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番舍拾 终成家法

蔡京是北宋末年的一位著名书法家，精擅行草，书大字尤有盛名，“承旨(指蔡京)书大字，世举无两”(宋蔡倏《铁围山丛谈》卷四)。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他曾有过比较高的评价：“鲁公(指蔡京)一日问芾： ‘今能书者有几？’芾对曰： ‘自晚唐柳氏(公权),近时公家兄弟是也！’盖指鲁公与叔父文正公(指蔡卞)尔。”(《铁围山丛谈》卷四)显然，米芾这番话有奉承违心的成份，但出自米颠之口的评价，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北宋末年间，除米芾的书法炳彪一世外，其他像蔡卞、邵䶵、叶梦得、王升等名家的书法均已明显流露出气度萎靡的兆头。米芾把蔡京同唐代柳公权并提，自是大家的标准。从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蔡京书法作品看，他的书法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有着深厚的功力，俨然一大家的风范，也与宋代尚意书风合拍。但书法的气息已明显降落了。
由于蔡京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列传，人们出于对其人品的憎恶，史料中便很少记载蔡京的书法及其有关他在书法方面的思想，这给后人研究蔡京带来很大的困难性。其一，缺少有关蔡京从事书法活动的详实资料，我们很难真正地研究蔡京的 “历史构成”。其二，蔡京留给后人的作品也很少，这样我们就很难具体地评估他的艺术成就，从现仅存的几件作品来看，其书法的风格属于帖字一类，自然流畅，秀劲潇落，用笔简捷，颇具婉约的风度。行笔飘灵，没有雕琢、犹豫的痕迹，漫不经心之中稍带几分矜持。当我们再仔细地阅读蔡京的作品时，便会惊异地发现其作书风格多样，而且跨度较大。行草书(包括信札部分)的风格大致有两类：一是像《十八学士图跋》露锋入纸，行笔轻灵，少有曲折顿挫之处，显得清秀飘逸，纤柔婉美。作品基调非常轻松明快，从中可以看出“自以其意为书”的北宋书风。二是像《节夫帖》这类的信札，信手涂抹，放纵任能。用笔矫健，笔势明朗，提按使转，分外清晰。字型欹侧不一，参差有致，相得益彰。通篇书作显示出那种成熟精到、得心应手的绝妙境界。
书法的法则经过唐代诸大家的整理与确认，使书法观念的发展到了超饱和的状态。唐代书法的辉煌业绩经过五代的 “摧落”,到了北宋初期，已渐趋薄弱了。随着大宋王朝中央集权的巩固，书法也开始复兴。“太宗席业，始留意翰墨。”(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其主要标志是淳化阁帖的问世。太宗“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十卷之中，二王居其半”(《书林藻鉴》卷九),因此可以这样说，帖学风气大盛的北宋书法，也即是二王书风的范畴。但是北宋书坛的 “二王书风”,也非唐代的“二王书风”。后者更侧重“二王书风”中的法度，包括笔法与字法，如唐代几位大书法家，像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等，都从不同角度发扬了 “二王书风”。而北宋书坛则在丧失了汉皇丰碑巨额的堂皇气象后，开始把趣味转至 “案头尺牍”,即袭取晋人(以二王父子为代表)中平淡自然的意境。“宋四大家”中大部分作品多为手札题跋之类，蔡京也不例外，其意皆尚“二王书法”中的平淡无为之境界。严格地说来，信札式的书法作品，充其量也仅是偶尔为之的小作，并非经心之作。汉末魏晋时的民间书法留传下来的《楼兰残纸墨迹》,便是这种形式。形式上非常自由，非常地出入规矩，让人看了后有一种“陌生化”效果。王羲之、王献之则把这一形式推向高潮，几乎后人无法企及。但当书法从晋唐的官僚贵族阶层转换到文人士大夫手中时，书法在充满了“自由”性质的同时，也更多地带上了一种玩世不恭的赏玩特征。这样，此类信手拈来、非常随意、没有严格的秩序与规范约束的“信札”书法，很是符合苏轼主张的 “无意于佳乃佳”的创作态度。于是，它便充塞了北宋书坛，几乎淹及每个角落。北宋书家不善于写楷书，也不善于书碑，即是例证。而蔡京却是例外。他不仅擅于行草信札书法，其书碑在北宋书坛也是首屈一指的。其书碑楷书，严谨中略带隶意，气氛融洽和谐，神气充腴，用笔较为厚重含蓄，颇具唐人书碑的风度，也大有一朝宰相的气度。这与蔡京具备深厚的功力和多方面的传统文化素养不无关系。让我们再来看看蔡京的学书经历，这将有助于我们对他的认识与理解。
在中国历史历代官场上，均是文人宰相与武士将军两类。很显然，蔡京是以一介书生而入仕途的，胸中积郁的是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意识。只是，他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做宰相”上。权力的竭力争取与维护，使蔡京没有真正地留心于 “书法”。平心而论，他的书法还是具有很强的表现意识。因此，我们在论述蔡京时，还是从文人士大夫的角度来看待他更为合适。
有关蔡京的学书经历，其子蔡絛在《铁围山丛谈》卷四中有着颇为详尽的记述：“鲁公始同叔父文正公(指蔡卞)授笔法于伯父君谟(指蔡襄),即登第，调钱塘尉。时东坡公适倅钱塘，因相与学徐季海。当是时，神庙喜浩书，故熙、半士大夫多尚徐会稽也。未几弃去，学沈传师，时邵仲恭遵其父命，素从学于鲁公，故得教仲恭亦学传师，而仲恭遂自名家。及元祐末，又厌传师，而从欧阳率更。由是字势豪健，痛快沉著。迨绍圣间，天下号能书，无出鲁公之右者。其后又舍率更，乃深法二王。每叹右军难及，而谓中令去父远矣。遂自成一法，为海内所宗焉。”这份基本上可信的资料，给我们四个很有价值的信息。其一，蔡京与蔡卞同学书于蔡襄；其二，宋代文人的陋习即“趋时贵书”,蔡京也相从苏东坡学徐浩；其三，蔡京放弃规摹今人书法，而入唐代欧阳询之门，是其学书经历中的关键，为他日后出入晋人做好准备；其四，蔡京书法最终归宿是 “深法二王”。蔡京由蔡襄启蒙，经东坡指点，由今人而转入唐代法书，藉此步入晋室，其脉络较为清晰。确切地说，蔡京走的路子基本上没有跳出北宋书坛上日益浓厚的 “帖学风气”。
有了上述记载，我们再来具体地评估蔡京的书法作品，也就清晰可辨了。如 《赵懿简公碑》,此碑书法的结体更多地取法欧阳询，旁及王羲之《兰亭序》,显得俊挺之中稍带淳美，文人士大夫之气跃然。笔法则模拟徐浩，兼及李北海，字字有法度，比宋朝其他书碑书法多了一份庄严的感觉，也多了一些金石气。
蔡京的行书遗留下来的不多，最著名的是《节夫帖》、《雪江归棹图卷跋》、《十八学士图跋》等等。其行书与楷书相比，风格则舒展轻灵些。从《十八学士图跋》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学王羲之法书后而悟得晋唐笔法，用笔简捷、轻快，十分简约，少顿挫、犹豫之感。正如《宣和书谱·蔡京》中记载：“深得羲之笔意，自名一家”。章法上也仿法王羲之《兰亭序》,参差错落，舒展自如。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有一股清新的文人气息，自然流畅，秀媚中有筋骨。而观其行笔，亦并非像米芾说的那样；“蔡京不得笔”。其实，蔡京取法王羲之笔法，亦是如同米芾一样，出入其中，悉心揣摩。二者之间的区别是蔡京的功力比不上米芾，笔法显得有些生疏感。但他强烈的表现意识(仕途至宰相),促使他常常挥毫为作品，与 “宋四大家”其他作品比较起来，不免有点单薄的感觉。如蔡京用笔不够周到厚重，笔法不够丰富，常常以露锋入纸，快疾行笔，提按使转不够明朗，富于弹性。反观 “宋四大家”中的大部分作品，不论是信札题跋，还是书帖，在上述技法方面，则比蔡京要熟练、老辣得多。
毋庸置疑，蔡京是醉心于晋唐的书法之中，多方面地吸收、借鉴，融汇贯通。但是，从他的作品中还是可以看出同时代大师们的影子。宋初蔡襄极力复古，宋初文人多竟相仿效。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曾指出： “及蔡忠惠公襄贵，士庶又皆学之。……所谓惟趣时贵书者也。”在蔡京的书法中，汲取蔡襄书法的痕迹较为明显。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提到：“鲁公同叔父文正公授笔于伯父君谟。”这里不是贬蔡京“趋时贵书”,而是时尚所及，这种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当我们比较蔡京同蔡卞的书法时，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步武之处。蔡氏兄弟在弱冠时，均取法于蔡襄书法。假如蔡絛记述中“授”字意思比较精确的话，那么二蔡是得到蔡襄的 “面授”或 “口授”。所以，蔡京的书法风格形成是深受蔡襄的影响。我们在论述某家书法风格的形成因素时，常常忽略或是避而不谈入门时 “兴趣与时尚”对风格形成的影响。在西学东渐的今天，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多见于文学、音乐、绘画，很少在书法研究中深入。

河南少林寺蔡京题词

“宋代书家没有厘正汉字形体的书史任务” (殷荪编《中国书法史图录》上卷),因而可以尽情玩弄笔墨以适情意。因此他们逐渐地放弃书法形式的构成概念，追求书法中那不可言状的精神层面的含义。这是北宋书坛刮起的一股新风——尚意书风。蔡京的行书纵笔信息流露得十分明显，平入逆出，刚柔相济。即入晋人的潇洒，又入唐人的法度，用笔矫键，使尽绞转之能事，神爽奕动。这种面目在宋人书法中，还是比较突出的。蔡京《跋唐玄宗鹡鸰颂》在纵笔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平心而论，此幅作品已可追蔡襄了。此跋较其他作品显得圆活，清劲姿媚。用笔提按使转幅度相当大，顿挫分明，起止清晰，可谓已入唐人行书的风范。结字也迫近唐代柳公权，内紧外松，主笔舒展清健，灵运独到，浑然天成。通篇作品能在经意之中表达出一种随意的风流藉蕴，确为不易。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甚得晋唐人神韵。清代张丑评蔡京“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细心体味之，是有一定道理的。
最能体现蔡京书法成就的还是蔡京的信札题跋类书法。从这类作品中，可看出蔡京创作的心态放松自然，不矫揉造作，更迫近他的 “真实面目”。信札书风，在宋代首先由蔡襄得到复兴，而后蔚然成风。蔡京也深受蔡襄及同时代书风的影响，擅长信札书法创作。这可能是书法从官僚贵族阶层转移到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必然——它更能体现一种优雅赏玩的特征。如是说，蔡京的基本心态、素质是属于文人士大夫的类型，并非魏晋时的贵族风度或逸士风度。在这一点上，蔡京与其他四位书家如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是非常相似的。蔡京 《节夫帖》(全称《致节夫亲契尺牍》),册页，行书，此帖流传有绪，是其信札中的代表作。清代吴其贞《书画记》评：“书法藻丽，与雪江归棹图题跋无异。”此帖用笔洒脱，类似米南宫的用笔，笔力雄健，淋漓酣畅。“字势豪健，痛快沉着”,气度不同寻常。在字的结体上，基本上调和了晋人、唐人的法则，受唐楷的约束较为明显，能在平稳中见姿态。虽是信札随意之作，节奏感把握却是非常明朗，神气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