。
伪中央政府成立前夕，汪伪中央政治会议于1940年3月22日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对华北当局拥有的权限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此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拥有极大的自治行政权。首先，该机关的地位非常高，直属国民政府主席领导，与行政院相并列。其次，其管辖的地域很大，领有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平、天津、青岛三直辖市。第三，拥有广泛权力。政务委员会下设内务、财政、治安、教育、实业、建设六个总署及政务、秘书二厅，负责处理辖区内行政、财政、治安、实业等各方面的事务，而且还拥有一支独立的绥靖军^[2]。这些规定，实际上是汪精卫对华北当局作出的最大让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还都”庆典时，王克敏等“临时政府”首脑于当日上午10时举行末次会议，发布解散“临时政府”宣言，降下五色旗帜，换上加有黄飘带的青天白日旗，接着宣布召开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次大会，委员长王克敏及各委员、总署督办宣誓就职，宣告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3]。经过这样一番形同儿戏的做作之后，华北伪政权也算并入汪伪政府的治下了。
华北伪政权之所以敢与汪精卫分庭抗礼，是因为获得了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支持。华北方面军在军事行动方面虽受中国派遣军统一指挥，但对于政务方面，则受陆军大臣直接领导。根据日本《战时高等司令部勤务令》第九条规定的行政监察权，方面军司令官可以“统治监督占领区内的行政”^[4]。据此，华北方面军把华北伪政权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为对华北伪政权实施有效控制，该方面军参谋部第四科专门承担了相关工作。此外，在华北政务委员会本部及所属各省、各特别市政府内，都设有顾问部，由该军派遣的最高顾问、顾问、顾问辅佐官进行幕后指挥。顾问部名义上协助中国方面开展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业务，实际却是凌驾于各级伪政权头上的太上皇。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最高顾问为预备役陆军中将佐藤三郎。除顾问外，方面军司令官还推荐了一批日本技术人员、教授、教官、教导员进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政府机关任职，以进行更为具体的监督控制。
华北方面军除在总体上监督华北全部行政外，还直接担任河北省及北平、天津两个特别市的政务“指导”。山西、山东、河南各省，则分别由第一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团担任“指导”,具体业务由派驻各处的特务机关负责。对于道以下政府机关的行政指导，则由各地日军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派遣道、县联络员，对道、县公署进行幕后指挥^[5]。
在华北日军的严密控制下，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一切活动当然严格按照日本的侵华战略进行。其施政方针是：“遵循兴亚之大道，以努力东亚新秩序之完成，而求华北政治之日臻明朗化。”^[6]为维持华北占领区的稳定，内务总署着手整顿地方行政，确定各级政府施政纲要，调整行政区域，实施保甲制度。治安总署则编组县警备队和警察所，设立各种训练所，开办警官学校，培养警察干部；招收新兵，创设军官学校，充实治安军之实力^[7]。华北伪军早在1938年即开始筹建，以齐燮元为总司令，其骨干多为他的老同学、老部下和同乡。1939年10月，“治安军”正式建成，编成三个集团军与两个独立团，额定兵力约15000人。华北日军在治安军内设有顾问和教官。治安军从建立之初即同日军混合部署，以协助日军作战。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由齐燮元担任治安总署督办兼治安军总司令，统辖华北伪军与警察^[8]。同年11月，治安军进行大规模扩充，兵力增加一倍以上。治安军不仅在组织上自成体系，不受南京汪伪政府军事机构管辖，在军队内部建制和服饰等方面也与汪伪军队完全不同。1943年治安军改名为“绥靖军”,服饰也作了更换，但仍在上衣左上口袋盖上戴一枚五色徽章，以示与汪伪军队有所区别^[9]。
为欺骗民众，维持在华北占领区的统治，日伪当局还仿照伪满洲国协和会，成立了一个号称“中华民国新民会”的所谓群众团体。早在平、津两市刚陷落之际，日本即指派伪满洲国外交大臣、“协和会”主要头目张燕卿为筹备委员长，筹建新民会。当“临时政府”于1937年12月在北平粉墨登场时，新民会的筹建也告完成，并于同月24日宣告成立。当天发布的《宣言》称：“本会与新政权表里一体，首先拥护新政权，为反共战线之斗士；进而培养民力，实现友邻之共荣。”^[10]其“行动纲领”第一条也强调：“护持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11]“新民会”成立之初仅有20余人，因其主要任务是为日伪当局摇旗呐喊，故活动经费得到临时政府的全额资助，规模也迅速扩展。1939年10月，“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担任会长后，“新民会”更成为华北伪政权手中的得力工具。汪伪政府建立后，“新民会”并未被汪伪国民党替代，其组织反而得到加强。华北日军先是任命安藤纪三郎中将任该会顾问，进而又宣布与军部宣抚班“统合为一”,对其机构进行大规模调整，以强化对统治区内部的控制。各级领导机构中，日方人员约占三分之一，双方的任务是：中方人员立于“第一线，与民众相接，而日系则由内部指导及协力”^[12]。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日本“以华制华”的图谋。
华中沦陷区的政治统治与华北完全不同。早在汪伪政府筹备成立之际，汪精卫一再强调实现和平与实施宪政是新政府的两大目标^[13]。他打着“以党治国”的旗号，沿用原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对沦陷区民众实施欺骗。
伪政府在南京登场后，汪精卫等人一方面加紧与日本相勾结，争取尽早得到日本的承认，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又着手整顿地方秩序，扩充自身实力。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940年4月连续开会，对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作出决定：宣布国民政府“还都”以前的法令仍然适用，以消除民间的思想波动；由国民政府下令，各地军队立即停战待命，以实现和平方针；令外交部根据政纲，着手调整外交事务^[14]。此后，伪国民政府各院部委，开始按照各自的职权运作。在财政方面，由财政部长周佛海召集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决议定名“中央储备银行”,于“双十节正式成立”,负责募集资金、整理旧币、发行新币等事务^[15]。军事方面，改编维新政府留下的军队，收编陆续来投的新军队，迅速扩充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又新成立一个警卫师，专门负责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宣传方面，创办中央电报通讯社，统一对内外发表新闻。另外，还创设宣传讲习所，培训宣传干部，派往各地宣传机关服务。经过半年多努力，日本终于同汪政府正式签约。此后，汪伪当局认为和平建国之基础已成，开始把政治活动的重心转到“强化党权”、“确立治安”等方面。
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初，曾指责蒋介石搞独裁统治，借“以党治国”的名义垄断政治。所以，他在伪国民党六大上做出承诺：“还都”以后将实施宪政，以后又把它写入政纲中，并组织宪政实施委员会，以示能容纳各党各派共同参政。然而，汪精卫决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派。当汪伪政府的根基大致稳固后，他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一再强调“强化政治中心领导权的重要性”。他认为，为了培养政治的总力，“我们以为应该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为中心，而联合其他各党各派，以共同负荷国家社会重任”。还说：“今日的世界，是拼命的世界，而今日的中国，又正在危急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候，既需要一种同心协力的精神，更需要一种能适合此精神，运用此精神的政治制度，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为中心势力而共同负荷责任，我认为是比较最合理的。”在一次与日本记者论及实施宪政时，他又强调：“真正之宪政，需有强大之中心势力为之推动。”^[16]根据汪精卫的理论，同年12月汪伪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结集党的势力，来推动政治上对内对外工作，将人民思想，集中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及大亚洲主义”^[17]。在汪伪国民党的压制力下，“维新政府”时期成立的大民会、共和党以及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等三个团体宣布解散。从此，在汪精卫集团控制的区域内，只有一个汪伪国民党。
汪伪国民党的“中心”地位确立后，汪精卫等人即致力于增强伪政权实力的各项工作。首先是大肆扩军，除陆军之外还建立海军，同时又成立航空署，计划购买飞机，筹建空军。接着又在苏南等重要地区实施“清乡”,以图确保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主要交通干线的安宁。为树立独立政府的形象，汪伪政府于1941年1月创设“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券”作为政府的法定货币。
从外表看，汪伪政府比其他伪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更多独立性，但他们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傀儡。汪伪政府是在日本一手扶持下，并在日本占领区内建立起来的，因此日本政府决不允许它脱离自己控制而独立存在。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及一批附属秘密协定，是一根拴在汪伪集团脖子上的大铁链，他们只能在铁链的长度内，围着日本这个中心转。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日本军事顾问部，严密监视着汪伪政府的一举一动，“汪精卫有时到广州、北平、东京、长春等地方去，军事顾问必定同行”^[18]。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在沦陷区建立傀儡政权，一开始就打着继承民国法统的旗号。为对沦陷区民众实施长久欺骗，他们上台以后，更加重视利用各种媒体，有计划地进行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
报刊、电台等近代媒体，一开始即为汪伪集团所重视。1939年7月，当“和平运动”公开发动之际，汪精卫集团即将停刊两年的《中华日报》在上海复刊，作为自己的喉舌。同年11月，又在上海设立“中华通讯社”。汪伪政府“还都”后，“中华通讯社”改称“中央电讯社”,并在辖区各地设立分社，同时大量创办各类报刊。仅南京地区就有《中报》、《南京新报》、《时代晚报》等十余种报纸，《中央导报》、《现代公论》、《大亚洲主义》等五十余种杂志。在上海则有《新申报》、《日本评论》等报刊二十余种。浙江、安徽、湖北等省及一些大中城市也有数量不等的新办报刊。为统一宣传口径，日伪当局对这些舆论工具实行严格管制，规定所有报刊都必须接受日军报道部和汪伪宣传部的指导，根据其定期发布的宣传要点撰写文章，刊登指定的新闻稿件，接受其新闻检查。1940年10月，汪伪政府发布《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实施新闻检查由各新闻检查所会同当地军警机关一起进行，目的在于“防止破坏和平反共建国国策之一切反动宣传”。凡有“企图倾覆政府危害民国”、“扰乱地方破坏金融破坏邦交”、“破坏公共安宁”等内容，以及通令禁止宣传的新闻稿件，一律删除。如有违反规定，轻者“警告”,重者“移送法院依法追究”^[19]。
此外，日伪当局还利用图书、画报、电影、戏剧、歌曲等宣传手段，向沦陷区民众进行卖国主义理论宣传。如图书出版方面，汪伪宣传部不仅大量印制汪精卫等人的言论集，还出版通俗读物《大众丛书》等，分篇阐述其基本理论，以适应普通群众阅读。同时还组织人员编写教唱“和平”歌曲，派剧团巡回演出，派人去各地宣讲“为何要和平”,等等。
为表示中日友好，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940年7月成立“中日文化协会”。该会宗旨是：“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合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亚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20]对于“中日文化沟通”之涵义，汪精卫在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讲得很清楚；“中国应将排日思想”,“从根本上加以廓清”,“中日两国，必须在文化上，共同努力，使东洋文化，大放光明”^[21]。汪政府的吹鼓手叶钧则更加露骨地称：中国文化“随时有遭遇覆亡的危机”,“中国民族文化的发达，必须与日本提携”,“在同一的旗帜下，应紧密团结起来”^[22]。1941年2月，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成立时，“文化沟通”即成为该联盟四大纲领之一，同时也成为汪伪政府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
教育是文化领域中的重要阵地，汪伪集团对教育非常重视，他们一开始即注意控制教育机构，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早在1939年8月汪伪修订的国民党政纲中，即把教育方针修改为：“保持并发扬民族固有之文化及道德，同时尽量吸收适于国情之外国文化”;“铲除狭隘之排外思想，贯彻睦邻政策之精神”。同时还强调要“改订教育制度，重编教材，以适于新中国建设”^[23]。次年1月，汪精卫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称，将以确立中日永久和平及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24]。此后在“还都”时发布的伪国民政府政纲中更明确规定：“以反共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25]
在汪伪政府成立前，华北、华中各沦陷区的大中小学教科书，早被日军强令修改，删除一切抗日、排日内容，改成亲日、媚日文字。但汪伪教育部仍不放心，再三嘱令所属机关对各类教科书严格审查，删除所谓不适用之内容。其删除原则是：“教育方针既确定在于反共，则凡各级学校的教科书上含有阶级斗争，或有足以引起阶级斗争的一切思想，皆当全部删除”,“又教育方针既确定在于和平，则凡各级学校教科书上，含有民族国家间仇恨，或足以引起将来的民族国家间的仇恨思想，亦当加以适当修正”^[26]。1940年8月，汪伪教育部公布了从幼稚园开始的各类教科书审查表，并删除了一大批文章。同时，还通令各中小学每周必须对学生进行一小时“精神训话”,以宣扬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强令沦陷区内各学校学生学习日语，是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的又一重要手段。1940年7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致函汪精卫，要求教育部将日语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程，宣称这是对日本表示亲善与真诚的“主要标志”^[27]。对于日本的指令，汪精卫当然惟命是听，立即批示“照准”。于是汪伪教育部决定在初中以上学校开设日语课，并规定为学生的必修课程。
为扩大奴化教育的影响，汪伪教育机关还将学校教育扩展到社会与家庭。1940年8月，伪江苏教育厅制订《小学指导儿童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办法大纲》,要求各小学组织“和平运动推行委员会”,指定由校长教员和家长代表参加，校长任该会主席。其任务是：“规划学校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之具体方案”;“讨论学校及家庭推行和平运动之实际问题”。要求家长对学生不合于和平运动之行为，配合学校“予以纠正”,“以身作则，为儿童及各家庭表率”^[28]。伪南京市教育局还要求社会教育机关对学校加强“和平运动”教学，强调各社教机关负责人，要“随时审察校内或馆内全体教职员工、学生之思想，并召集思想善导会议”,“矫正”教职员及学生思想^[29]。显然，日伪沦陷区内各类学校，都已成为控制青少年思想的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