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胡　适

二十年前，美国《展望周报》总编辑阿博特^①发表了一部自传，其第一篇里记他的父亲的谈话说：“自古以来，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争论，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词上的争论。”阿博特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上一句评论，他说：“我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但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他老人家的算术还有点小错。其实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还只是名词上的争论。”

这几个月里，我读了各地杂志报章上讨论“中国本位文化^②”“全盘西化”的争论，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议论。因此我又联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讨论这个文化问题时，因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点批评。那一年(一九二九)《中国基督教年鉴》请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鉴出版后，潘光旦^③先生在《中国评论周报》里写了一篇英文书评，差不多全文是讨论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里用了两个意义不全同的字，一个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译为“全盘西化”;一个是Whelohearted modernization，可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潘先生说，他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

陈序经^④、吴景超^⑤诸位先生大概不曾注意到我们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讨论。“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

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议的理由是这样的：

第一，避免了“全盘”字样，可以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例如我此刻穿着长袍，踏着中国缎鞋子，用的是钢笔，写的是中国字，谈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盘西化”的百分之几，本来可以不生问题。这里面本来没有“折衷调和”的存心，只不过是为了应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讨论，颇有太琐碎的争论，如“见女人脱帽子”，是否“见男人也应该脱帽子”;如我们“能吃番菜”，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也应该全盘西化；这些事我看都不应该成问题。人与人交际，应该“充分”学点礼貌；饮食起居，应该“充分”注意卫生与滋养！这就够了。

第二，避免了“全盘”的字样，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赞助。例如陈序经先生说：“吴景超先生既能承认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么吴先生之所异于全盘西化论者，恐怕是厘毫之间罢。”我却以为，与其希望别人牺牲那“毫厘之间”来迁就我们的“全盘”，不如我们自己抛弃那文字上的“全盘”来包罗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则上赞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们。依我看来，在“充分世界化”的原则之下，吴景超、潘光旦、张佛泉^⑥、梁实秋^⑦、沈昌晔^⑧……诸先生当然都是我们的同志，而不是论敌了。就是那发表“总答复”的十教授，他们既然提出了“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的三个标准，而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须充分采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么，我们在这三点上边可以欢迎“总答复”以后的十教授做我们的同志了。

第三，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你尽管说基督教比我们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实上基督教有一两百个宗派，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那一派？若说：“我们不妨采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盘”了。这些问题，说“全盘西化”则都成争论的问题，说“充分世界化”则都可以不成问题了。

鄙见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讨论者以为如何？

原载1935年6月23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

〔注释〕　①阿博特(1835—1922)：美国基督教公理会神学家，著名编辑和著作家，主要著作有《人性研究》、《基督的人生》、《一个进化论者的神学》、《基督教与社会舞台》、《人生问题》、《人的权利》等。　②中国本位文化：1935年1月10日何炳松、孙寒冰、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署名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刊载于《中国文化建设》。宣言的宗旨是，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与主体，适当吸取欧美文化的长处(本书另有专述)。　③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曾任社会系主任。民盟中央常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著作有《优生概论》、《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另有译著《性心理学》(霭理士著)等。　④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广州暨南大学校长。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学概观》、《南洋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匈奴史稿》等。　⑤吴景超(1901—1968)：安徽歙县人。社会学家。1923—1928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后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曾任民盟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著作有《社会组织》、《都市社会学》、《社会的生物基础》、《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等。　⑥张佛泉(1907—1994)：天津宝坻人。曾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1949年以后先后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加拿大卑诗大学教授。著作有《民主与选举》、《民权初步释义》、《自由与人权》、《自由民主论丛》、《无法出让的权利》等。　⑦梁实秋(1902—1987)：原名治华，以字行。浙江杭县(今杭州)人，生于北京。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1923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等校。1949年移居台湾后任编译馆馆长，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大同大学董事等。著作有《雅舍小品》、《清华八年》、《秋室杂文》、《谈徐志摩》、《谈闻一多》、《实秋文存》、《西雅图札记》、《槐园梦忆》、《英国文学史》等。　⑧沈昌晔(生卒年不详)：学者，在3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战中主张全盘西化。

〔鉴赏〕　中西文化之争贯穿中国现代思想史，仅20世纪上半叶就发生过三次大的论战：第一次是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与东方文化派杜亚泉、梁启超等人的争论。第二次是20年代早期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发的，此书遭到陈独秀、瞿秋白以及胡适、吴稚晖等人的批评，但是陈独秀、瞿秋白也不同意胡适的看法。第三次发生在30年代。1934年11月15日，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的陈序经于《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主张全盘西化。在此前后，国民党官方重要人物陈立夫提出“中国本位文化”的口号，他指派其秘书刘百闵多次到上海，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何炳松、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接触，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创办了《中国文化建设》杂志。1935年1月10日由何炳松、孙寒冰、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署名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发表于《中国文化建设》，主张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应该以中国传统价值为本位和主体，从而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发生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到底是中国本位还是全盘西化”的大讨论，胡适这篇短文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表于天津《大公报》上的。

胡适是历次中西文化论争的积极参加者，始终是批判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尽管他本人长期从事传统文化的研究，行事方式也有儒者之风，他的传记作者唐德刚，曾经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说胡适经营的胡开文公司(指胡适同乡、绩溪人胡开文创办的传统文具店，这里戏称胡适终身从事的建设新文化事业)，卖的是七分国货，三分洋货，但在历次中西文化之争中，他一直被人们视为全盘西化派的主帅。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到他于1929年的《中国基督教年鉴》上发表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表明自己是“主张全盘西化”。因“全盘西化”的主张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且这一提法本身的不当为多方诟病，故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对“全盘西化”的提法和他自己的主张加以澄清，以应对人们的诘难。

胡适明确承认，“全盘西化”的提法不妥。他所说的这一提法的“语病”，主要表现为“全盘”这两个字在意义上是模糊的。“全盘”是说要百分之一百地西化，如有百分之几用中国的事物，如他所说穿中国的长袍和缎鞋，写中国字是不是就不是全盘西化了？胡适认为这种模糊性，容易引起“琐碎的争论”和人们的误解，不利于扩大全盘西化论者的阵营。

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实际上已认识到，全盘西化在现实社会是行不通的。他提出两个重要的理由，其一是文化有其惰性，“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表明，胡适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和文化的发展，是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文化传统的。其二，他指出“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他提出西方文化有各种各样的派别，“他们自己就互相诋毁，我们要的是那一派？”这一富有说服力的发问，实际上就把全盘西化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

基于这些分析，他主张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取代“全盘西化”。在他看来，如此不仅可以避免无谓的争论，甚至可以把中国本位文化的大将们，都争取到自己的旗下。“全盘西化”是胡适多年坚持的口号，也是当年不少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主题，尽管如此，胡适一旦认识到这一口号的不妥，就主张加以舍弃，这反映了他在中西文化论争中思想上的进步，也表现了他改正错误理论的勇气，这对于一个颇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胡适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提出的根据所包含的真正意义所在，即否定了全盘西化派的根本主张的合理性。数十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决不是像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轻描淡写所说，只是“名词上的争论”。因为争论牵涉到一个重大的理论、学术和实践上的问题：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要发扬自己的民族精神和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用“充分世界化”的提法来取代“全盘西化”，并不能解决关键问题。况且“充分世界化”是一个意义更加模糊的口号，它既可以理解为把中国传统价值加以现代转化，让它们走向世界；也可理解为学习和接受一切具有世界影响的事物，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世界广大地区都有信奉者。如此，是否就应当要求中国基督教化或伊斯兰教化？胡适以为换了提法，就能把中国本位文化派收为“自己的同志”，这肯定是一厢情愿。

全盘西化论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日本就是一个事例。在19世纪晚期思想家福泽渝吉等人的影响下，日本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不加分别地学习西方文化、走上富强道路的时候，日本把欧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全盘接受了下来，以至于发动了血腥的对外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人民，也给欧美等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是人们必须永远铭记的惨痛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