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崇拜

尊祖敬宗的祖先崇拜与先王崇拜密切相关，华夏民族以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作为祖先，其中道德高尚、功绩卓著的尧、舜及其后继者禹、汤、文、武、周公等，一直成为儒家崇拜的偶像。
儒家认为，先王的人格最为完美。孔子对尧、舜、禹、文、武、周公极其崇拜。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传说鲜明地表现了原始道德观念的民主性和人民性，而带有较多氏族制残余的西周社会又较多地继承了原始社会的仁爱、勤劳、勇敢等道德观念。孔子继承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优秀道德品质，总结、发展了自传说中的尧舜以来历代贤君圣王和进步思想家的道德思想，第一次建立了包括一系列道德规范、道德理想、道德修养、道德教育、道德评价等内容在内的比较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他以“周之德”为“至德”,对周公的才能德行极其赞赏，甚至在梦中也想着见到周公。在儒家思想家的眼里，没有私有制的原始社会的道德是最高尚的，原始部落领袖的人格是最完美的。以后的圣明君王继承了他们的道德思想，成为人们道德上的楷模。他们是儒家理想的“完人”——“圣人”。
先王不仅道德完美，而且聪明绝顶，功绩卓著。先王之道，即先王的学说，尤其是社会政治学说，具有顺天爱民、施行仁政德治的鲜明特点。
关于顺天爱民，儒家认为，古代帝王都是接受天命统治人间的。“天之生大圣人也不数”(韩愈《对禹问》),“天授人以圣贤才能，非使自有余而已，诚欲补其不足者也”(韩愈《诤臣论》)。从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直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肩负上天所赋予的补救下民之不足的重任，为民创利去害的：“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埋葬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韩愈《原道》)圣人“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抑)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廓甲兵以守之”(同上)。一切都是先王(“圣人”)创造的。这是典型的圣人史观，但在肯定杰出人物的作用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周武王像

如果说，儒家的圣人(先王)史观消极成份较多的话，那么其重民、爱民思想则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商代统治者称“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商王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周人灭商后，提出了“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的天命转移论，认为天命是可以改变的，“敬德”是受命的根据，“保民”是天命的体现。上天根据国君的表现——是否崇尚德政、依德行事等，以及人民的意愿，决定是否授予天命。上天是尊重民意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上天根据民意判断国君的表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引《泰誓》)国君只有“敬德”、“保民”,才能“享天之命”(尚书·多方》)。周公把“天命”、“敬德”、“保民”三者联系起来，以“敬德”作为“受命”的根据，以“保民”作为“天命”的体现，并认为，先王都是“以德配天”的典范，主张像先王那样“明德”,以“祈天永命”(《尚书· 召诰》)。《尚书· 康诰篇》记载周公教训康叔道：文王为什么能开创王业？ 因为“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周公定赋税有三个原则：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平，收租税要轻。孔子以文王、周公事业的继承者自居，认为“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他要求统治者“泛爱众”,“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役使人民要合乎道理(“使民也义”),不误农时，“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要奉行舜的“无为而治”,减轻赋税，不要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粗暴干涉。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通过减轻剥削，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的方法使人民富起来，这就叫“惠而不费”。孟子进而提出“民为贵”的口号，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处处想到老百姓的痛苦，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孟子·梁惠王下》),这样，治理天下就会像在手心运转那样容易了。
关于仁政德治。“先王能修礼以达义”(《礼记·礼运》),“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禹恶旨酒而喜好善言，汤坚持中正之道，任用贤人不拘于一定之规。文王视民如伤，追求真理，毫不自满，努力不懈。武王不轻侮近者，不忘记远者。周公一直思考着兼学夏、商、周三王，实施禹、汤、文、武的方针。“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下》)先王正是以自己的美好德行关心下民、引导下民，以实现天下大治的。“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之知禁。”(《三才章》)
这种重视身教、以身作则的做法，是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对孔孟以及后世儒家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自觉地以先王为榜样，把“法先王”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立身治国的准则。孔子认为“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以文王之道的继承者自命：“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他公开宣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矣。”(《论语·泰伯》)“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以后的大儒，从孟子、董仲舒、王充到韩愈、张载、程朱等等，无不“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主张“法先王”,认为“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举贤良对策》)荀况主张“法后王”,认为“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荒唐);法贰后王，谓之不雅(正)”(《荀子·王制》)。“欲知上世，则审周道。”(《荀子·非相》)“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荀子·儒效》)。五帝以上，人名都不可靠；五帝本身，政事全无记载；禹汤的政事有记载了，但不如周代详细。荀子反对效法没有理论根据的尧舜之前的先王之道，主张效法到周为止的三代之“后王”,这与孟子的“法先王”其实并无本质区别。事实上，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就批判了“不法先王”的主张，认为“不可以为纲纪”,提出“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所以，法先王是儒家的共同特点。他们竭力美化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的先王之道，视为至善至美的楷模。一切政治伦理行为，都要效法先王。朱熹还认为，帝王心术好坏，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能起着决定的作用。三代之所以至善、光明，是由于三代帝王的心术合乎“天理”。“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己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他们“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述而不作”,在注释、引申先王之道中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孟子·公孙丑下》),甚至规定：“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

商汤像(清乾隆年制《历代帝王像真迹》)

儒家“法先王”的结果，一方面有利于人们尊重文化传统，总结、继承以往社会、政治、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特别是仁政德治思想，这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进步，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凡事“法先王”、“述而不作”、以先王(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南宋之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南宋之后，以朱熹之是非为是非),也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妨碍了学术的发展，阻碍了思想进步。许多立志改革的思想家，都要遇到“法先王”传统的顽强阻挠。“祖宗之法不可变”、“利不十，不变法”,成了守旧思想的护身符。在中国历史上，变法者很少有好的结果，就与“法先王”的思想传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