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才子形式主义倾向表现在哪里

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在诗坛上出现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他们以长安城为中心，彼此唱和，声名远扬，文学史上称之为“大历十才子”(钱起、韩翃、卢纶、李端、耿沫、崔峒、吉中孚、苗发、司空曙、夏侯审)。十子的诗作当时颇有名气，今天看来确也不乏佳句名篇，但历来对他们评价不高，以为有形式主义倾向。
翻开十子各种题材的诗歌，最有形式主义之嫌的当是那些赠酬送别之作。“十才子”大都是些出身寒微而又喜欢作官的人，为了得到引荐，常周旋于王公贵主门下，陪侍燕饮，赋诗唱和，借以施展才华，博得主子赏识。据记载当时郭暖(郭子仪子)和昇平公主(代宗之女)夫妇附庸风雅，常和文人集宴赛诗，而“多在暖之门下”帮闲的“十才子”;每次赛诗出尽风头，或“李端擅场”,或“钱起擅场”,各自使出平生的作诗本领，去争夺主人“金帛名马”的赏赐。试想，这种场合作的诗，怎能有充实的内容和真实的情感呢？王国维说：“诗至中唐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人间词话》),这话正点破了十子赠酬诗的特征——投权贵之所好，邀功取宠，置现实的动乱与生民的疾苦不顾，一味歌颂升平，粉饰太平，象“不愁欢乐尽，积庆在和羹”之类，简直无聊空虚之极。
朋友远行，分别在即，这本是人的情感最丰富复杂的时刻，此时作诗，也最能感人肺腑，发人深思。然而，对“大历十才子”来说，送人作诗似乎成了一种例行公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中说：“自丞相以下，更出作牧，二公(钱起、郎士元)无诗祖饯，时论鄙之。”可见当时送别集宴，请文人作诗赠送竟是一种装点门面的时髦举动。以此考察十子的送别诗，有真情实意者少，谀谄敷衍者多，除个别赠送亲友之作感情真挚，有现实感和生活感之外，大部分属内容平庸的应酬之作，且堆满溢美之词。钱起《送元中丞江淮转运》云：“薄税为天府，轻徭赖使臣。欢沾赐帛老，恩及卷绡人。”而实际上元载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贪官，在江淮转运使任上敲榨勒索，坏事作尽。象这些违背情理，借机讨好达官的送别诗，十子作了不少。
总览“十才子”的诗集，赠酬送别诗几乎占一半左右。由于他们作诗极喜欢在格律、字句上下功夫，而工巧的结构、优美的词藻、和谐的声律，恰好掩盖了情感、内容的空乏和思想境界的庸俗卑下。“大历十才子”的形式主义倾向正表现在此。令人叹惋的是，他们这类诗的不良倾向，不仅影响了自身的文坛地位，还对中唐诗坛产生了消极作用，后人多将“稍趋浮响”的中唐诗风归罪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