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矛盾

与其他北洋军系相比较，直系的内部关系有其自身特色。在北洋三大军系中，奉系以张作霖为绝对领袖，说一不二；段祺瑞在皖系亦比较强势，基本可以控制下属；而直系在其形成期的领袖冯国璋即比较弱势又早逝，及至曹锟兴起，虽然被奉为直系领袖，但其能力和控制力又有限，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吴佩孚为其打天下，因此，直系的内部关系相对比较松散，形成了曹锟—吴佩孚的双核中心体系。曹锟有名义，吴佩孚有实权，又各有拥戴者，形成所谓保派(包括津派)和洛派之别。随着南方齐燮元力量的不断坐大，在直系中又隐然有新中心形成的趋势。因此，在曹锟出任总统之后，围绕各种权力与利益之争，直系不仅与外部同时也在内部形成复杂的矛盾关系，曹锟面对的困窘之局很大程度上系出于此，并较其皖、奉对手更复杂难解。
曹锟到北京就任总统之职，吴佩孚则以直鲁豫巡阅使的头衔驻节洛阳。吴佩孚对于曹锟始终保持着下对上之礼，有相当之尊敬，并无取而代之的想法和行动，这也是曹锟对吴佩孚比较放心，和吴佩孚之间维持着大体说得过去的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况吴佩孚也确实对于维持直系地位和实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并不说明吴佩孚对曹锟完全毕恭毕敬，相反，他倒是常常对曹锟的决策表示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政治决策方面。曹锟曾经在和冯玉祥谈话时发牢骚说：“入京以来一事办不动，洛吴事事干涉，我派四弟曹钧赴洛，告诫子玉，四弟回京，谓子玉说生平对总统唯一忠诚，苟有献替，动关大局与元首人格，始终处于长子的地位，不认干政为错。”^[1]曹锟此语倒是反映出吴佩孚的某种真实心态和做派，即他自认对曹无二心，所以自居“长子”,“不认干政为错”。但是，对曹锟而言，吴佩孚的做派毕竟使他不能自如地行使权力，感觉不舒服，甚而觉得自己处在有职无权的尴尬地位，再加上其左右时时播弄是非，恃骄争宠，曹锟不胜其烦。“吴屡为曹氏立大功，羽翼丰满，功名已驾曹之上，历来不世之功，震主之威，为一姓之主人所大忌，况复骄慢士大夫，屏绝政客，于是奔竞左右及失意不逞之徒，不得不另谋结合。闻有人献策直派组织新联合，虽未即明言防制洛吴，而此种新联合成功之日，则旧有之直派势力自必受一种甚大之打击，是则自然之理之势，不能幸免”^[2]。因此，对于这个好不容易靠贿选得来的总统职位，曹锟其实当得并不十分愉快。据外人观察，当北京阁潮频发，“内阁摇动”,曹锟“忧闷，患滞食症”。曹锟与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署的经费问题“发生意见，曹派李彦青赴洛疏通，闻不得要领。又陆锈山(陆锦)与王兰亭(王毓芝)互相倾轧，不易疏解，曹忧闷不乐”^[3]。
既然吴佩孚自居“长子”,“不认干政为错”,对北京政府和各地长官动辄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干预他们的事务，从而常常引发与他们的矛盾，北京阁潮的剧烈，与吴佩孚的干政也不无关系。何况作为在现实政治中活动的人物，吴佩孚对自身的地位也很敏感，对于他人的上升内心深处也不无嫉视，“吴派亦言吴常发牢骚，部下一当督理省长，即要胡为，奈何”^[4]。
为了“统一军权”,更便于控制部队，吴佩孚曾经提议将直军各师改由陆军部直接统辖，各巡阅使、各省督理等一律不兼任师长^[5]。曹锟出任总统后，北京政府先后下令免去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兼任的第二十五师师长，以陈嘉谟继任；免去直鲁豫巡阅副使、直隶军务督理王承斌兼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以王维城继任；免去陆军总长陆锦兼任的第九师师长，以董政国继任；免去河南军务督理张福来兼任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以杨清臣继任；免去安徽军务督理马联甲兼任的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以张克瑶继任；免去山东军务督理郑士琦兼任的第五师师长，以孙宗先继任。上述接任的师旅长多由本部下级长官升任，以防被接任者抗拒不交，乘机煽惑闹事。然而，军队和地盘是那个年代维持权力最重要的基础，自然也就是大多数掌权者都不愿意交出的，上述不再兼任师长者，多为吴佩孚可以直接控制的人。当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被要求辞去兼任师长时，都遭到他们的坚决拒绝，北京政府自然也没有实力强迫他们辞职。即便是吴佩孚自己，也没有辞去兼任的第三师师长职。
吴佩孚的骄横做派，在直系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弹，尤其是那些与吴佩孚本就在资历和地位方面不相上下之人，更是对吴佩孚打击别人而扩张自身势力的做法心怀怨恨并保持警惕。齐燮元和冯玉祥曾经联络发起“疆吏会议”,意在促成各派联合，打击吴佩孚的独断专行，结果因吴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接着，齐燮元与吴佩孚因“海军风潮”而矛盾再起，一度更发展为激烈的冲突。
海军因为其技术方面的特殊性，向为闽、粤、鲁等省籍人所把持，尤以闽系势力最大，而各派系间的矛盾甚深。海军总司令杜锡珪为闽系，因其时驻留南京，又与苏督齐燮元关系不错。原广东政府海军司令温树德在广东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中不安于位，经吴佩孚派人运动，率舰六艘北归附直，1924年1月到达青岛驻留。因温树德与吴佩孚是山东同乡，吴佩孚对其多方拉拢，提供经费，觅取驻地，并允诺将其部编为渤海舰队，独立于海军部而直属北京政府，实则企图建立自己在海军的势力范围，“以打破闽人独占海军之局面”。温树德及其部属多为鲁籍，在海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中比较受强势的闽粤籍人士排挤，如今虽然加盟北洋阵营，但也不愿受闽籍的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统辖，而且有吴佩孚的支持，自然也没有将杜锡珪太当回事。2月13日，温部海军陆战队二百余人携械强占烟台海军基地，杜锡珪闻讯极为恼怒，致电北京政府称：“查温树德此次率舰北归，是否自承归顺，似此行动，目无法纪，岂归顺者所应为？”要求政府“整饬纪纲”,“申斥制止”,并坚决反对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6]。杜锡珪的背后有齐燮元的支持，温树德又自恃有吴佩孚撑腰，事情便由海军内部之争演化为直系内部两大实力派吴佩孚与齐燮元的矛盾。
温树德与杜锡珪的矛盾初起，海军部为息事宁人，拟改任温树德为渤海防御使，既敷衍了杜锡珪的要求，又使温树德实际上仍可自主，“管制上仍受总司令节制，而事实上则归洛吴支配，使双方面子上皆可以过得去”^[7]。但是，杜锡珪不愿就此收手，又致电国务院称：“该舰队粤居多年，毫无法纪，背叛是其习惯，野心难驯，罪无可逭，请严惩以遏乱萌”^[8]。海军部不敢得罪双方背后各自的后台老板，对此也感棘手，不能轻易决断。
曹锟对海军内部原先的派系矛盾心知肚明，虽然他对吴佩孚运动温树德率舰北归表示满意，但也提醒吴，“须先与海军各方面接洽妥协，方可进行无阻。否则，粤舰北来，北舰又生枝节，反多不便”^[9]。果如曹所担心，温树德率舰北归后，不仅横生“枝节”,而且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曹锟深知温树德与杜锡珪之争的背后实为吴佩孚与齐燮元之争，吴、齐都是他手下的大将，轻易也不能为左右袒，遂派交通总长吴毓麟南下，前往吴佩孚所在的洛阳和齐燮元所在的南京调解。吴佩孚极力袒护温树德，主张“杜防东南，温守北洋，划明界限，不相侵越。特为顾全杜之名义起见，于舰队调动，可呈报总司令处备案，或遇重大战事，允听杜之调遣”。他还保荐亲信高恩洪为胶澳督办，以为温树德部筹谋饷需，并强硬表示：“政府绝不可心存瞻徇，必须照此办理。”齐燮元明面上表示他本人对此并无成见，却又支持杜锡珪提出：“海军系统编制不可破坏，使温自为统属，将来必影响海军军事前途。故温必须归本人节制。”同时提出“军饷分配，亦贵得平”,如温树德部得胶济路收入接济饷源，北京政府原允从盐余项下每月拨给杜部的40万元，“亦须按月付清，不得时有间断”,否则“本人不负维持之责”^[10]。其后杜锡珪又两次致电北京政府，声称“如彼方不顾大局，锡珪对于所属舰队之行动，实不能负责”^[11]。杜锡珪之举得到齐燮元和闽系海军人士的支持，齐燮元强提两淮盐余为杜部经费，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杨树庄推出代表到北京请愿，向政府施加压力。
虽然杜锡珪在齐燮元的支持下，对温树德表示了强硬态度，但是吴佩孚却毫不退让，坚持己见，逼使曹锟在吴、齐之争中作选择，而曹锟权衡利弊，还是不能不迁就吴佩孚。3月18日，北京政府任命高恩洪为胶澳督办，22日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吴佩孚大获全胜，齐燮元则大失面子，由此而加深了直系内部的裂痕。曹锟为此感叹说：“我为子玉，既得罪杜锡珪，又得罪齐燮元。”^[12]
海军风潮刚刚平息，王承斌、冯玉祥的辞职风波又起。冯玉祥在驱黎、王承斌在贿选中都可谓有“大功”于曹锟，满心希望在曹锟上台后以“功”请赏。但是，吴佩孚对王、冯却一直心怀戒心，认为王承斌与奉系关系暧昧，“王籍隶奉天，为对奉主和中坚人物之一”;认为冯玉祥不可靠；故电请北京政府免去王承斌兼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职，使王失去了直接的武力支撑，即便王亲自出面要求将第二十三师仍归其节制，也被吴所阻止；而冯玉祥在担任河南督理后不久即被排挤，失去地盘，到北京当了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检阅使。王承斌和冯玉祥对吴佩孚满腹牢骚，认为曹锟“为人毫无定见”,“事事惟洛吴之马首是瞻”。曹锟上台后，他们不仅未得回报，还屡屡遇到经费欠缺，部队催饷的难题，更是心怀不满。王承斌在贿选时为曹锟筹得经费甚多，曹锟上台后却不提返还之事，“王氏一再催促，政府方面简直无人理会，如何补偿更提不到”^[13]。王承斌一怒之下，于4月底和5月初两次请辞。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向曹锟请辞，理由是“军饷积欠十七个月，个人私产及外边拉拢，已垫二十余万”^[14]。王承斌和冯玉祥在直系内部都是有影响的大将，他们的请辞震动甚大，齐燮元亦提出辞职表示声援，甚而吴佩孚亦以“德不足服人，才不足任事”云云提出辞职，以退为进。为此，曹锟心烦恼怒，对亲信左右发牢骚说：“不如大家一齐辞职，我也不干。”^[15]话虽如此，曹锟还是不得不亲自出马，先是致电王承斌表示慰留，又允诺将王的亏欠之款如数归还；同时在总统府接见冯玉祥，表示“我不愿闻你辞职的事，你要走同我一同走”;“我之难处，你当谅解，况财政竭蹶，不限一隅，所望共勉，你饷当饬财部筹拨，不愿闻你辞字”^[16]。当然，武人请辞不过是撒娇或者负气，谁都不会当真，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不过，这场风波以及此前此后发生的直系内部各种矛盾却反映出直系内部的政治生态。吴佩孚虽然坐拥大权，却也成为直系内部的众矢之的，吴佩孚对他人的颐指气使，成为直系内部离心倾向的催化剂。此等矛盾的发展激化，大不利于直系与其对手随后而至的决斗，“直系内部之不和，关系大局甚大”^[17]。曹锟亦知此，所以他虽然对吴佩孚不满，但又不时替“吴佩孚排解”,甚而对部下言吴的所为是“子玉饮酒过量所致”^[18]。但曹锟的排解和解释显有矫情不实之处，如舆论所言：“吴佩孚近年来囊括中原，声势煊赫，早为一般人所共知，然自海军北归，滇军投降，实力既重，嫉者甚多，且吴自信太深，每予人以可乘之隙，于是逐渐入四面楚歌之境矣。”^[19]
在外部矛盾方面，直系需要因应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关系。
自第一次直奉战后孙、皖、奉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其内部关系比较松散，同盟各方对于国内政治的看法及其应对未必一致，甚而是同床异梦，但面对直系“武力统一”的压迫，三方还是维持了大体合作的关系。进入1923年，先有京汉路工潮流血惨案，继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接着是曹锟贿选，直系被各方舆论所指责，政治上陷于孤立，为“三角同盟”创造了联手反直的良机，三方互动也因此而渐趋活跃。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东建立大元帅府，重新有了实力地盘，其后，粤、奉间互通信息，信使往还不断。4月12日，孙中山致电张作霖，希望张“本爱护共和之初衷，进而为解决大局之盛举”^[20]。张作霖回复建议粤方派兵实行北伐，和奉军形成对直系的南北夹击之势。5月3日，孙中山派汪精卫持其亲笔信赴奉，表示张的主张“乃与鄙意不谋而同，所以迟迟，徒以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21],希望张作霖援助军费70万元。张作霖慨然应允，除了钱款之外，还拨出部分枪械，经海路运至广东。交通系要角叶恭绰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专为孙中山筹措饷费，而他与奉系渊源甚深，他在大元帅府任职，表明孙中山有意借重其人脉关系，与张作霖联络。与此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也在同年7月入粤，充当孙段间的联络人，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曾毓隽、曲同丰、陈文运等和卢永祥的代表范毓灵、邓汉祥等都在频频活动，希望“三角同盟”在政治上更进一步。
与“三角同盟”内部的密切互动相对应的是，直系也在对“三角同盟”各方采取分化拉拢之策，其中主要又是对皖、奉两系的拉拢。因为直、皖、奉均源出北洋军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勾连一体，虽然屡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那也不过是利益之争，而无关政治理念，实际仍有许多共同之处，未必是那样你死我活。为了摆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被孙、皖、奉三方包围的不利处境，直系在无损本派利益的大前提下，对皖、奉两系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分化拉拢手法，其中曹锟主“和奉”,吴佩孚则主“和皖”。
曹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双方本就有亲缘关系，尽管在第一次直奉之战中翻了脸，但曹锟还是希望能够重修旧好，缓和矛盾，减轻直系面临的压力。从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奉系是“三角同盟”中最具实力的一方，对直系造成的压力最大，离北京的距离也最近，如果能够与奉系缓和关系，无疑对直系在北京当政是最有利的，所以，曹锟坚持“和奉”比较而言在当时对直系应该是上策。
1923年夏，张作霖的儿女亲家、曾任吉林督军和陆军总长、时正赋闲的鲍贵卿，受曹锟之托两度赴奉，向张作霖转达曹锟的和解之意。曹锟表示可以恢复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原职，今后组阁可征求张的同意，甚至在必要时奉军还可入关驻屯等等，并表示“我能为力者，无不尽力”。不过，这些在曹锟看来已经是委曲求全的条件，却被张作霖拒绝。贿选告成后，鲍贵卿与天津镇守使赵玉珂衔曹锟之命再度赴奉见张作霖，赵对张说：“我奉曹三爷(曹锟)之命，来奉请大帅帮忙，谋以后之统一。”张答：“前者他等调和，是为大选之事叫我帮忙。今大选已经告成，我不反对即是帮忙。今后调停系直奉之事，曹三爷已为全国之元首，以后对于直奉之争，当然与曹三爷无关。”张作霖实际婉拒了曹锟的和意。赵玉珂又通过吉林督军孙烈臣向张作霖表示，如果直奉和解，热河和山东长官可以由奉系的张景惠和鲍贵卿任职，企图以地盘利益诱使张作霖入榖，但张仍不理会。曹锟让步的底线是由张作霖出任副总统，因此，在未得张作霖应有回应的情况下，赵又告张：“曹三爷情愿大帅为副座(副总统)。”张的回应是：“全国有名望有才干者甚多，况副座乃出自民意，亦不是他给我的，亦不是我要的。”并明言：“直系能人甚多，此是先礼而后兵也。”^[22]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曹锟也没有完全放弃“和奉”的想法，但张作霖却始终不予回应，而是表示“纵然恢复官职，在予并不感谢”;“奉直和议，无何等考虑，纵或直隶派向予提示如何有利条件，予断袍决心，不与之应。实际上予亦认为无有与以接应之必要”^[23]。作为武人首领，张作霖当然希望有地盘有地位，但是副总统这样的虚职，却未必能满足其完全掌控北京政治的“抱负”,在直系因为贿选而大失民心的情况下，张作霖已经看到了他重返北京当政的希望，不会轻易对直系让步，而且因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关系，他对直系也不敢轻易信任，何况他与吴佩孚结怨甚深，知道吴佩孚在直系中的分量，担心即便是曹锟有意言和，也未必能得吴佩孚的首肯，因此，曹锟的“和奉”主张在张作霖不软不硬的态度前碰了壁，本来对直系是有利的“上策”却在复杂的派系政治博弈中未能成为现实。
“和奉”既不成，吴佩孚力主“和皖”。吴佩孚本就看不起张作霖，认为张是“胡匪”出身，上不了台面，而段祺瑞出身北洋正统，资历深厚，在北洋军人中比较有威望，再者皖系此时只控制着浙江，实力有限，而且与直系控制的核心地区距离较远，所谓远交近攻，结交皖系对直系当政的风险比较小。吴佩孚在曹锟“当选”后特意致电，请其对段表示尊崇，电称：“我公就职，政尚宽大，段合肥虽与我不合，然究为北洋耆宿，功高望重，不可掩没，应请特加优崇，并将其应得年俸，议定数目，从速支发，以示国家尊重贤劳之意。”^[24]在吴佩孚的坚持下，曹锟又转而“和皖”,向避居天津的段祺瑞发出和解信号。贿选告成后，曹锟在11月派人赴天津见段祺瑞，向段转达曹意：“曹仲三(曹锟)对于时局无正当之方法，惟有仰望督办(段祺瑞)出山，尚可维持大局”;“曹仲三、卢永祥皆为督办旧属，仲三欲以副座予之(卢永祥),因未得督办同意，故不敢擅专，对于外交之办法，亦惟督办之命是从”。但是，段祺瑞不接招，答称：“我现在为一平民，所有政治，无过问之必要。”给曹锟吃了个软钉子^[25]。其实，曹锟对段祺瑞并不感冒。贿选结束后，曹党曾密查反直“三角同盟”的活动，向曹锟建议：“段氏非黎氏(黎元洪)可比，亟以严行监视。当请保定迅饬杨以德严密监视，因杨有地方之责也。”^[26]只是因为吴佩孚的坚持，曹锟不能不免允其请，而段祺瑞的拒绝，又使曹锟对吴佩孚有所不满，认其“和皖”主张为失算不智之举。曹锟曾经对人说：吴佩孚“尊段”“此不过子玉一种策略耳，如属真诚，不但子玉对不起我，就是子玉自计，亦大失算。况我已告知子玉，如表面上有太过分处，我亦不能答应，不然，就请他先取消我的总统云云”^[27]。
自1920年直皖之战段祺瑞下台后，已经离开政治舞台中心有年，手头可以依靠的力量不多，在以实力说话的年代，段祺瑞也知道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实际有限，与其从直系所请蹚浑水，用自己的“名望”为直系创造北洋和解的表象，不如静观待变，谋求将来更好的机会，所以他断然拒绝了直系的拉拢。但是，吴佩孚却并不死心，联段不成，他又主张尊段联卢(永祥),力推卢永祥为副总统，企图在皖系仅存的实力派大将身上打开缺口。他屡屡对人称：对于副总统，“惟有段合肥、卢子嘉(卢永祥字)二人足膺是选，但合肥资望过深，似不能屈就副座，以年龄资格才具论之，惟有卢子嘉合式耳。”^[28]
吴佩孚的“联卢”之举，除了以“和皖”因应反直“三角同盟”的挑战之外，还兼有“制齐”之意。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坐拥江南地盘，颇具实力，为直系内部可与吴佩孚争胜的大将。为了拉升自己的人气和地位，齐燮元亦也有心谋副总统职。为了压缩齐燮元的上升空间，吴佩孚以卢压齐，声称副总统“与其属于新进，招各方之不平，毋宁畀诸老成人物，尚可以老面子维系局面”。并主张卢如任副总统，可以卢的亲信何丰林督浙，而何所遗之淞沪护军使职，“以不偏于齐、卢两方者继任”^[29]。在吴佩孚的推举下，曹锟也不便表示反对，只是说：“子玉既有此项主张，我甚赞成，但此事由国会办理，如何选举，选举何人，以我之地位，不便发言。诸君依法办理可耳。”吴佩孚遂派人在1924年1月下旬去天津，向段祺瑞疏通，段声称：“我素不闻政事，今在病中，尤不愿多言，请与我左右商之。”而段之左右的答复甚妙：“合肥决不愿就副席，若对卢子嘉，此间亦未便代作具体之答复。然以意思想像得之，官不打送礼的。”^[30]随后，吴佩孚的代表在1月底到杭州，向卢永祥转达吴佩孚的推重之意，但卢亦表示拒绝，同时致函吴佩孚，表示“迩日盛传尊意，过为推重，以私谊言，固自可感，而以此为解决大局枢纽，则不但与素志相违，恐即以人格言，亦为高明所不取矣。”^[31]直系的“和皖”之策由此而告失败。
至于“三角同盟”中的孙中山一方，在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政变、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之际，直系曹锟、吴佩孚曾经与孙有所联络。8月29日，曹锟、吴佩孚致电孙中山，对孙中山15日的宣言表示“敬领宏旨”,“倘承不弃，时惠教言。则谋国有老成，匪独一二人之幸也”。31日，孙中山在答“东方社”记者问时说：“北方武人与余之主张接近，确为事实，但余非知其诚意如何，决不与之联络。苟有诚意，不论为张作霖，为吴佩孚，均可引为同志，国会问题，余主张恢复民八国会，至对陈炯明，余必按宣言膺惩之。”9月3日，孙中山电复曹锟、吴佩孚，重申“化兵为工之策，为今时救国不二法门”,对曹吴“至冀守正不阿，一切依法解决，不为少数政客私见伪行所蔽。法统成立，纠纷自解，而国乃有可为”^[32]。孙中山曾经希望在曹锟和吴佩孚之间打入楔子，予以分化，派人争取过吴佩孚，但吴佩孚认为孙中山太过理想，政策难以实行，尤其不满孙中山与俄国的关系，不愿与孙合作。吴佩孚曾经对孙中山的使者徐绍桢说：“吾观孙先生过去之经历，虽可认为一伟大人物，然彼之知识与言论，与其谓为中国之固有，无宁称为祖述泰西之为愈。……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然其所标榜于外者，则仍为救治中国数千年之痼疾也。彼不求传统之药方而强用辛辣强烈之俄国猛剂，其失亦甚。”^[33]直系与孙中山不仅有政治理念和历史渊源的重大差异，而且在实际上支持广东陈炯明和福建李厚基与孙中山对立，双方很难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
曹锟“当选”为大总统之后，内外纠葛不断，基本无所作为，而在种种内外矛盾之中，对直系当政前途最具影响和杀伤力的还是直系内部的矛盾。在直系内部，津、保、洛三派各据地盘，在政治上互争短长，以派系利益为至上，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力量。直系最主要的军事领袖吴佩孚，在曹锟出任总统后，继任其直鲁豫巡阅使职，开府洛阳，主张武力统一，干涉北京政治，颇为人所侧目。直系其他各派，如以王承斌为代表的津派，高凌霨为代表的保派，地方的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两湖巡阅使萧耀南等，对吴均有戒心，他们或极力发展自己的派系力量，或令人在曹锟身边播弄是非，离间曹、吴关系，使吴在直系处孤立之境。吴佩孚本人心高气傲，对本派内部关系的处理不甚注意，尤其是夺去河南督军冯玉祥的地盘，使冯对吴衔恨甚深，实为吴的失策，也种下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背直联奉，致直系失败下台的远因。总而言之，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力量发展到其巅峰时期，独占北京政府，然而其后直系种种作为，不仅不能“一统天下”,反使其“声望”大跌，尤其是总统“贿选”丑闻，更成为直系发展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再加其内部矛盾纷繁复杂，各派争斗不已，又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力量。不等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直系已是外强中干，其独霸北京政治的地位已然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