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裁型与逆反型

化裁型是一种通过掺合、杂交、嫁接、增损、化裁等手段而获得风格的创作方法。这种创作方法当先以传统技法为基础，然后择定一体，守定一家，再掺合其他书体的笔意或另一书家的风格特点，掺合得好，便可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谢榛《四溟诗话》中有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示，其曰：“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粬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 ‘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手不同故尔。”作书何尝不是如此。
最为常见的掺合之法是各种书体之间的笔意相互杂交，如楷书之沉着掺合行草之流动；行草之使转掺合楷书之点画；或楷书掺合隶书之方笔；草书掺合篆书之圆笔。梁𪩩《承晋斋积闻录》中云：“草参篆籀，如怀素是也；而右军之草书，转多折笔，间参八分。楷书八分如欧阳询、褚遂良是也；而智永、虞世南、颜真卿楷，皆折作转笔，则又兼篆籀。以此见体格多变，宗尚难拘。”颜真卿的《祭侄稿》就是掺合了篆籀的笔意而自创风格的；王羲之的《十七帖》草书使转中时兼折法方笔，又是掺合了八分的笔意；宋克的草书中又掺合了章草的笔法；而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楷书又掺合了篆书的笔意。一般地说，楷之生动，多取之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之于隶，行草书掺合篆隶笔意则自高古。孙旷《书画题跋·跋赵文敏篆书千文》中曰： “余不能篆书，第微识其意。若能用之真、行、草间，良是妙境。必欲真作篆，恐终是画鬼魅乎。”这种书体之间的掺合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拼凑，也不是紊乱的大杂烩，而是一种笔意上的嫁接，是经过书家增损、化裁后改良而成的一个新品种，是通过移花裁木后杂交而成的新面目，它必须保持通篇笔调和风格的和谐一致。
化裁型的创作方法还可以与绘画中的笔意相互渗透，或以书法透入于画，或以画法透入于书。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谓： “石室先生以书法画竹，山谷道人乃以画竹法作书。”近代的著名画家唐云就是以撇竹叶的笔法融合到其书法中去，至于画理更是与书理相通，都可以相互渗透。
化裁型的创作方法还可以在不同风格的笔意上相互掺合，在掺合时必须经过书者的筛选、约取，吸收其精华，并通过消化与自己的笔意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风格或面目。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历代诸家体格不同，凡善创作者，必不拘守一家，而能纵横博取，上下求索，如入乔岳巨川，任吾所适，随意采撷。其用意庄重者，如仁者乐山；其奇趣横生者，似智者乐水。其间，或循其理法，或得其意趣；或挹其风度，或取其神韵；或用其章法，或仿其体势。正如王绂 《书画传习录》中所谓： “学者有从笔墨处求法度，从无笔墨处求神理；更从无笔墨处参法度，从有笔墨处参神理。针线细密，脉缕清微，早作夜思，心摹手追，如是者一二十年，不患不到能手地位。”这种“如蜂采花，酿成其蜜”的创作方法就好比烹调中的高手，同样的原料，由于配料不同，火候不同，做法不同，就会有不同特色。故凡善学者不但要精于选择，还要精于融会，如调羹然，五味相和，始能称善；如“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则这种创作方法便会成为一个没有主调的大杂烩，因此可以这么说，一个书者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吐故纳新的过程。朱熹有一首 《观书有感》诗是很有意义的：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不断地从传统中取舍，才能保持一个书者旺盛的艺术生命；只有经过不断地吐纳，才能保持一个书者清新的艺术风格。
化裁型的创作方法的创作路子是很宽广的，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于见多识广、胸襟开阔而又具有一定综合能力的人，如只能变化，而不能贯通，就势必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正如沈作喆 《论书八条》中所谓： “学书者谓凡书贵能通变，盖书中得仙手也。得法后自变，其体乃得传世耳。予谓文章亦然，文章固当以古为师，学成矣则当别立机抒，自成一家，犹禅家所谓向上转身一路也。”因此，作为创作来说，不但要善于变化自己的气质，又要变化古人的气质，褚遂良写《孟法师碑》时，结体运笔多取法于欧阳询，后来写《圣教》时，又以潇洒流动的笔调书之，取法迥然不同，凡手看不出是出于一人之手。化裁型的创作方法虽不墨守一家，博采众长，但贵在众多的形式中保持体格的一致性，以不变应万变，方能有自主之地。
逆反型是一种出奇制胜、反常求变的创作方法。《老子》曰：“反者，道之动。”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前进的，老庄提倡自然之美就是反孔子所提倡的人工之美，然而儒道互补反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唐代的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反六朝骈文的绮丽纤靡，看上去是复古，事实上却是创新。书法艺术要强调程式化、规范化的形式美，但过分地强调后又容易束缚一个人的创作思路，于是又出现了意趣性情，以感性来反理性。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中以大胆的叛逆精神进行革新的例子是很多的。如篆书尚圆，而我偏用方笔(如《天发神谶碑》);隶书尚方，而我偏用圆笔(如《石门颂》);篆书体长，而我偏压之以扁(如陆维钊的篆书);隶书体扁，而我偏拉之以长(如金农的漆书);草书尚转，而我偏用折法(如张瑞图的草书); 楷书尚工，而我偏用草意 (如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草书古人忌连绵缠绕，而我偏一气旋转数十字而不断(如王铎的草书);行书贵平和简静，而我偏狷狂疏野(如徐渭的行书);古人所轻视的民间书法，而我偏喜从片纸残简中寻觅奇趣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曰： “凡书贵有新意妙理。以方作秦分以圆作汉分，以章程作草，笔笔皆留；以飞动作楷，笔笔皆舞，未有不工者也。”这种创作方法大胆、泼辣，富有个性，富有新意，具有很强烈的刺激性，但亦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盲目性。历史上所出现的叛逆现象往往带有矫枉过正的含意，如唐人守法太严，宋人便提倡以意来解脱法的束缚；清人以馆阁为尚，于是便有一批有识之士提倡书写北碑以打破这种沉闷刻板的风气。正如笪重光 《评书帖》中所谓：“晋书神韵潇洒，而流弊则轻散；唐人矫之以法，整齐严谨，而流弊则拘若；宋人思脱唐习，造意运书，纵横有余，而韵不及晋，法不逮唐。”不论何种逆反方法，都必须以书法艺术的“共同美”为基础，决不是要化美为丑，变真为假，这是每一个创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逆反型的创作方法运用得好，可以产生出奇制胜的效果。
总之，书法艺术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规律，积淀着几千年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饱含着前人在艺术创作中的经验甘苦。历代的许多书家他们本着自己的文艺才能和审美理想追求着不同个性的艺术风格，但又无不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富有一种清新、典雅、和谐、自然的气息。他们重视个性和情感的抒发，但绝不摈弃理法和功力，力图在规律中获得高度的创作自由； 他们注重一个人的人品、学养、气节和格调，他们不但追求着善，也追求着真和美；他们认为艺术创作应该是一种超然于物质功利、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全神贯注的活动； 他们又认为艺术创作应该是一种充满激情但又合乎理性的创作活动； 他们有着自己的审美观念和品评方式，而这些富有哲学思想和宗教色彩的文艺观又紧密地和时代风尚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他们的笔墨技巧，研究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创作方法，无疑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如何采用科学的创作方法以适应当今时代的节奏，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以上所总结的几种创作类型只是举隅而已，事实上由于每个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不同，创作路子的各异而另有他法，但凡有志于创新者，一定要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