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俱乐部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绝大多数中国人毅然选择武装自卫的道路，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然而，也有一些身居要职的民族败类，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竟认贼作父，投敌卖国。汪精卫等人即是最典型的代表。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号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并在广州、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居于决策高层。卢沟桥事变时，他正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面对日军侵略，他胆战心惊，力图妥协。然而见到全国抗日洪流汹涌澎湃，他又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骗取民众的信任，曾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话，声称：“最近卢沟桥事变突发，危急情形，更加严重……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1]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汪精卫曾一度四处为抗日唱高调，声称：“中国今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惟有抗日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惟有全国同胞一致的自动牺牲之精神，从事抗战，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2]“敌人在政治上有一个最毒的策略，就是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兵，来杀中国的人；拿中国的钱，养中国的士大夫，来统制中国的人……只有不成材料几个最无赖的人，才肯做傀儡。敌人要学从前满洲进兵利用中国士大夫统制中国人的办法，是绝对做不到了。……现在全国人民精诚团结，那个士大夫变节，立刻认他作汉奸，不齿于人。”^[3]尽管汪精卫一再于公众场合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论。然而，由于他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于是便利用抗日宣传的缝隙，巧妙散布“亡国论”的论调。
1937年7月30日，日军攻占北平。当晚，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在回顾近年来中日关系时，他说：“我们知道日本对于中国是侵略无已的，自九一八以来，对于中国是一步一步的杀进来。”但中国只有“一步一步的后退”。原因何在？他解释说：“因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在侵略。”讲话中还专门分析了缔结《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的原因，说当时政府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忍辱负重”,“确是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仍然忍下去，让下去，当时所以如此，是想使日本进得慢些，我们退得慢些”^[4]。这些言论，不但是为战前的妥协外交作辩解，而且也宣传了中国不敌日本的亡国论调。
8月3日，汪精卫再次发表广播讲话，强调“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他说：“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怎样才算说老实话呢？他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败于德国，几乎亡国，德国败于协约国，也几乎亡国的例子，说明其终究未亡的原因，是“肯说老实话”。他对此大加发挥：“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格局来。这种做法，无他巧妙，只是说老实话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说老实话，就是“我们不推诿，我们不作高调，以引起无谓的冲动”^[5]。这些话的意思是：“和”只有暂时吃亏而已，事后可以“有所以抵偿”;而坚持“战”,就会“败个不已”。
在宣扬“抗战必败”理论的同时，汪精卫还不断通过渲染战争恐怖来吓唬国民。他说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那就只有“牺牲到底”了。“‘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有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等到“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6]。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式上，他进一步鼓吹战争的残酷：“一年来，破碎的山河，没有一处不染满了我们同胞的血痕。今年三月……据军政当局的报告，武装同胞死伤之数，已达五十多万。如今又过了三个月了……武装同胞死伤的数目还没有详细的统计，但也可以推想而知。”“至于非武装同胞，在沦陷区域内，死于飞机之轰炸，大炮之轰击，机关枪之扫射，步枪之射击，刺刀之刺杀，其数目一时更不易统计。即在后方区域，一样的也日日在飞机轰炸之下不断流血”。“一切武装同胞非武装同胞的血，从前流着，现在流着，未来还要流着。”^[7]这番言论虽没有公开提出对日妥协，但已强调抗战必定要“牺牲”,以“牺牲完了”暗示“再战必亡”。在汪精卫眼中，对日抗战，除了“死”和“流血”以外，别无所有。
汪精卫不仅在公开场合支持和散布关于抗战的“低调”,在国民党高层之间也一直主张对日议和。
1937年8月4日，汪精卫借口报刊关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将南来的报道致函蒋介石，迫不及待地主张国民政府应当主动对日谋和，他说：“今日仅为应战而非求战，彼既来，既先开口，我无不应之理。故此时努力于谈判公开之外，尚须坚决负起责任，如认谈判所开绝对不可接受，则负起战之责任，要求全国一致效死；如认谈判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要求全国赞成，即不赞成，亦要求必不反对。总之，此时吾党所能望于国民者，得其谅解而已。至于责任，则非吾党负之不可。至于谈判所开内容，此时虽未探悉，然以意测度，可归为数个方式，恕未能详叙，如承赐见，当继续敷陈也”^[8]。汪精卫还面见蒋介石，转告胡适等人提出的和议意见。在答复汪时，蒋介石“以为军心摇动极可虑，不可由彼呼吁和议，亦不可变更应战之原议”^[9]。对此，汪精卫颇不满意。对于当时中、苏之间洽商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汪精卫认为将导致中日之间走向全面战争而失去议和机会，因此直接表示“怀疑”^[10]。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签署后，汪又于23日致函蒋介石，称：“中国接受俄之援助，且力谋其援助之加强，实为当然。而对于日本，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此绝非心怀两端，实乃孤舟出险所不容不采之手段也。”^[11]周佛海投敌后曾公开承认：“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确的认识之下，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向蒋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布我们的主张。汪先生的主张，是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12]
应当指出，在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许多中国人的政治立场面临新的抉择。以原改组派为主体的汪精卫集团，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些人走上了抗战道路。同时，原属蒋介石集团的一些人却被日军吓破了胆，对抗战前途悲观丧气。此时，汪精卫不断鼓吹的抗战失败论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并促使他们转投汪精卫麾下，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就是其中的代表。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一度信仰过共产主义，后投靠国民党，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步步升高，进入蒋介石的智囊团，成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1931年，他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后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南昌行营政治训练部主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周佛海正参加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庐山谈话会。他对蒋介石的抗日言论感到迷惑，认为蒋介石是“绝顶聪明的”,目前朝野上下都在“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蒋介石不能不附和，而且调子还要唱得比别人更高，只有这样才能压服反对派，争取舆论的支持。周佛海认为，蒋介石的用心虽然良苦，但决不会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作茧自缚”,“逼迫他走上不愿意走的路”^[13]。周佛海还曾对抗日形势做过如下分析：“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蒋惟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因为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14]。当时周佛海与一批高层政要和知识精英往来密切，他们一面设法约人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同时也利用机会传播自己的主张，并且自诩为“低调俱乐部”^[15]。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与周佛海两人见面时经常谈起时局问题。汪精卫认为“仗不能再打下去”,周佛海也认为，“中国本身的力量同日本比较，赶不上他”,国际上“对于中国除道德的同情、精神的援助外”,“没有实际的援助”^[16]。两人很快结成亲日派系。于是，“低调俱乐部”成为汪精卫进行所谓“和平运动”的基干力量，周佛海亦变为汪精卫的心腹，为其叛国投敌出谋划策，担当起“总参谋长”的角色。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之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出面调停中日战事。当时汪精卫主张接受，向蒋表示提出“彼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但蒋明确表示“此不可能之事也”^[17]。陶德曼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汪精卫集团加紧宣传抗战必败的亡国论调。1938年1月，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来头很大，根据蒋介石“面命”,受汪精卫“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18]其活动经费经蒋介石批准，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拨付，每月5万元。艺文研究会总部设在汉口，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了分会。
与此同时，汪精卫、周佛海又派自己的亲信、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林柏生以及梅思平前往香港，开设国际编译社，创办蔚蓝书店。国际编译社实际上是“艺文研究会”的分支机构，由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他们每周开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研究一周来的国际时事，主要分析对日情报，会后起草两份内容相同的报告交周佛海，让他转呈蒋介石和汪精卫。由于他们打着研究国际问题的招牌，一时间吸引了不少同类，“许多人猬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跻跻跄跄，极为热闹”^[19]。后来汪精卫逃离重庆，在香港的这批人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不断为汪精卫集团摇旗呐喊。
周佛海曾明白供认艺文研究会的宣传宗旨，由于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怎好针锋相对的明白反对”全民族抗战？“所以我当时的宣传方针，便是提出科学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20]。他打着讲理性、讲科学的幌子，归纳夸大国民党临全大会方针中的消极因素，写成《抗战建国的两个要点》一文，进行宣传。他认为《抗战建国纲领》主要提了两点：一是民族国家的信仰；二是科学的信仰。这种信仰要求“全国国民应当牺牲党派的成见，阶级的利害，来服从民族国家，来支持民族国家，全国国民应当认定民族国家高于一切”。换言之，就是要一切服从国民党，它的矛头完全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所谓科学信仰，文章认为科学的研究，“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没有临时抱佛脚的符咒式的观念存在的余地”^[21]。这实际上是以谈科学研究为名暗示中国的科学不如日本发达，武器不科学，“民族抗战”就不能取得胜利。
成立“艺文研究会”,标志着汪精卫集团组织的进一步扩大。此后，他们继续大唱“战必大败”,同时又开始明目张胆地反对继续抗战。汪精卫在武昌一个训练班上发表演讲时称：“打败仗要和，打胜仗也要和，到底总是要和。”另一次，他更直截了当地对唐生智等高级将领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22]汪派集团的骨干林柏生、陈春圃等人，也以“优胜劣败是绝对真理，强权就是公理”为口头禅，鼓吹“近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贫弱的中国和富强的外国打仗总是要吃亏。结果不是割让土地，就是赔款求和。而自己没有力量，外援又靠不住，空喊抗战，这样抗下去，一定要把整个国土抗光”^[23]。
早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即明确指出：“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24]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正是这样的民族悲观主义者，他们低估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高估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因而对抗战前途丧失了信心。在日本和平烟幕的诱惑下，他们一步步地走上了叛国投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