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使华

1944年夏秋，随着史蒋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蒋介石电请罗斯福“派遣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且能有远大之政治目光与能力者，得以随时与余合作，并可调整余与史将军二人间之关系”①。8月1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我提议：赫尔利将军……在你处做我的私人代表，……关于调整你与史迪威将军的关系，他必将有很大的贡献。”②8月18日，罗斯福在白宫召见了赫尔利，告诉他：“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对于归他调遣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③具体说来，赫尔利此次使华的任务就是“(一)担任总统派往蒋介石委员长的私人代表；(二)增进蒋与史迪威将军间的和谐关系，并使后者对其所辖的中国军队便于指挥；(三)另负若干关于军事补给方面的责任；(四)与高思大使维持密切的联系。”④8月23日，罗斯福再次电告蒋介石说：“赫尔利将军对于史迪威执行指挥权，以及使他了解政治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⑤
赫尔利，1883年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当过兵、律师，任过胡佛政府的陆军部长，1931年访问过中国。1942年被指定为驻新西兰公使，但实际上却被派往澳大利亚，负责派遣救济船到被封锁的菲律宾去。后来，他不断被罗斯福派往世界各地解决困难问题。罗斯福十分欣赏他。“我希望能有一些像赫尔利这样可以依靠的人物”,因为“像赫尔利这样一类的人物是非常可贵的”,“他们是忠心耿耿的”,“假如说有一个人能够清理中国国内政治纠纷，那就是他”⑥。
在来中国时，赫尔利对中国问题已形成一个观念，即一切要从维护蒋介石政府这一点出发。在他的心目中，苏联支持蒋介石还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他的中国使命中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基于此，他在来华途中，专门取道莫斯科，以了解苏联政府的态度。⑦
吃了苏联的定心丸后，赫尔利一行于9月6日抵达重庆。
第二天，赫尔利前往拜访蒋介石。会谈时，赫尔利恭维了蒋在抗日战争中“对中国和全世界的贡献”,“是令人尊敬的”。他说：“中国抗战了很久，在各方面都会存在着困难，为了早日击败中美共同敌人——日本，我们应当互相援助。”⑧。
听了赫尔利的表态，“蒋满脸笑容，向赫尔利频频点首，表示感谢。”蒋介石说：“我们十分欢迎你。你们的帮助，是会解决中国困难的。”⑨蒋介石向赫尔利说了一通客气话后，就谈到了关于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蒋表示愿意并决定授予史迪威的指挥权。
史迪威坚持使用八路军，为此，他为赫尔利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将使用第十八集团军。对此点不应有任何误解。可以使他们在不致和中央政府发生冲突的地方发挥作用，但他们在危机中必须接受为战斗队的一部分。”⑩但赫尔利却与史迪威有分歧，他同意要求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但不同意史迪威援助八路军的主张。
9月8日，赫尔利与宋子文开始会谈。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向赫尔利提出了一大堆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对租借物资的控制问题。宋子文提出，要使史迪威真正得到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条件之一，就是让蒋介石控制租借物资。赫尔利表示“断然反对”。
为了讨价还价，赫尔利、史迪威和在渝的索尔登将军、中缅印战区后勤司令惠勒将军一起与国民党军方举行了三天会谈(9—11日),讨论了有关供应事务问题。为这次会谈，赫尔利曾准备了一份议程：“(1)中美合作的首要目的在于为了立即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联合。(2)与中国合作以实现和俄国及英国较为密切和融洽的关系来支持中国的目标。(3)在委员长指挥下联合一切军事力量。(4)为了战斗的目的集合在中国的所有资源。(5)在民主的基础上支持委员长关于政治联合的努力。(6)为中国提出目前和战后的经济计划。(7)规定史迪威将军的权力为野战司令官。(8)规定史迪威将军的权力为委员长的参谋长。(9)准备送交一份关于指挥权的图表。(10)讨论将来对于在华租借法案的控制。”(11)
到13日，除使用八路军问题以及租借物资分配问题外，其余各项都基本商量好了。而这两个问题中，前一个问题，蒋介石是不愿讨论的；后一个问题，则是蒋介石不肯放松的。3天以后，宋子文再度向赫尔利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次讨论，双方的态度已很僵硬。宋子文表示：美国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如果租借物资分配权由美国控制，他感到是受侮辱。赫尔利则以他特有的粗鲁态度回答说，这是“糊涂话”。“宋博士，记住，这是我们的财产，我们制造它，属于我们所有，我们愿意给谁就可以给谁。”(12)
9月19日下午，赫尔利、纳尔逊与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朱世明一起，讨论任命史迪威的最后文本和指挥系统的图表草稿，史迪威赶来递交了罗斯福总统发给蒋介石的“最强硬”电报。致使会谈无果中止。
当晚，赫尔利带着沉重的心情对杜建时说：“我们作了一件不应当做的事，把事情搞复杂了”,“史迪威硬的很，本来问题就不容易解决，问题再加上问题，就更不易解决了。”他还说：“华盛顿把蒋介石看得太简单，把解决中国的问题看得太容易，才做出这样的错事。”(13)
史迪威认为赫尔利是会支持他的，于是，便将一份备忘录交予赫尔利，叫赫转交给蒋介石。备忘录说：“1.派我去延安向共产党提出以下建议：a.共产党承认委员长的最高权力，通过我接受命令。b.在黄河以北使用共产党部队，与中央政府部队不相接触。c.提供五个师的装备和军火，并给予大炮支援。d.使这些共产党的师始终保持充分的实力。e.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在打败日本之前停止讨论政治事务。2.租借法案物资运到中国后，移交委员长根据以下的议定进行分配：a. x部队和y部队有第一优先权。b.其余的第一个30师、共产党部队和(即将组成的)贵阳部队有同等优先权。c.不装备其他部队，一直要等到这些部队的装备完全不适用时才给予装备，这包括保养在内。3.将赫尔利将军所建议的命令公布——解决指挥权问题。”(14)
赫尔利于24日带了这份备忘录去见蒋介石。然而蒋介石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他指责史迪威缺乏政治头脑和战略指挥能力。听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诋毁，赫尔利不但未作争辩，反而站在蒋介石一边，攻击史迪威。赫尔利对蒋说：“我曾明告史迪威，美国运华租借物资于理应即全部奉于委座候其分配始合正办，今仍握于伊之手中，妨及委座威望，殊属错误。”(15)赫尔利这种见风使舵的说法更坚定了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的决心。于是蒋介石将宋子文起草的一份备忘录要赫尔利转交罗斯福。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不能授权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并要史迪威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赫尔利看了备忘录后，对其强硬的措词表示惊讶，认为这是对罗斯福的侮辱，要求蒋介石进行修改。这天下午和晚上，对备忘录作了修改，赫尔利才同意转交。在寄发备忘录时，赫尔利又附上一封信，为他本人没有促成蒋介石与史迪威和解表示遗憾。但他认为，这是由于“两人脾气不合”,并说：“直到史迪威将军，一个下属，将你9月18日的信递交委员长之后，委员长才作出了决定，不任命史迪威将军”。他认为，蒋介石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他本人也赞成这个决定。(16)然而，在史迪威的备忘录上，赫尔利却写上了“太迟了”几个字。显然，赫尔利已完全和蒋介石站在一起了。10月7日，蒋介石向赫尔利试探口风。赫尔利不但在租借物资问题上再次诋毁史迪威，而且在缅甸作战问题上也表示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声称，史迪威“每言中国军队不能保障美国空军基地，但今查明此乃史迪威要求中国尽量调兵缅甸，减弱中国战区兵力所致。”(17)
不仅如此，赫尔利还积极怂恿蒋介石进一步打电报给罗斯福，并出主意说，电报要简切详明，不致引起别人的争辩。10月9日，蒋介石果然向罗斯福发出电报，坚持“仍请阁下调回史迪威将军，另将胜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代替”。电报结束时说，“电文简单”,将由赫尔利“将未尽之言作必要之补充”。(18)10日，赫尔利向罗斯福写了一份报告，详述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写道：“我的意见，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你还会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将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仅建议你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19)经过四十多天的“努力”,赫尔利不但没有实现史迪威的指挥权，反而帮助蒋介石撵走了史迪威。
然而，赫尔利并没有就此为止，他在帮助蒋介石调走史迪威的同时，又用调走史迪威做本钱，同蒋介石作了一笔交易，换取蒋介石保证“承担责任与中共达成一项协议”。
还在调解史蒋矛盾的同时，赫尔利便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安排，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建立了联系，并于10月17日、22日、23日三次会见董必武和林伯渠。在会见中，赫尔利强调蒋介石的地位问题，说蒋介石是全国公认的抗日领袖，他的态度也已有改变，允许赫尔利同中共代表接触。赫尔利承认“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中共军队“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租借物资的分配也“决不应偏于那一党”。赫尔利还提出国共谈判的程序：首先由双方代表达成初步协议，再由他居间斡旋，最后“蒋毛会见”,发表合作宣言。(20)
10月下旬，赫尔利完成了参与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他在了解双方的基本立场后，于10月28日提交一份“五点建议”,内容是：“(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2)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3)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均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将执行经商定的政策，加速政治民主的进步和发展；(4)中国政府承认并使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各政党，均予以平等、 自由及合法的地位；(5)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所有官兵不论属于中共军队还是政府军队，均将根据其等级得到相同的津贴和给养，各部队在装备和供应的分配方面将得到同等对待。”(21)
赫尔利的“五点建议”交给蒋介石后，蒋授意王世杰和张治中进行修改。经过修改后的提案虽仍是“五点”,但内容已完全改变。国民党的“五点建议”是：“(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2)中共军队应服从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3)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将采取商定的政策，加速政治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4)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共军队经中央政府整编后，其官兵的薪金和给养按等级享受与政府军队同等待遇，其各部队装备和供应的分配亦将得到同等对待；(5)中国政府承认并使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所有国内各政党将得到合法地位。”(22)
11月7日，赫尔利带着经国民党修改后的“五点建议”飞抵延安。8日开始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谈判。赫尔利在谈判一开始便声明，他来延安谈判是受罗斯福委托，也得到蒋介石的允许。他的任务是代表罗斯福来帮助中国军队“统一起来与美军合作”和“支持民主”。经过8、9、10三天四次会谈，达成如下协议：“(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宽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23)11月1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作为一方，在协定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身份作为见证人，也在协定上签了字。赫尔利准备将两人签过字的草案带回重庆，由蒋介石代表国民党作为另一方在协定上签字。
11月11日，赫尔利、周恩来同机由延安飞往重庆。回到重庆后，赫尔利把“五点协议”交给了宋子文。宋和蒋介石研究后，表示拒绝，接着，宋子文和王世杰访问赫尔利，对他说：“你已被共产党定了一个卖价，国民政府决不会答应共产党提出的要求”。(24)
为了促使蒋介石接受协议，赫尔利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开始时，赫尔利进行了说服工作。可是赫尔利的基本态度和蒋介石是一致的，即要设法让中国共产党交出武装。他的“说服”只是在解决使中共交出武装的方法的分歧而已。15日和17日，国民党两次提出反建议，赫尔利均不满意，予以拒绝。16日，赫打电报给罗斯福说：蒋介石“无法证明他的观点是对的”。罗斯福也复电指示赫尔利，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便尽快与中共达成协议。
然而，此时的赫尔利也面临与史迪威翻车的类似局面，他当然不愿步史迪威的后尘，于是便决定背信弃义。11月21日，赫尔利向周恩来转交国民党重新拟定的“三点反建议”:“(1)国民政府，因欲有效完成所有国内武力之统一与集中，俾能从速战胜日本，且对中国之战后复兴，寄其厚望，故愿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他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地位。(2)中国共产党应在抗战建国方面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经由军事委员会将其所有部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员参加军事委员会。(3)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国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国民政府并愿采取政策，以策进步而促进政府之民主程序。”(25)周恩来看后，当即表示不能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发生原则分歧，会谈无法继续，周恩来决定并返回延安。
随后，赫尔利又多次电邀中共代表到重庆继续谈判。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留在重庆的王若飞：“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26)在此期间，中共曾打算公布在延安签署的5点协议和后来国民党的3点反建议，以对赫尔利略施压力；赫尔利闻此既愤怒、又害怕，暴跳如雷。不过中共经过冷静思考，权衡利弊，没有这样做。12月16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重申中共的基本原则是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中共不会主动关闭谈判大门。
1945年1月7日，赫尔利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在延安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20日，赫尔利再次邀请周恩来赴重庆“访问”。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赫尔利到机场迎接。经过几次商谈，国民党毫无诚意。2月15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赫尔利完全没有料到，他4个月煞费苦心的调处竟会是竹篮打水。
2月中旬，赫尔利向美国政府作了总结性的报告。在报告中，他精确地概括了国民党政府的意见是“不愿”“将它的统治权让渡给一个所谓联合政府里的一群朋党”。它准备成立“战时内阁，但要保留他控制政府的权力”。(27)在这份报告中，赫尔利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我深信我们的政府，在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方面是对的。我没有同意过或支持过我认为将削弱国民政府或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的任何原则或任何办法。”(28)3月4日，赫尔利和魏德迈从重庆回到华盛顿，就美国对华政策向罗斯福总统作详细汇报，从而进一步取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封建军阀。阻止中国统一，“只要(中国)武装的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敢于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并无耻吹捧蒋介石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29)赫尔利的这番讲话，是抗战以来美国第一次带有官方性质的反共声明，它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已完全转向扶蒋反共。
4月3日，赫尔利奉罗斯福之命，经伦敦、莫斯科再度来华，继续他的扶蒋反共活动。4月12日，罗斯福病逝。新任总统杜鲁门继承了扶蒋反共政策，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4月24日，赫尔利抵达重庆。从此，更加“放手”扶蒋反共。8月，他策动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9月23日，赫尔利返回华盛顿，11月27日，赫尔利被迫宣布辞职。
1945年7月12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的评论，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