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租行》（范成大）

范成大

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蹡里正敲门来。

　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

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

“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

催租，是唐宋进步诗人反映农村生活时常涉及的题材，因为它犹如显微烛幽的聚光镜，可以凸现封建剥削的酷烈和封建官吏的狠毒。在众多的以催租为题材的作品中，范成大这首乐府诗别具一格。它虽然在题下自注“效王建”，却没有王建的《田家行》那样直接抒写贫苦农民炽热而又痛苦的心声，也没有象柳宗元的《田家》那样正面展开对催租过程的全方位追踪，更没有象张籍的《野老歌》那样令人怵目惊心地披露出催租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它仅仅截取收租过程中一个不无谐趣的片断，用漫画式的笔墨，敷衍为戏剧性的场面。通过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了封建官吏敲诈勒索农民时无所不用其极的丑恶嘴脸，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南宋中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贫苦农民的善良怕事。

诗人采用单刀直入法，一开篇便点出催租这个老而又老的主题： “输租得钞官更催。” “钞”，指户钞，即官府发给交租户的收据。“输租得钞”，实际上说到了农家在悍吏的催逼下千方百计交纳租税、终于拿到收据的曲折过程。按理，收据既已到手，该可以“弛然而卧”，任凭悍吏“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了。谁知不然，“官更催”三字拉开了即将演出的活剧的序幕，新的矛盾冲突又展现在读者眼前。

序幕一经拉开，一个令人憎恶的角色便粉墨登场了： “踉蹡里正敲门来。” “踉蹡”，走路不稳的样子。“蹡”，一作跄。“里正”，即里长，古代的乡职，这里指专管催督赋税的公差人员。诗人用“踉蹡”二字活画出这位“里正”歪歪斜斜走路的流氓神气。不仅如此，联系下文的“我亦来营醉归耳”一句，我们还可以想见他已经在别处敲诈过一番，以致酒意醺醺，东摇西晃了。“敲门”，说明农家原先门户紧闭；而紧闭门户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避过前来骚扰的官吏。因此，尽管“里正”这回格外“开恩”，并没有穷凶极恶地破门而入，但那骤起的急促而又沉重的敲门声却不免使农家魂飞魄散、胆颤心惊。凭着多年的经验，他完全明白来人的来意，迎进这位暂时还没有露出狰狞面目的里正，恭恭敬敬地让座、倒茶，哀哀切切地诉苦、求情——这些，虽然没有明白写出，却不难想象得之。然而，农家低三下四的举动并未能换取里正一丝一毫的怜悯。既已找上门来，不达既定目的，他决不肯善罢甘休。接下去便写这位丑角进门后所发生的一切。“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 “文书”，有人释为催租的文件，其实指的是农家小心翼翼地保管着的户钞凭据。“亦”，不过、只是的意思； “营”，即营谋、图求。前一句写里正拿到农家缴租凭证后的神态。从“杂嗔喜”三字可以想见里正进农家后的一个细节：在农家的客气招待下，也许开头还凶相未露，但当农家呈上官府发给的收据时，他便毫不掩饰地说：我来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来弄几杯酒喝喝罢了。诗人通过这些描写，使封建社会下级官吏的恶棍形象跃然纸上，从而也从他身上折射出那一病态社会的全部荒谬与罪恶。

面对这赤裸裸的敲诈，农家如何处置呢？五六两句掉转笔锋，写农家： “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悭囊”，本指悭吝者的钱袋，典出《荀氏灵鬼志·外国道人》： “吾试为君破奴悭囊。”这里则是指一种大腹小口、用来储蓄零钱的瓦罐。“大如拳”，极言其小；放在“床头”，则极言其珍。惨痛的生活经验使农家意识到：如不作出牺牲，便难以逃脱眼前的困境。因而，他强压痛苦和愤怒，毅然决然地将钱罐扑破。显然，这里，诗人决不是在作单纯的形态和动作描写，意在揭示善良怕事的农家在悍吏逼迫下百般无奈、忍痛割爱的心理。

诗的最后两句，“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里正要的是酒，农家怎么给他钱呢？这是否有忤里正的心意呢？其实，里正尽管嗜酒成性，今日在别处已喝得昏天黑地，纵有佳酿，也未必消受得起。因而，能敲诈得一笔钱，也是愿意的。而农家正是窥测到他的心意，投其所好，送上一笔酒钱，但又故意不将其点破，而委婉地说成是“聊复偿君草鞋费”。从中既可见里正的奸滑，也可见农家的巧用心。这种巧用心当然是农家久经磨炼的结果。因此，它本身便饱含辛酸。

无疑，这首诗所展现的是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其中既有对立的人物及其相互间的巧妙对话，也有由尖锐的矛盾冲突所构成的生动、曲折的情节。令人赞赏的是，剧中人物的每一举止(如“踉蹡里正敲门来”)都为独具匠心的诗人所操纵而具有了深长的意味：同时，每一对话(如“我亦来营醉归耳”)也都寄寓着丰富、深刻、非反复咀嚼不能会意的潜台词。在表现这一戏剧性的场面时，诗人所采用的笔墨既是漫画式的(如“手持文书杂嗔喜”)，也是跳跃式的(如由“敲门”到“手持文书”，显然作了大幅度的跳跃)。从而不仅使全诗具有绝妙的讽刺和批判意味，令人忍俊不禁，迸出“含泪的笑”，而且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想象和回味的余地，有助于我们从接受美学的原理出发，在欣赏过程中进行艺术的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