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分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①,则法必严以重之。夫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②,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然而禁轻事失者，刑赏失也。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如是，则是无法也。
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 有持异以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③。故曰： 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

〔注释〕　① 爵： 爵位，古代贵族的等级称号。禄： 俸禄。　② 好(hào): 喜欢。恶(wù): 讨厌。　③ 胥(xū): 等待。

是故夫至治之国，善以止奸为务。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①?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②。则使相窥奈何？曰： 盖里相坐而已^③。禁尚有连于己者^④,理不得不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忘^⑤,窥者多也。如此，则慎己而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⑥,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⑦,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

〔注释〕　① 微奸： 不易察觉的奸邪行为。　② 规： 通“窥”。　③ 里： 古代民众聚居的单位，一里约五十户。相坐： 即连坐。同里有罪，相连受罚。　④ 尚： 通“倘”。　⑤ 忘： 通“亡”,逃亡，隐蔽。　⑥ 毋： 通“无”。适： 通“敌”。　⑦ 圉(yǔ): 御。

凡畸功之循约者难知，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①,是以刑赏惑乎贰^②。所谓循约难知者，奸功也；臣过之难见者，失根也。循理不见虚功，度情诡乎奸根，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而谈者为略于外，故愚、怯、勇、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③。故其法不用，而刑罚不加乎僇人^④。如此，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务不与事相得，则法安得无失，而刑安得无烦？是以赏罚扰乱，邦道差误，刑赏之不分白也。

〔注释〕　① 刑： 通“形”,显露。见： 同“现”,发现。　② 贰： 不一致。　③ 愚、怯、勇、慧： 指四种破坏法治的人。　④ 僇(lù)人： 受刑辱的人，有罪的人。僇，羞辱。

【鉴赏】　“制分”,即掌控好刑赏的界限、分际——也就是标准。在这篇文章中，韩非子再次申述了君主治国要靠刑赏两手来控制臣民的“法治”主张。利用臣民好利恶害的本性，对好的行为用奖赏以鼓励，对违法的行为用刑罚以惩罚，这样就能很好地驾驭他们，从而把国家治理好。与《韩非子》前面各篇有所不同的是，他在这篇中更加强调了“法治”(即刑赏)标准的重要性，认为治国有法制，但却有的存、有的亡，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好刑赏的分际。而“法治”的分际或标准关键在于两条： 一条是通过“同里相坐”的方式以“去微奸”,二是对难以识别的功劳和难以发现的过错，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应严格地“任数不任人”、“去言而任法”。
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谈的虽然是君主治国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但对两千多年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仍然是具有某些借鉴意义的。
当然，韩非子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君主治国时应掌握的刑赏的分际，明眼人一望便可知他那峻刻的态度是针对儒墨之学的。韩非子虽然在不少地方说“故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好像他准备对臣民既给奖赏，也给刑罚；所谓“法治”的分际，就是该赏的要赏，该罚的要罚。但实际上韩非子的用意，是不让一点奸邪的行为逃过了惩罚，不让一点奖赏被人冒领。对于这一点，他名之曰“去微奸”,方法是“里相坐”,即你的邻里要互相告发，如果不告发，则一个有罪，邻里相连受罚。看到这种所谓的“从严”的“法治”标准，就不难明白几千年来中国的法律为什么主要是刑法，而与西方主要为保护公民权益的民法不同了。
而韩非子之所以要强调掌握好刑赏的分际和标准，从这篇文章来看，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乃是因为当时的“愚、怯、勇、慧”四类人，“以虚道属俗而容于世”,而像他这样的法术之士却难得为君主赏识。韩非子所说的“愚、怯、勇、慧”四类人，即宣扬以仁义治世的儒墨、逃避兵役的隐士、勇于私斗的游侠和从事私学辩论的学者。韩非子认为这些人本是破坏“法治”的坏分子，但却名利双收；而如自己这类“法术之士”为国为君竭精殚虑，但君主却并不领情，所以他心中很有些愤愤不平。所以，他写这篇文章，其实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这一点，他在这篇文章中虽然没有明说，但由前面的各篇参照来读，还是不难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