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洛阳伽蓝蕴风采

西晋亡后，中国北方进入了十六国时期，世事动荡混乱，历时一百余年。到440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北方，他排斥佛教，“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魏书· 释老志》),制造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 。452年，文成帝即位，复兴佛教，他以下的诸帝，意趣相近，使佛教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后北魏在战乱中分为东魏(534—550,建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南近漳河)和西魏(535—557,建都于长安，今西安),这两个王朝在崇佛上与北魏文成帝后的各代并无二致。至魏末，北方寺院约有三万多座，僧尼二百万人。550年，高洋废东魏建国，号北齐，至577年亡于北周，二十八年间，佛法甚盛，仅邺都就有佛寺约四千座，僧尼八万人。其时释门弟子人数不在北魏之下。557年宇文觉废西魏建国，号北周，至581年亡于隋。其间孝闵帝时，仍尊佛法。572年宇文邕(即周武帝)杀宇文护，始得亲政。他励精图治，于577年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灭北齐之后，为了富国强兵，下令灭佛。酿就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法难”。周武帝把佛寺尽赐王公充作府第，令三百万僧尼还俗，毁破一切佛塔，焚烧经典。578年周武帝去世后，宣武、静帝虽兴佛，但大权旁落，难以有大的作为。直至581年杨坚废周建隋，佛教才得以恢复元气。
北朝经历了五个王朝的更迭，除北魏历时一百四十八年外，其他王朝都历史短暂。从佛教史上看，以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开始，到以后各代的兴佛，至北周武帝的灭佛止，佛寺是几经兴废，加之年代久远，能保留至今的寺庙很有限，下面仅以北魏杨衒之著述的《洛阳伽蓝记》为据，介绍北朝佛寺的概观。
《洛阳伽蓝记》是记载洛阳名寺的专著。作者杨衒之，《广弘明集》卷六中说：“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书中按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分为五部分，共记有四十三座寺院，并有两篇杂述。
据此书，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前，从东汉明帝在洛阳最初建造的白马寺算起，寺院不过四十二座。到“皇魏受图”佛寺大增，“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达到“一千三百六十七座”。四十年间，佛寺建造之盛，可见一斑。534年孝静帝被高欢逼迫迁都于邺城，诸寺多毁于战火。547年，杨衒之因行役重过洛阳时，见“寺观灰烬，庙塔丘墟”,且“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闻，故撰斯记”。书中所记寺院可大致类归几种，具体叙述如下。
皇家立寺
位列城内的第一个寺院是永宁寺，建于熙平元年(516),为魏孝明帝之母胡氏动议建造的。《洛阳伽蓝记》中对永宁寺的佛塔建筑有十分详尽的描述，这座九层的木塔高达“九十丈”,有刹高达“十丈”,加起来高约“一千尺”,离洛阳城百里地就遥遥可望。相传在开挖塔基时，挖掘出金像三十尊，胡太后认为这是佛法有力的表现，因此建造上不惜耗费巨资。佛刹上有金宝瓶，可容纳约三十石的液体，宝瓶下有承接液露的金盘三十层，每层周围悬挂着金铃。还有铁鏁四道引刹，在每层佛塔四角鏁的上面，挂有金铃。佛塔四面的每面都有三门六窗，门用红漆染色，门面上有五行金钉。塔柱都雕刻精美，金粉铺面。其塔上设刹的建造，是北朝时期佛教建筑的独特风格，而塔角上置以金铃等饰，可以看出在佛寺建造上更趋细致、华美。
永宁寺的佛塔北面有一佛堂大殿，其格式与汉魏洛阳宫内的太极殿相似。中间立有一丈八尺高的金身佛一尊，与人体身高相仿的金身佛像十尊，绣编有真珠的佛像三尊，金织成像五尊，玉石雕像二尊。僧房楼观约有一千余间。雕梁画栋，颇有皇家气势。楼观、殿堂之间翠柏青松相接，竹林、香花、碧草相联，景致宜人。永宁寺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开有一个大门，正门南门楼共三层，高达20丈。门楼上饰有祥云仙气的图案。拱门上设有四个力士，四只狮子装饰以金银，佩挂上珠玉。东西两个大门在建造上与南门相似，只是门楼都少一层。北门只一个通道，采用乌头门式的营造法式。
永宁寺的整体建筑宏伟壮丽，极具皇家气派，在北朝时期的皇室寺宇中很有代表性。它的建寺的气派之大、动用民力之众、耗资之巨，综观中国文化史中可以与之相比的也并不多见。永宁寺在永熙三年(534)二月焚毁于大火之中，“火经三月不息”。寺院仅存十九年。
显贵舍宅
北朝时期佛寺数量之巨、增减变迁之快都是历代少有，除了当时北方战火不息、社会动乱这些因素外，王公大臣舍宅为寺者人数甚多，动荡时局官场多变幻，亦宅亦寺的建筑因人而变，这也许是北朝寺院的又一特点。基于这种状况，寺院与王公豪富的政治生活、日常起居密切相关，从而在寺院的状况中反映出了十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也使作为寺庙志书的《洛阳伽蓝记》有着更广阔的认识价值。书中记载了许多显贵立寺，诸如建中寺，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建立，原来是阉臣司空刘腾的旧宅，十分豪奢，“诸王莫及也”;平等寺是王怀舍宅所立，“堂宇宏美”而“独显当世”;高阳王寺，为高阳王雍“舍宅以为寺”而“居止第宅，匹于帝宫”;冲觉寺，太傅清河王怿舍宅建立，且“第宅丰大，逾于高阳”。而由僧人所建立的寺院仅有法云寺一座，其差距之殊，可见一二。
高阳王寺在《洛阳伽蓝记》所述四十三座寺院中，并不是首屈一指的。但其寺的气势却非同一般。它本是高阳王雍的宅院，后舍宅为寺。高阳王雍“贵及人臣，富兼山海”。他的居室“匹于帝宫”的“白殿丹槛”、“飞檐反宇”,十分壮观精美；家有“僮仆六千，妓女五百”;衣着“隋珠照日，罗衣从风”;出则“鸣驺御道”,笙鼓齐奏；食则“嗜口味”,“一日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连杨衒之也惊叹道：“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 这足见当时淫逸之风正盛，同时，亡国也是必然的。
寺院园林
北朝时期寺院园林与南朝有所不同，后者多取自然之势，而前者往往由人工而成，以景林寺为例。
景林寺位于洛阳市内，寺西有一园，植有许多奇花异果，四时相宜。春日引来百鸟争春，秋时有蝉浅吟低唱。园中建有一禅房，地方虽不大，但精巧的构造使人为之赞叹：“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窗前绿树掩映，阶下芳草茵茵。尽管该寺地处城内，却别有洞天，如处身深涧谷地，清新幽静。虽人工造就却无矫饰匠气，可见当时寺院园林艺术已有相当造诣。
总之，在北朝这样一个动荡的历史时期，佛教依然在发展，与南朝信众有别的是，北人质朴，重在敬佛求福，以期在苦难中得以解脱，所以寺院的建造比“四百八十寺”的南朝更加蔚然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