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籍度牒

僧籍是国家登记僧尼姓名、出家得度和所属寺院的花名册，相当于现代的人事档案。这是封建帝王为了便于统计全国范围内的僧尼人数，控制百姓随意出家而采用的一种手段。僧籍一般由僧录、僧正或僧统掌管。僧籍制度早在东晋时代就已产生，后秦姚兴任命法钦、慧斌两人为僧录，就是掌管僧籍。自僧官制度建立以来，政府就不允许私自出家，如果发现未经政府登记私自出家的无籍僧尼，政府勒令其还俗，并遣送原籍。
在唐代，国家规定每隔三年登记一次僧籍，国外在中国留学的僧人，如果九年不回国，便在中国登记入册。各州县也是每三年登记一次，僧籍一式三份，一本留本县存档，一本送州，一本送祠部。僧籍制度自创立一直延续到清末，未加更改。
度牒，是出家僧人的许可证与身份证。持有度牒的僧人，才具有合法的出家身份，又称之为“官度”,否则，便是非法的“私度”。出家为僧，本应是个人的信仰使然，而度牒制的实行，为僧侣生活涂抹上了一笔浓重的世俗色彩。
度牒制始于唐代，见诸史籍的第一次“鬻牒”是在唐景龙二年(708),唐玄宗以后“鬻牒”之风愈演愈烈。当安禄山、史思明起兵造反时，权倾一时的奸臣杨国忠便趁机敛财，指使御史崔众在河东地区收钱度僧尼，不到半月，聚钱百万。随后，唐肃宗李亨在用兵灵武时，因军需严重不足，宰相裴冕出计献策，通过卖官鬻爵，度僧尼道士来积攒钱财，以供军队所需。此后，在唐敬宗时，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贪得无厌，借口为唐敬宗祝寿，请求在泗州设置僧坛度人，为敬宗添福。凡到泗州之僧人，每人交纳二缗，便发给度牒。王智兴因此获利无数。
北宋中叶以后，度牒买卖成了国家敛财聚资的一条重要途径。度牒的铜臭味越来越浓，有时，度牒本身便具有货币的功能。宋神宗在位十八年(1068—1086),见诸史籍的鬻牒行为就达二十多次。如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广南东路转运使王靖，请祠部出一千道度牒，交付给经略司出卖，作为筑城招民夫之用，后来神宗下诏批给五百道度蝶。可见那时度牒价格不菲。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正月，工部上奏，治理黄河的民夫少三万六千五百人，请求发给度牒八百二十一道，作雇佣民夫的费用，哲宗准奏。宋徽宗时，还出现了豪富垄断度牒市场、扰民牟利的现象。
南宋王朝继续以鬻牒聚财修城、造船等。绍兴四年(1134)二月曾出售度牒五百道，当时的卖价每道一百二十贯，这些钱用于打造战船。绍兴十一年(1141),由于过多抛售度牒，出现了钱荒的严重局面。度牒的售价逐年渐涨，绍兴四年(1134)每道一百二十贯，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每道五百贯，而到淳熙十四年(1187),每道度牒已达七百贯，这说明南宋王朝把出卖度牒作为财政收入之补充。例如在乾道六年(1170)元月所售度牒超过十二万余道；乾道七年(1171),在户部专辟一场地出卖度牒。赵宋王朝对度牒的利用，及度牒的商品化乃至充任货币职能，表明宗教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其功能也异化了，即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说教，而且是帝王官宦们用以聚财填补国库空虚的手段。度牒的价格是如此昂贵，买得起的自非平民百姓，由此也可见那时出家僧人的社会地位非同一般。尽管价格高昂，而市价却坚挺不下，当时把鬻爵与鬻牒、官告与度牒相提并论，多少说明其个中原由。
到明代，度牒制前后有些变化。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下诏免费发给度牒。当然，这僧人身份证也不是随便发放的，要经过考试，考试合格后每三年发放一次。这样为出家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是，到明代宗(1450—1457)在位时，规定僧人纳米五石者才给予度牒。后来，又恢复了宋朝时的情形，遇到灾荒时，发给空名度牒，用作赈灾经费。
清高宗乾隆年间(1736—1796),实行了近千年的度牒制度正式废止。《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凡僧道，停止发给度牒”。度牒制度的废止，给出家为僧者减少了世俗因素的限制，净化了其中所蕴含的铜臭味，佛教也得以招收更多的虔诚信徒。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使僧人的成分更加复杂化，鱼目混珠良莠杂处加速了佛教的衰微。这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