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钱泳的书论

钱泳(1759—1844),字立群，号梅溪，梅花溪居士、台仙。江苏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居常熟，官候选府经历。蒋宝龄《墨林今话》曰：“梅溪工于八法，尤精隶古。”齐学裘《见闻随笔》曰： “钱梅溪能诗、工书，缩本唐帖，至其分书，一味妍媚，不求古雅，名虽远播，终不近古。”著有 《履园丛话》,其中有不少涉及书论。
钱泳的论历代书法，体现了乾嘉汉学之风影响下对书法史的新认识。钱泳认为学篆书须通《说文》,当时能工篆书者则推钱坫、孙星衍二家，钱、孙即为著名的汉学家。至于隶书，他更明确地说：“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余答曰：犹之说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今而大盛也。” ( 《履园丛话·书学》,下同)直接以清代隶书的复兴归功于汉学家之提倡，故其于当时能隶书者推重翁方纲、桂馥、钱大昕、伊秉绶、黄易诸家，他们都为一时好古博学之士。对于正行等书体，钱泳则接受了阮元书分南北与碑帖不同的说法，以为北朝书法乃为唐人所从出，也体现了金石之学对书论的影响。由于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钱氏对书史的认识往往不同于前人，有不少新见，分述如下：
以钟鼎文为书法之本源。钱氏所处之时代甲骨尚未发现，最早而最可信之文字莫过于钟鼎。钱氏本着考据家的征实精神，对传世的大篆，如《周宣王石鼓文》、《诅楚文》等未敢轻信，故其论篆专取小篆，而在小篆之前，则欲溯源于钟鼎。他以为：“惟周钟、周鼎，及尊、彝、壶、爵、 卣、 鬲、斝、觯、觚、敦、簠、簋、盉、、 匜、盘之文，尚有可据。虽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铭文之古奥，字画之精严，决非后人所能伪作。故读书者，当先读六经，为文章之源流；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为书法之源流也。”周代钟鼎文字既最为可靠，又书法精严古奥，故宜为学篆、隶者之本，钱氏这种对钟鼎文的肯定，不仅反映了当时金石学对书法的影响，其本身也启导了清代后期书法艺术中学摹钟鼎文字的风气，直接导致了追求金石老辣之气一路书风的产生。
以六书为本的尚古倾向。钱氏论书具有较明显的尚古倾向，他以篆书的造字法——六书作为衡量各体之书的依据，遂得出今不如古，书体代降的结论。其言曰：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 “隶书者六书之蟊贼”,余亦曰 “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蟊贼也”。
隶书简化了篆书的字形，改变了篆书的笔画，故六书在隶书中已不复存在，而真、行、草书更与隶书不同，完全抛弃了篆、隶的笔法。钱氏以为篆、隶为真、行所汩没，就象成年人忘却了天真的童心一样，钱氏以为四、五岁的孩子“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显然是过份夸大的说法，然而体现了他以天真纯朴为古法的主张。就以隶书而论，他以为汉隶一碑有一碑之面貌，原因就在于它们出自天然，是汉人率真个性的表现。而唐人的隶书千篇一律，失去了自然的风貌，虽有意求工，但已与汉隶不可同日而语，因“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其中虽明显具有贵古贱今的倾向，但其对汉、唐隶书高下优劣的评骘还是颇有见地的。
书分南北二宗。钱泳于嘉庆甲戌 (1814) 得见阮元《南北书派论》一文，深受其影响，故也力倡书分南北之论。所述大体发挥阮氏之见而已，其于碑帖二途严加区别，可与阮元之论相发复。他说：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书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 ‘余以 《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 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参半，迨米南宫父子一开风气，至南朝告敕碑碣则全用行书类。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他从书体上严碑帖之别，以为碑用正隶，帖取行草，可以说是发展了阮氏北碑南帖的理论。因而他将帖学与碑学的不同仅视为书体的区别，故未是丹非素，厚此薄彼。他说： “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必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可见他以为行、草的用途远较正、隶为广，故不可忽视帖学，与后来重碑者之卑帖不同。
尊唐卑宋。钱泳以为唐人之书传自六朝，学有所本，而宋人变乱古法，杂出己意，故其论书中有强烈的尊唐卑宋之倾向。他说：
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视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辈自为创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寻绎。
他以为唐人不失六朝之格法，犹存古意，而宋四家中，苏、黄、米都学古而未能醇，未足取法，以为 “学之不可医也”。蔡襄则太拘束，故他于宋人之书几欲一笔抹倒。他说： “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这种理论一方面体现了钱泳崇古尚法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为清季轻帖卑宋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钱泳对历代书法的评论之外也还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论书见解，如他极重小楷，以为“工书者不精工小楷，不能称书家”。又以为书法不足以见人品，一反历来以为书品出于人品的主张，强调了艺术的独立性。他认为临古欲求形似，“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这些主张都能与前人或时人立异，体现了他不愿苟合他人的论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