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余灰

吴趼人(我佛山人)著。十六回。1907年至1908年(光绪三十三年到三十四年)《月月小说》第十、十一、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号连载。1909年 (宣统元年)上海广智书局刊印为单行本。

《劫余灰》小说以清末广东南海地区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女主人公朱婉贞和她的未婚夫陈耕伯历尽苦难的悲欢离合故事。陈耕伯(陈畴)去省城考秀才，他的父亲陈公孺和嫡母李氏在家为其择亲，由叔父陈六皆说合，与同村专讲理学的迂儒朱小翁的女儿结为婚烟。聘礼刚过，传来耕伯出场后失踪的消息，遍寻不得。朱小翁之弟朱仲晦约小翁携女朱婉贞一起去为外母贺寿。路经花埭，小翁随仲晦上岸喝酒赏花，仲晦托故回船，弃小翁而去，将婉贞拐到梧州卖给娼家。婉贞奋力反抗，惨遭毒打，投环自尽未成，乃改思计策，假意与鸨母阿三姐周旋，暗中刺手写血书状词。借去城隍庙还愿拦轿呼冤，将状纸递呈县令李琛。李县令经过询问，得知委曲，深表同情，惩办了鸨母，并托人将婉贞送回家。然经肇庆峡时，水急船翻，婉贞落水，为肇庆盐局总办式钟老母所乘官船救上。式钟欲纳为妾，婉贞坚决拒绝，又被毒打至昏死，被弃于野外。时大风雨，婉贞被浇醒，踉跄行至贞德庵，为尼姑妙悟所收留，并请友人黄学农为其治病。病愈后，又由学农亲自送其回家，婉贞始得与父亲团圆。此时陈六皆从长沙回家，带来他遇见仲晦，并从仲晦口中得知耕伯在南宁的消息。陈公孺夫妇托六皆去南宁寻访不得，方知受骗。六皆又带小翁去长沙找仲晦，仲晦受贿入狱，竟继续谎骗，说耕伯已死于香港。朱陈两家大恸。婉贞则至夫家守节，忍受婆婆责怨，人称贤孝。李氏不久病死。二十年后，耕伯忽然携妻蔡氏并子女归来。历叙前情，是当年被仲晦拐骗至香港卖为“猪仔”,流落南洋，遭遇悲惨。两家共庆团圆，婉贞始得与耕伯拜堂成亲。耕伯二妻，婉贞以父母之命居长。
《劫余灰》是吴趼人的一部写情小说，发表时特地标明为“苦情小说”。“劫余灰”的题目意义，包含两方面，一是社会道德现状，世风不古，人伦沦丧，是“情”的劫运；一是主人公的情感历程，历尽艰辛，苦守心志，是“情”的磨难。他的小说便是留给后人的劫余之灰。吴趼人对“情”,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先天一点不泯之灵谓之情。此乃飞潜动植一切应生所共有之物”,“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11回)他把“情”看作万物的本性，而非人所独有，更非男女所独有。但对人来说，“情”则是指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态度。所谓“能见情之处，只在伦常之间。” (同上) 他批评“自从世风不古以来，一般佻达少年，只知男女相悦谓之情。” (第1回)还特别通过小说中启悟者形象妙悟之口，辨明“情”与“淫”、“欲”的界限。很显然，作者既承认“情”的天然合理性，又企图规定 “情”的伦理制约性，并把二者结合起来，这表现了作者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改良主义思想。
吴趼人对封建末期的道德沦丧深感痛心，把它看作“情”的劫运的根源。在小说中的代表就是一手制造男女主人公两个悲剧的祸首朱仲晦。仲晦因衔恨哥哥不肯分公田让其挥霍，竟然施展毒计报复，先拐卖未婚女婿，继而拐卖亲生侄女，丧尽天良人性。作者对他的批判，是寓有深意的。血缘家族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单位，家族伦理(孝悌)是封建社会的基本要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朱仲晦形象的意义，正在于通过他的伦理背叛和情感异化表现了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以后封建制度 (包括意识形态) 的急剧解体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堕落与罪恶。吴趼人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刻划人伦败坏的叔伯形象。除本篇外，另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主人公“九死一生” 的伯父平时道貌岸然，却乘料理亡弟丧事之机，吞没其财产，导致侄儿飘泊辗转等。这些，不但表现着他对晚清社会的尖锐的道德批判，而且隐藏着他自己的一段深哀巨痛——作者17岁丧父，遗数千金家产为季父所吞，不得不外出谋生。
但吴趼人的写情小说与谴责小说不同的是作者不把社会道德批判作为重点，而是主要表现其社会道德理想，即企图提倡一种经过改良的封建道德 (伦理化的“情”)以挽救和改变世道人心。小说着重刻划了朱婉贞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操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朱婉贞与陈耕伯的婚烟既是父亲所定，但也合乎她的情感追求目标。她与耕伯青梅竹马，从小建立了感情，作品中多次描写婉贞在痛苦中回忆她与耕伯亲密相处的情景。这就使她的守节行为，既是对封建妇德的恪守，也是对个人爱情的忠诚，具有伦理和人性的双重合理性。除此之外，作者还刻划了笃于情谊的陈六皆，他为了解除兄嫂的痛苦，为了寻找侄女和侄女婿，往返奔波，用尽心计，以至作出了许多牺牲。他与公孺，同仲晦与小翁，两家兄弟，两位叔父，恰成一鲜明对比。他是作者理想的手足亲属之情的代表。至于理想的社会道义情感的表现，则有县令李琛、女尼妙悟和医生黄学农对朱婉贞的同情、救护和帮助。特别是妙悟，是婉贞的互补形象。她也为亡夫守节。不同的是婉贞正经历苦难，妙悟则已 “超脱”苦难； 婉贞只是个“情”的实践者，妙悟则同时是个启悟者，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作者通过上述人物及其活动，创造了一个伦理化的 “情”的理想世界，这是一个与反映近代民主思想的个性化的 “情” ( 《牡丹亭》《红楼梦》等为代表) 性质与内涵都不同的理想世界。作者肯定这种“情”,既是为了维护和恢复面临崩溃的封建纲常，也包含着对忠于爱情、反抗强暴、主持正义、救助不幸、见义勇为等传统美德的赞扬，它的精华与糟粕是并存于一体的。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情”的主题与社会苦难主题的结合。作者总是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故事，放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加以表现，让他们历经磨难，由此形成悲欢离合的曲折跌宕情节。如《电术奇谈》是异国飘零，《恨海》是庚子之变，《情变》是江湖历险，而 《劫余灰》更是风浪凶险的广东南海社会。除了个别作品 (如《情变》)外，爱情和婚姻的破坏因素主要并非来自爱情婚姻自身 (如爱情观念与婚姻制度的冲突，青年男女与家庭礼教的冲突等),而是来自爱情婚姻之外的其他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这显然与作者的改良思想有关。他企图把男女之情与父母之命调和起来，消弥封建礼教与自由爱情的矛盾(如《劫余灰》中婉贞与耕伯的婚姻那样),这自然是一种重要缺陷。但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带来了某种突破，就是使爱情主题进一步社会化，并实现与社会主题的结合，作者不但能够通过设置种种社会障碍，使爱情主人公充分接受考验，从而突出“情”的历程，“情”的理想； 同时，又能够以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和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这样，“写情小说”就从单纯展示爱情婚姻冲突的小天地走进了充满复杂社会关系和矛盾的大世界。《劫余灰》在这方面更具有特殊意义。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在动荡混乱、充满黑暗与邪恶的南海社会分别成为两种人口买卖的牺牲品。婉贞开始被卖作娼妓，后来又被逼作官僚侍妾，才出虎口，又入狼窝，虽倔强反抗，却几乎被摧残至死。从阿三姐所叙和式钟家里可以看到，这种悲惨事件绝非个别，早已司空见惯。婉贞后来回到家乡，与父亲团圆，也并未结束自己的悲剧命运，不但要为丈夫守节，还要忍受婆婆对她的折磨埋怨，“承颜顺志”,承担着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家长制度加在一个弱女子身上的所有不幸。如果说，婉贞所受到的社会压迫，较多地积淀着古代妇女的传统苦难； 那么，她的未婚夫陈耕伯被骗至香港，卖为“猪仔”的经历，则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展示了资本主义列强掠卖华工的野蛮罪行和华工的辛酸血泪。耕伯自述，被仲晦骗进香港“猪仔馆”及出洋的情形道：

入得门时，却是一所黑暗房子，里面有个人出来招呼，带了我到后面一间去，见有许多囚首垢面的人，柴、游两个也在那里。我便约他们出去，他两个哭道：“我们出去不得的了！这里是猪仔馆，进来了便要贩到外洋去卖的！”我听了吃了一惊，连忙要出去时，那门早反锁了。

接着是被迫签卖身契、吃哑药，被赶上船：

在船上受的苦，比在黑房时还胜十倍，也不必细说了。昏昏沉沉，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到了一处，把一众人驱赶上岸。到了一处房屋，把我们一个个用麻布袋装起来，逐个磅过。又在袋外用脚乱踢一会儿便又把我放了出来。还有几十个同放的，却不见了柴游两个。从此以后，我便同他两个分散，直到今天，也还不知他们下落，生死也无从打听。此时便有两个外国人，把我们当猪羊般，驱赶出去。又到了一个轮船上，行驶了三天，才到了一个地方。重复驱赶上岸，到了一所烟园里，叫我们给他种烟。列位，这个便叫做卖 “猪仔”。

在此之前，虽有反映旅美华工血泪生活的《苦社会》(1905年)等小说，但在写情小说中纳入这一题材，却是吴趼人所开创。鸦片战争以后广东社会日趋殖民地化的现实，中国人民最终沦为奴隶和商品的痛苦，在此得到惊心动魄的表现。这是爱情的苦难，也是民族的苦难。
《劫余灰》的人物塑造是相当成功的，作者不但善于表现人物个性的丰富内容，而且善于揭示人物心理的复杂变化。朱婉贞虽然是一位恪守封建道德的女子，却并没有概念化的毛病，而被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作品真实地表现出一方面婉贞深受父亲儒学教育，温柔婉顺，封建伦理观念浓厚； 另一方面由于“从小没了母亲，把他当男孩子养着”,又形成了坚毅顽强，精明敏慧的性格特征。面对横暴，她敢于反抗。在鸨母的皮鞭面前，“婉贞大怒，夺过皮鞭，也没头没脸的打去，吓得一众粉头，齐声发喊”。在式钟的逼迫面前，她摔妆奁，扔脂粉。痛骂式钟，被“打得愈重，她便骂得愈狠。”然而，她也善于审时度势，巧妙周旋。自缢不成，她便改变主意，暗中筹划，居然以表面的顺从骗得鸨母的欢心和压迫的缓和，为告官赢得了时间和机会。甚至从她写血书状词和告官时有意隐去杏儿同时被卖这一细节，也既可看出她“为尊者讳”的委曲心思，又表现出她处世冷静虑事周详的不凡品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对朱婉贞的心理活动作了多次相当细致深入的直接描写，在当时的小说中，这种描写无论从数量或质量看，都是比较突出的。全书16回，集中的心理描写有8次，最长的一次有三千多字。所谓“情扰成魔魂游幻境”(第10回),写婉贞被式钟打死弃于野外为风雨浇激苏醒前一段似梦非梦的下意识活动。述其自觉魂离式公馆飘泊回家，但父亲并不理睬，一心读理学书，还把自己反锁于房中； 又奔赴陈家，拜见公婆，谁知公婆也同父亲一般，“犹如不闻不见，不做理会”,不觉一阵心中大苦，以头抢地，放声大哭。忽又觉于荒郊遇一做官的少年郎君，乃是耕伯，耕伯对自己十分怜爱亲热，两人成婚，此时“公婆却是喜孜孜笑溶溶的，不似从前那一副冰冷面目。”但洞房之中，耕伯忽而化为一斑烂白虎，“像人一般坐在那里，一只前脚抚在自己背上，一只按在自己胸前”,婉贞惊醒，方知被活葬……这一段描写，迷离恍惚，而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婉贞为保卫自己贞操而进行殊死斗争后的复杂内心活动。一个女子惨遭不幸，不但不能得到亲人的同情，反而可能因被怀疑失节而遭到冷淡，歧视，由此感到 “可见得从前亲热都是假的。”这种恐惧心理，表明封建道德观念对妇女的沉重压迫，也暴露出建筑在封建纲常基础上的人伦情感的虚伪和冷酷。只有并不以贞节为前提而是“从小儿便大家相爱”的爱情才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体贴与温暖。而郎君化猛虎的恶梦，则又深隐着她对耕伯失踪后前途的担心与忧惧。作者运用魂游梦幻的虚拟情境，深入开掘了人物的心理层次，他对伦理化的 “情” 的内在矛盾的揭露使作品达到了作者所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批判封建道德的高度。出色的心理描写是朱婉贞形象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除婉贞外，小说还成功刻划了陈六皆、朱仲晦、李氏等人物的个性。李氏钟爱儿子，开始急于为儿子办婚事，择媳下聘； 儿子失踪后，反过来埋怨未过门的媳妇“克夫”,以至于迁怒媳妇，但临死以前却对媳妇说了一番动情的悔恨的话，并执意要过继孙子以慰媳妇寂寞，直到紧抓住婉贞之手含笑死去。真实地写出了一位任性、狭隘、迷信但又善良、诚挚的老母亲和婆婆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劫余灰》》采取包容式结构，情节曲折，叙述有法。全书由明暗两条线索构成。第二回陈耕伯失踪，是贯串全书的一条暗线和隐伏至终的一大悬念，直到结尾本人回家，历叙始末方始明白。这条线索的存在和发展，关系到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由它揭开悲剧的序幕，由它导致喜剧大团圆结局，形成对全书情节的整体包容。从内容上说，这条线索主要担负着社会苦难主题的表现任务。写情的主题则由明线承担，它包含在时间上相互承接的两个情节： 婉贞受难 (3——12回) 和六皆寻侄 (13——15回) 而以前者为主体，中历被卖、落水、逼婚、染病四次磨难，每次都临近死亡边缘，直到父女团圆后，又奔丧守节。悲苦相依，波澜迭起，不断把情节推向高潮，成功地实现了写情与社会苦难两大主题的有机融合。而作者对造成这一对未婚夫妻悲剧的共同祸首——朱仲晦的直接描写，从意外见到仲晦探听消息写起，中经两度谎骗，其间隐约曲折，似真非真，令人悬心，直至确信耕伯已死全家伤心绝望，形成情节一大反跌，既由此集中刻划了一批人物(六皆、仲晦、婉贞等),又有力地衬托了最后的喜庆气氛，完成了两条线索的融合和全书结构的包容。
情节曲折，不但得力于结构安排，也由于作者叙述得法。一般说来，对于矛盾冲突的双方，作者总是只从一方着笔，并且常常从被动的一方(中计者，被骗者，受害者) 的经历和感受过程去写，而把主动一方隐去，或通过侧面描写补叙。这样，对于每一具体情节冲突的叙述，也就有了明暗两条线索的分离和交叉，并因此形成若干悬念。如仲晦拐卖婉贞 (4回),先从小翁上当写，再从婉贞船中生疑到落入鸨母手中写，于仲晦一方不着一笔；其原委，直至13回才由仲晦口中叙出。又如婉贞刺血写状，暗中筹划，皆从阿三姐 (鸨母)阿凤一方去写； 式钟欲逼婉贞为妾，则又从婉贞住在式钟家的感受和经历来写； 仲晦在长沙的情形，从六皆口中叙出； 仲晦骗卖耕伯及作“猪仔”的经历，从耕伯口中叙出，如此等等。这种叙述，既简省了笔墨，又增加了情节的曲折跌宕，比起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全知叙事传统模式，显然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