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塞上曲》鉴赏、赏析和意境解读

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

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

燕支落汉家，妇女无花色。

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

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

看上去，这是一首征人出塞的歌，表达了戍边士卒休兵息战的愿望。但是它并不是一般的厌于兵事的牢骚，而是通过对历史上御戎安边的思考，从根本上抒发了诗人欲使“海县清一，寰区大定” 的治国安邦的宏伟抱负。

李白生活的时代号称盛唐。文人们吟咏边事，多以建功立业，报效家国为己任，所歌多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的慷慨赴死之辞。然而作为怀抱 “海县清一”大志的李白，于此诗中却一反常态，显露出他极为冷静的一面。他把眼光投向历史的深处，显出不同流俗的见解：

“大汉元中策，匈奴犯渭桥。”北方匈奴为害中原，自周、秦以来，未曾间断。如何御戎安边，这一直是历朝都很棘手的问题。这两句本应该倒过来说，是有 “匈奴犯渭桥”这一事实，才有大汉如何筹策拒之。而诗人偏偏反过来说，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是因 “大汉无中策”，才导致了“匈奴犯渭桥”。这不只是一个语序颠倒的问题，它包含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在历史上秦始皇耗尽民力，穷竭国库来修筑长城以御匈奴，却并没有挡住北方铁蹄的南侵。至汉武，选将练兵，深入远戍，先后有卫青、李广、霍去病等屡击匈奴，驰骋阴山、大漠，但匈奴并没有因此而被制服，虽战功赫赫，换来的却是兵祸连年。对此，《汉书》 已作了结论：“至汉武选将练兵……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疲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故诗篇开首说： “大汉无中策。”“无中策” 者，下策之谓也。正是由于出此下策，匈奴才逼进渭桥。渭桥，指渭水便桥，又称西渭桥，在咸阳市西，代指中原或京畿。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北方突厥颉利可汗进逼便桥之北，太宗李世民驰六骑独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太宗以其超人的胆略令颉利惊惧请和，引兵而退。故而清人王琦说此诗是“追美太宗武功之盛”。盖难以坐实也。因为下文不是颂扬而是批评这种“武功” 的。

“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传言唐时颉利设牙直于五原 (今属内蒙古)之北，故以五原泛指北方匈奴。匈奴散居蒙古高原大沙漠南北，其西拥有祁连山、燕支山。《西河旧事》载：“祁连、燕支二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暖夏凉，宜畜牧。”匈奴拥有如此肥美之地，秋草不衰，该是何等骄恣难制。汉武时主父偃曾上书说：“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天性固然。”此天性也包含地利，何能以称武制服！ 这两句进一步说明好胜战穷武事来对付匈奴，实属下策。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阴山在唐时北塞外突厥界。汉武时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漠北。卫青凡七击匈奴，仅武帝元朔五年(前123)三个月内，就两次出军定襄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元狩四年 (前119)，霍去病向匈奴出兵，封狼居胥山(今内蒙古五原县西北)，并登临大漠之北的瀚海。这频繁地深入匈奴，穷兵黩武，除了显示汉家武威外，得到了什么呢？ 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水陆运输费用紧张。这里尽管没有直接写出好胜战给中原带来的疲耗，但下文通过叙写匈奴的创艾，足以说明这一点。

“燕支落汉家，妇女无花色。”汉武元狩二年 (前121)，霍去病率万骑出兵，过燕支山千余里，复深入二千余里至祁连山。此二山冬温夏凉，水草肥美，又产红蓝可作胭脂。匈奴失此二山，曾有歌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中间四句更深一层的揭示出好战崇武既不利于中国之民休养生息，也给相邻之邦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靠深入匈奴来制夷御边又怎能不是下策？ 王琦以为“命将” 二句是指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李靖破突厥于阴山 (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并擒颉利可汗之事，以美太宗武功。问题是经李靖此战，北边之患随之告罄，堪称上策，与全诗题旨不合。

最后四句，诗人便直接端出题旨以收束全篇：“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既然深入远戍出击匈奴为下策，怎样才算上策呢？那就是掉转身来，渡河返回汉家的界域，令中外清静无事，大漠之南北泯息战波，这不正是“海县清一，寰区大定”吗？ 当然，这只是诗人的理想，历史与现实都是血与火构成的，并不如理想那么美好，但理想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这是戍卒出塞的歌，但并不是对边塞生活的写实；这是一首咏史诗，但并不专咏一人一事，而是泛咏历史，借此表达诗人的理想抱负而已。沈德潜说：“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古绝唱，后唯明远、太白能之。”李白的确如此。既然要吟咏自己之情性，所以史料截取则由我驱遣。李白此诗的高明在于开篇便高屋建瓴地对汉武提出批评，气势磅礴，接下去纵横捭阖，不拘时空，不泥于具体史实，或汉或唐，或虚或实，由我剪裁，随意而出，最终是为了托出诗人的宏大抱负。另外，咏史诗最难的是形象直观。此诗虽通篇言理，却极其注意选取那些最能体现历史的形象材料，并以戍卒的口吻出之，使纵跨千年的历史如同一场具体的战争环境，一方是匈奴进犯，一方是中原征讨，写得声色兼具，动人心魄，使得诗人理想的表达极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