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将各地的救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进一步推进抗日救国运动。同时，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只有人民自己首先联合起来，才能促进国内各党派的联合，形成全国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年1月，平津学联代表在山东济南与齐鲁大学学生开会，议决发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并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3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把促进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作为它的工作任务之一，随后派人前往华北、华中、华南各地联络，物色邀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号召和领导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在上海圆明园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共七十余人，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吴耀宗、钱亦石、钱俊瑞、胡子婴、杜君慧、潘大逵、高士其、曹亮、王新元、黄敬、刘江陵、李嘉宇、陆璀、董毓华、张申府、刘清扬、曹孟君、孙晓村、薛保鼎、汪德彰、狄超白、王枫、何伟、段君毅、何明理、吴祖贻、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石不烂、洪飙、方少逸、吴超炯、谭冬青、唐守愚、徐范、李仲融等^[1]。第二天(6月1日),又有无锡、泰安和十九路军代表赶来参加大会。主席沈钧儒致开会词说：“目下中国的危机，已经不是‘国难严重’四字所能全部表现，而是快到亡国境地了。所以，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实在有大家团结起来的必要。同时，我们一定要促进全国各党各派各实力分子，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救国。但是人民自己假使不先联合起来，便无从促进各党各派合作的。”^[2]会议听取了平津民族解放先锋队、南京救国协进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广东教育界、广西全省学联会、武汉文化界救国会等三十余团体代表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吴耀宗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孙晓村、曹孟君、张申府、刘清扬、何伟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救亡情报》记者报道说：“综计大会继续二日夜，各代表始终精神鼓舞，尤其是大会对于抗日救国，完成具体的共同认识，形成全国人民的民族大联合战线，实为救国之一更高阶段的表现。”^[3]从此，救国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和更明确的救国方针，这对于联合全国各种抗日救国力量，推动救国运动的向前发展，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全救会的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废弃一切引导人民亲敌、堕落民族气节的所谓“合作”、“亲善”、“敦睦邦交”等可耻口号，并给予人民以抗敌的组织和言论的自由。谁如果“放弃了当前的大敌，对敌人作无限止的让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用权威排除异己，用权术巩固政权，那结果反只有使人心离散，而自陷于覆亡”。“中央已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我们为整个民族打算，不忍再见任何力量在内部冲突中消耗，尤其不愿意中央在错误政策之下，消耗了它高度优势的实力”^[4]。
文件规定全救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5]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6]。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中介人，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纲领的忠实执行，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纲领以及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为；并且郑重声明：人民救国阵线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而不过是要尽一份人民救亡的天职；它同国民党当局的抗争，只“是一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7]。还指出：中国需要一个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革命，是人民大众的一致要求，救国阵线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并且认定，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因此要求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坚决反对以指导民众组织名义消灭民众组织，以统制舆论名义消灭舆论。文件还提出外交上要求联络欧美、苏联和弱小民族，建立太平洋安全制度，并对国内教育、工商业、士兵、劳工、农民、妇女、儿童、国内民族、侨胞、失业及灾荒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方案^[8]。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重要文章。文章系潘汉年授意，由在香港的胡愈之、邹韬奋起草，陶行知适因出席欧洲世界新教育会议和世界学生青年大会途经香港，亦参与了商讨。文稿完成后，由邹韬奋携至上海，再与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同人作详尽的讨论并修改，最后由四人署名发表^[9]。文章分析了国内一般政治形势，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亦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文章明确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指出：“五年来安内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唯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文章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共产党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要求“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还要求共产党纠正党内某些青年在救国运动中，“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的左倾幼稚行动。文章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解放取得完全胜利。
救国会的宣言、政治纲领和沈钧儒等四人联名的上述公开信发表后，引起国内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巴黎《救国时报》全文转载了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编者按语中说：“该会之成立，显然为我国救国运动一最重大的进展；该宣言与纲领之发布，显然为我国救国之最重要的文件。”^[10]同时发表社论说：宣言不仅接受了四年以来我中华民族从血泪中所得来的一切教训，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正是目前时局的重心”,“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11]。一篇题为《良药》的文章说：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文章，各方应把他们的意见当做苦口的良药，逆耳的忠言。“不抵抗无以救亡，不缔结联合战线无以抵抗，不争取国共合作，无以形成联合战线。四位先生不辞大声疾呼，正给了我们以良好的示范，就是我们要以集锐攻坚的态度，来争取国共合作的实现。”^[12]一位署名为“忠实的国民党员”在信中指出：“四位先生的宣言，不独给了我们救亡联合战线的正确立场，而且指出了目前各党各派的最低任务，说得真是诚恳、中肯、具体、公平与周到。这宣言给我以极大的勇气来说话。我身为国民党党员，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国民党员，是百分之百的赞成宣言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13]还有的读者撰文说：“他们的话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民众从心坎儿发出的要求。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已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主张，而是全国民众共同的愿望。读了这个宣言以后，使我对国事前途抱着无限的乐观，因为中国内部渐渐的团结；同时也更明白了国内团结问题的症结之所在。”^[14]成都救国会的《力文半月刊》第四期刊载了“团结御侮”的文章后，受到各阶层群众的重视，广大青年更是争相阅读，影响很大^[15]。冯玉祥后来写道：“《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的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希望马上就实行。”^[16]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救国会提出的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封信中，对救国会的宣言与纲领，以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章，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说：“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兴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因此，我特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向你们致送热烈的敬礼！同时并向你们及全国民众申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与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他在信中还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运动和救国组织。“我们愿意经过这些团体和运动贡献我们所有力量，并在这些团体中和各党各派及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共同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而奋斗。但我们的党员绝对遵守服从这些团体的章程、纲领和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表示：“我们很荣幸的签字于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之后！”^[17]
毛泽东随后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毛泽东在信中还宣布已委托潘汉年与他们联系，交换意见，并转达对他们的热烈希望^[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