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忧后乐谕骚人——说范仲淹《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明共产党员在人民群众中“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高贵品质，这两句话即见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是一篇有名的古文。宋人王辟之曾说：
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增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苏子美书石，邵竦篆额，亦皆一时精笔。世谓之“四绝”云。[1]
作为“四绝”之一的《岳阳楼记》，北宋以后的许多古文选本差不多都选了它，解放后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叙作记的原因。分三层。“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是第一层。“谪”字是全文的关键。“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是第二层。一个被“谪”的人而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自然值得赞美。作者写这几句，正是赞美滕子京；但也另有用意，后面再谈。“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这是第三层。“乃”字承上启下，说明“重修岳阳楼”是在“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把滕子京和那些只顾压榨人民血汗、大兴土木供自己玩乐的统治者区别开来了。
第二段共两层。作者在前一段只用两句话交代了重修岳阳楼的全部工程，并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因为这与他所要表现的主题无关。到了第二段，先写岳阳楼上所见的自然形胜：“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这是第一层，也写得很概括。因为一则“前人之述备矣”(与前段中的“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呼应)，[2]用不着重复；二则这不是重点，仅是逐渐向重点过渡的桥梁。是怎样过渡的呢？“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是第二层，以“然则”承上转下：既然岳阳楼之大观如此，那么，南来北往的“迁客骚人”(“迁客”与前段中的“谪”字呼应)到这里登高四望，触景而生的情感岂不有所不同吗？这一反问引出了第三段和第四段：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这两段是对“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的回答。多用偶句，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对称的：都是先写景，后写“迁客骚人”触景而生的“情”。景不同，情也不同。一悲一喜，形成鲜明的对照，坐实了上面的“异”字。
最后一段是全文的重点，即古人所谓“结穴”。“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提出理想化了的“古仁人”用以否定上两段所写的“迁客骚人”，这是第一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具体地写出“古仁人”不同于“迁客骚人”的宏大抱负，回答了前面的“何哉？”这是第二层。“噫！微(非)斯人，吾谁与归？”这是第三层。作者含蓄地、但也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态度：他是把这样的“古仁人”作为学习的榜样的。虽然没有提“以物喜”、“以己悲”的“迁客骚人”，实际上是把他们否定了，而那种感慨系之的语气，更加强了否定的力量。
全文步步深入，由反而正，章法谨严而又富有变化。
在一篇作品中否定什么，肯定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作者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倾向有关。范仲淹写这篇文章的时代，北宋王朝因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已复杂而尖锐，民族矛盾(契丹的威胁、西夏的侵略)也日益严重。由于庄园制度的发展，大地主官僚凭借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这就使得佃农、自耕农、自由商人、手工业者和大地主官僚之间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中小地主和大地主官僚之间也产生了矛盾。而民族矛盾，由于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大地主官僚以外的其他阶级、阶层的负担，所以又反转来加剧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当然农民和大地主官僚的矛盾是基本的；中小地主和大官僚之间的矛盾虽非根本性的，但在现实利益上毕竟也有矛盾；中小地主和农民、手工业者之间当然有矛盾，但在反对大地主官僚的特权这一点上，又有一致性。而北宋统治者为了换取地主阶级的支持，大开科举的结果，许多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也登上政治舞台；在这种阶级矛盾尖锐、国防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他们首先从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出发，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并以范仲淹为中心，形成一个较有进步性的政治集团，与代表大地主官僚利益的“邪党”(以夏竦、吕夷简为中心)作斗争。由于大地主官僚的经济力量仍然保持支配地位，在政治上也自然握有实权，因而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中的许多人物，都一再地遭到打击，作了“迁客”。
范仲淹出生于贫苦家庭，两岁时死了父亲，其母谢氏由于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带着他再嫁长山朱氏。他青年时在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虀数茎，入少盐以啗之。”[3]后来入南都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4]从而也有可能看出时政的腐败、提出改革的要求。所以他在做秀才的时候，便“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登进士第后，接二连三地上书议论国事。明道二年(1033)，他以右司谏的身份反对奸相吕夷简，被贬到睦州。景祐二年(1035)召还。次年，上书批评时政，要求选贤任能；吕夷简诬指他离间君臣，又贬到饶州。
康定元年(1040)任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他积极训练士卒，争取、团结沿边的羌族，提拔狄青、孙沔等得力将官，并于险要之处筑城堡，严加防御。因此，他守边数年，西夏的上层统治者不敢轻易侵犯，并互相警告说：“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指以前守边的范雍)可欺也。”[5]其防御西夏的策略，主要见于他写的《议攻》和《议守》。[6]他主张，“用攻则宜取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要久守而民力不匮，则应该“屯田”。而最终目的，则在于息兵结和，使“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
庆历三年(1043)以后，大地主官僚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夏竦、吕夷简等由于欧阳修、蔡襄、孙沔等交章弹劾而先后罢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执掌政权，提出许多改革政治的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对内外职官严加考核，非有功绩，不得升迁；严选各路监司，有不称职者，就班簿上一笔勾去。又更定荫子法：公卿大臣除长子不限年龄外，其他子孙非年过十五、弟侄非年过二十，不得荫官。这些措施，立刻引起许多贵族、旧臣、滥官污吏的不满，攻击范仲淹引用朋党，甚至伪造石介给富弼的信，诬告他们要废除皇帝。终于庆历五年，迫使他们离开朝廷。
《岳阳楼记》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写的。作者于先一年出知邓州。就是说，作记的时候，他已经是“迁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迁客”往往也是“骚人”(诗人)。那些“迁客骚人”，大都因“怀才不遇”而牢骚满腹，多愁善感。作者在几次被贬谪、如今又作“迁客”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却能否定一般“迁客骚人”“以物喜”、“以己悲”，被个人得失和环境变化所支配的卑微情感，而提出所谓“古仁人”作榜样，这分明是对自己的鞭策，也是对因受“邪党”迫害而作了“迁客”的许多朋友的勉励——首先是对滕子京的勉励。
在前面曾经谈到，“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谪”字是全文的关键。滕子京名宗谅，是范仲淹的同年(同于大中祥符八年中进士)，也是政治上的战友。庆历二年，他以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并知庆州，在防御西夏方面曾有所贡献。次年被人诬告，牵连甚众，囚系满狱。范仲淹、欧阳修替他辩白，先贬知凤翔府，后又贬知虢州。庆历四年，“邪党”的骨干之一王拱辰提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又贬到岳州，即范仲淹所说的“谪守巴陵郡”。
滕子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请看苏舜钦的《滕子京哀辞》：
云霓收壮气，星象卷英魂。贤人去何赖？才亡世不尊！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轓。自为知音绝，低徊恸寝门。
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冥漠知谁主，贤愚岂更分！江头送丹旐，哭向九华云。[7]
这两首诗当然有些夸张，但也可以说明滕子京毕竟有才能、有抱负。证明前引《渑水燕谈录》中的“治最为天下第一”并非溢美之词，也可以相信范仲淹所说的“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符合事实。然而作为一个“迁客”，他的情感却和记中所赞扬的“古仁人之心”相去甚远。
范公偁在《过庭录》里说：
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自庆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范仲淹)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
范公偁是范仲淹之后，他的《过庭录》所记的事实，都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其中关于范仲淹的部分，相当可信。这条关于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的材料，尤为珍贵。此后的有些材料，也可以与此相补充。如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四)云：
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伤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阳楼，或赞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亦岂至是哉！
明人袁中道《游岳阳记》(《珂雪斋文集》卷六)云：
昔滕子京以庆帅左迁此地，郁郁不得志，增城楼为岳阳楼。既成，宾僚请大合乐落之。子京曰：“直须凭栏大哭一番乃快。”范公“先忧后乐”之语，盖亦有为而发。
《岳州府志》中关于滕子京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的记载，也是与范公偁的记载一脉相承的。
看了这些材料，再来读《岳阳楼记》，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谪”字，的确是全文的关键，而“先忧后乐”云云，则是全文的结穴。中间否定的“以物喜”、“以己悲”的“迁客骚人”，分明包括滕子京在内；后面提出的“古仁人”，也正是希望滕子京作为榜样，进行学习的。“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说的是“吾”，指的主要是滕子京。那意思是：我离开了这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仁人”，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那么，你呢？
前面说过，“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是赞扬，但也另有用意。用意何在呢？那就是勖勉滕子京应该看得远些，“不必凭栏大恸”，而要进一步做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
这篇作品的客观意义当然有更大的普遍性；但作者却主要是规劝、或者说是批评“罕受人言”的滕子京的。规劝、批评而不露锋芒，却又很有力量，也显示了作者的构思之妙。
就思想内容说，这篇作品所表现的基本上是儒家的仁政主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这是说，在朝廷里作官，就应该关怀民间疾苦；“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说，即使没有作官，或者作官而被贬到边远地区，也不应该忘记皇帝，而要关怀他能不能做“仁君”、能不能行“仁政”。非常明显，作者是既考虑人民的利益，又不否定封建制度的。既然如此，他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内容也就十分明白了。“先天下之忧而忧”，主要是“忧”小人专权、政治腐败，人民痛苦不堪，必将起而反抗；“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乐”“仁政”实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缓和，封建秩序得到稳定。总之，其历史和阶级的烙印是清晰可辨的。所以，当我们用这两句话来说明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的时候，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这是不言而喻的。
就艺术表现说，《岳阳楼记》有许多特点。骈散结合，排比工整，词采富丽，颇有诗味，这是众所熟知的。结构严密，构思精妙，规劝滕子京不露痕迹、却很有力量，这也在前面谈过了。除此而外，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这篇文章仿佛一向以善写景著名。《后山诗话》中说：“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话说时景，世以为奇。”宋人林正大曾把这篇文章概括成《水调歌头》：
欲状巴陵胜，千古岳之阳。洞庭在目，远衔山色俯长江。浩浩浑无涯际，爽气北通巫峡，南去极潇湘。骚人与迁客，览物兴尤长。
锦鳞游，汀兰郁，水鸥翔。波澜万顷，碧色上下一天光。皓月浮金千里，把酒登楼对景，喜极自洋洋。忧乐有谁会？宠辱两具忘。
所采取的也主要是其中的写景部分。那些写景部分，的确相当出色。作者以非常精炼的诗的语言，描绘了几种迥不相同的自然景色，形象鲜明突出，极富感染力。
可是这篇作品，却并不是写景文。
古文中的“记”，从前的许多文论家都认为是“记事之文”。而《岳阳楼记》却只有第一段“记事”;中间几段大部分“写景”;最后一段，又分明是“议论”。一种文章体裁，并不是一个死硬的框框。范仲淹把“记事”、“写景”、“议论”冶于一炉，正显示了他的创造性。
不过只说有记事、有写景、有议论，还不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主要特点。这篇文章，实质上是议论文——独特的议论文。
写议论文，通常先提论点、再摆论据。而这篇文章的论点却在最后，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论点，是通过对“迁客骚人”的否定树立起来的。全文的第一段突出“谪守巴陵郡”，第二段从“岳阳楼之大观”引出“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若夫”“至若”两段尽管写景很出色，但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了写“迁客骚人”的“情”;而写“迁客骚人”的“情”，又是为了用这种只局限于个人的“情”来反衬“古仁人之心”的“伟大”“崇高”，实际上起了论据的作用。
有扼要的记事，有生动的写景，有简明的议论；写景与议论，又带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而这一切，又都是为树立论点服务的。这种写法，不能不说是“别开生面”。
陈师道(后山)把各种文体的特点绝对化，因而对《岳阳楼记》这种“别开生面”的写法很不满，他说：“退之(韩愈)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他是主张“记”这种体裁，只能“记其事”、而不能发议论的。王若虚反驳说：“议论虽多，何害为‘记’!盖文之大体固有不同，而其理则一。殆后山妄为分别，正犹评东坡以诗为词也。”毫无疑问，王若虚的意见是正确的。把任何一种文体弄成一种死硬的、一成不变的框框，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都不利于发挥作家的创造性，因而也不利于文艺的健康发展。
同时，范仲淹并不是为原来的岳阳楼写记，而是为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写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为的是“凭栏大恸数场”，以发泄遭迫害、被贬谪的愤懑；范仲淹针对这一点写记，就不能用公式化的办法。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范仲淹的这篇“别开生面”的文章，“议论虽多，何害为记”!它是为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写的记，是有的放矢的、最贴切的记。
范仲淹的这篇《岳阳楼记》，可以说是一篇文艺性的议论文。在我国各种体裁的古文中，是有许多各具特点的文艺性的议论文的。我们应该重视这个传统。鲁迅的某些杂文，瞿秋白称之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冯雪峰称之为“诗和政论相结合的小品”，这不能不说是对我国源远流长的文艺性议论文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