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路工潮与“二七”惨案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亦逐渐成长，并于“五四”时期开始表现出其阶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工人阶级为其重要的阶级基础，开始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发展与政治动员，使得中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并在经济诉求之外，也表现出政治诉求，至1923年2月京汉路大罢工的发生，形成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京汉铁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自开通后不仅在客货运输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北京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因为铁路系统的垂直管理特性，铁路工人较其他行业的工人更富于组织性与纪律性，从而也更便于在他们中间进行组织发动工作。从1921年起，在中共及其下属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运作帮助下，京汉路各大站陆续成立工人俱乐部(后改称工会),短短一年有余，沿路各站均成立了工会，会员总数已达1.3万余人，超过全路工人总数的70%^[1],使京汉路成为中共“当时用力最多，工会力量较为雄厚的地方”^[2]。第一次直奉战后，吴佩孚为削除长期垄断铁路利益的交通系及梁士诒的势力，对铁路工人运动暂时采取了默认态度，并高唱“保护劳工”的口号。中共借此时机，由李大钊出面，向交通总长高恩洪建议在各铁路派遣密查员，以向政府提供情报信息为名，向铁路派遣工运组织、领导人员，结果得到了吴佩孚同意，中共遂派出何孟雄、张昆弟、陈为人等在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主要铁路线担任密查员，为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22年下半年，为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生活待遇，京汉路长辛店、京奉路山海关和唐山机车厂、粤汉路武长段、京绥路车务段、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京汉路局方面感觉到“工人之权势甚大”,“因其团体甚固，日久恐被推翻，且人多势众，亦无法限制”,因此通过京畿卫戍司令部侦察处长王广宇向总司令王怀庆提出“查办”要求，劳资双方的矛盾逐渐凸显^[3]。
1922年4月和8月，京汉路工人代表先后在长辛店和郑州召开全路工人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并选出了由中共党员史文彬、项德龙(项英)负责的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1923年1月5日，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会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并邀请各省市工会、社会团体及名流参加。1月15日，筹委会致函京汉路局，请求将1月28日的星期日假期移到2月1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请给予京汉路北段代表免票乘车，南段代表挂专车的优待。筹备工作的进行尚称顺利。
京汉路工人成立总工会的举动并非秘密与非法地进行，而是公开与合法地进行，相关情况均由筹委会通报路局方面知晓，并经路局局长批准。但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本并不愿见到工会的成立，1月25日他致电吴佩孚称：“据报二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建议吴下令“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4]。一度标榜自己“保护劳工”的吴佩孚，也不愿见到工人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其中不仅有政治理念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因素，因为工人一旦集中在工会组织下，必定要求提高待遇，从而影响铁路收入，触动当局利益。长辛店工人罢工胜利后，全路二万多工人每月加薪三元，每月影响收入六七万元，而京汉路收入又是直军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吴佩孚对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兴起亟思压制。他先是嗾使其部下、京汉路南段段长兼湖北督军署副官冯沄组织“同人通谊会”,拉拢、分裂工人运动；同时派其学兵队员学习火车驾驶技术，以作为必要时顶替开车的准备^[5]。曹锟对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发展更是主张采取镇压行动。他电令吴佩孚：“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果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禁止。并查拿该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6]。同时令吴佩孚增兵京汉路沿线各站，预为准备。
1923年1月29日，吴佩孚电令第十四师师长兼郑州警备司令靳云鹗等称，京汉“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道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会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令靳“预加防范，设法制止”^[7]。靳即派兵分布郑州各街道，阻止工人赴会。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亦奉命到总工会筹委会办公处，威胁筹委会负责人，但都没能使筹委会从命。30日，吴佩孚电召筹委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筹委会当即指派杨德甫、李震瀛、史文彬等五人赴洛，次日吴佩孚在接见工人代表时声称：“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但他强调：“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工人代表陈明总工会的成立并不妨碍军事机要，而且大会筹备工作都已就绪，各站代表与来宾已陆续到达，会期势难改动。但吴佩孚强硬表示：“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8]双方争辩多时而未达成妥协。工人代表随后连夜赶回郑州，向已到郑州的十六处分会的六十五名代表报告与吴佩孚的谈话经过，代表均认为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是我们的正当权利，决议仍照原定日期举行成立大会。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当时对吴佩孚的认识还不全面，在罗章龙询问李大钊有关吴佩孚的态度时，李告他：“吴子玉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9]从而未能预先就吴佩孚可能之镇压举措有所布置。
2月1日上午，工人代表及外地来宾分路向开会会场行进集合，当日“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几若大敌即在目前”^[10]。待参会队伍行至会场——钱塘里普乐园戏园附近时，被早已守候在这里的军警包围，不能前进。代表与之理论多时不得解决，愤激之下，大家齐心协力冲开包围涌入会场。大会开始后，主席报告了总工会成立的宗旨和筹备经过，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杨德甫当选为委员长。大会进行过程中，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警察多人进入会场，声称奉吴佩孚令，“限五分钟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军法从事”。代表们不予理睬，坚持到下午4时才宣布散会。但大会结束后，军警已经封锁了代表和来宾们所住的各宾馆，监视代表行动，禁止出入。黄殿辰还指挥军警将大会收到的匾额礼物及工会会所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行捣毁，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11]
面对军阀对工人运动的公然压制，京汉路总工会于当晚召集秘密会议，议决于4日午刻实行京汉路总罢工，同时将总工会移汉口江岸办公，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工人行动。2月4日，总工会发表宣言，谴责“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沄丧心病狂，捏造谣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宣言提出撤免赵继贤、冯沄、黄殿辰职务，要求路局赔偿工会损失，所有占领郑州工会会所之军队应立即撤退，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工会会所道歉等作为复工的最低条件^[12]。罢工的决定与宣言的发表是总工会和工人代表出于对军阀横行的义愤所作的决定，但因为是仓促所为，因此对罢工实行后的后续动作与可能后果缺乏应有的估计，罢工宣言直接点出吴佩孚的名字，并予严厉谴责，也不利于分化与利用直系内部矛盾，更促使吴佩孚毫无顾忌地下令武力镇压。
2月4日中午，根据京汉路总工会的命令，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这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立刻停止了流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工团发出通电声明：“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惟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呼吁“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13]。直系军阀方面，对京汉路罢工预有布置，并调派了二万以上的军警分布于沿线各站，然而京汉路罢工实现时日之速，参加人数之多，也大大出乎其意料，而且他们既担忧罢工背后有“赤党”指使^[14],又担心列强的“质问”^[15],为此表现出强硬态度。此时正值年关，旅客众多，铁路罢工于交通影响甚大，但吴佩孚毫无退让之意，他于5日致电湖北及京汉路当局称：“日来各路工人，受人煽惑，动以罢工要挟，此等嚣风，若不严加取缔，势将贻患无穷。除电沿线各军外，务希查明严禁。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以遏乱萌。”^[16]有吴佩孚的命令撑腰，京汉路局及各地军政当局立即开始了对罢工的镇压行动。当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发表文告，对工人施以诱惑，加以威胁：“若你们只就一方面的肆意要求，不替铁路想想，到了那真真为难的时候，路局亦不能一味敷衍你们了。现为路局计，与工人们约限于十二小时内立即照旧上工，恢复交通，所有以前的事情，概不追究。假若有人强迫你们，阻止上工，自有军警保护你们，不要害怕。过了十二小时，不肯回来，是你们自己跟本路脱离关系，则本局只有另筹维持交通办法，另行找人做事了。你们工人可不要后悔啊。”^[17]
京汉路局首先将解决罢工问题的重点放在北段。2月4日，京汉路局派员到长辛店，“慰问罢工工人”,“促令回复工作”,并提出先行分段通车，再讨论复工条件的要求，企图诱惑长辛店分会单独复工。此举遭到长辛店分会的拒绝^[18]。5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上呈大总统黎元洪，称“此次长辛店工人与学生联络，竟敢公然开会运动罢工，显系有人主使，希图扰乱大局。若不迅速防止，诚恐于地方治安前途，将受绝大影响”,因派张国庆率骑步兵各一营，“驰往长辛店沿路一带，切实弹压，相机办理”^[19]。6日下午赵继贤到长辛店，先令宛平县知事与长辛店商会会长出面，让分会接受其复工条件，分会代表当即表示：“总工会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外，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20]赵继贤闻听之下甚怒，遂令贴出布告，限十二小时内复工，声称对于罢工的领头人，要“严行查究惩办”,“工人如再不及时省悟，当一律解散，押令回籍，并追缴从前所有薪饷”^[21]。当晚，军警开始搜捕工会负责人及罢工积极分子，逮捕史文彬等十一人，转解保定军法处收监^[22]。
直系军阀的镇压行动引起了长辛店工人的抗议，7日上午，长辛店数千工人手持“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标语，到第十四混成旅旅部示威。“相持不久，军队即向空中放枪示威，工人等大呼不退，于是此等赳赳武夫，乃举其杀贼之利器，向工人轰击”。致数人身亡，数十人受伤及被捕。随后，军警封闭工会，“工人见军人之忍心残杀，方相率逃去，或易服藏匿，或远走他村，以暂避目前之祸。自经此一场惨杀之后，长辛店全市更形凄惨，行人来往，不敢交谈。记者偶叩其何事如此，则谓一概不知。然其神色之间，未尝不呈一种悲愤之相也”。当日，长辛店工会发出通电：“军警似此横暴，不独身受之工人悲愤难堪，谅各界同胞亦不能目睹军阀如此横行，人民如此被难，坐视不救。”^[23]当局同时令路局工人于8日起一律回厂工作，同时“出具甘结妥保及永不罢工之悔过书，呈与当局转送路局备案，并脱离工会”;“长辛店工会俱乐部既系与路局捣乱之机关，自应将该会一切文卷书札，由在会责任之工人一律汇齐缴销”^[24]。自7日中午起，京汉路北段在军队“分段保护”,“携带全部武装，严阵以待”的监视下，恢复开行火车^[25]。
因为京汉路总工会迁移汉口，因此武汉三镇是吴佩孚镇压京汉路工人罢工的重点地区。湖北督军萧耀南是吴佩孚的亲信，罢工开始后，吴、萧间日通电数次，谋划镇压。2月5日，萧耀南先以重兵包围江岸车站，然后派汉黄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到总工会住地，强令交出京汉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负责人，在遭到拒绝后，张厚生即派部队占领机车厂及车站，与罢工工人对峙。当日，湖北工团联合会发表宣言，表示对京汉路罢工的援助，若不达目的即举行同情罢工。6日，湖北各工团分别派出慰问团到江岸工会住地举行慰问大会，杨德甫报告了此次大罢工的前后经过，京汉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致辞，表示“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运命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26]。会议结束后，与会者举行示威游行。同日，萧耀南电令下属，“京汉车均已开行。惟鄂境因工人坚持罢工，致断交通，妨碍商旅，应即均实劝告，否即以武力对待”^[27]。
2月6日，吴佩孚致电萧耀南，令其工人“如果不服劝导，立即武力制止，以遏乱萌”^[28]。萧耀南接电后即着手调集军队行事，同时让张厚生在2月7日下午2时派人到总工会，声称“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顷即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工会负责接待的全权代表李震瀛等觉察来人态度反常，疑其中有诈，虽同意谈判，但未将代表名单交出。稍后，此人去而复来，说是请总工会全权代表于5时半在会所等候，张参谋长按时来会。其实，张厚生此时已在江岸设立指挥处，制定了武力镇压计划。5时许，总工会代表正准备去会所谈判，走到半路忽闻枪声大作，张厚生率领两营士兵分三路包抄总工会，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等候消息，躲避不及，三十余人当场被乱枪和马刀杀死，二百余人受伤，同时有六十余人被捕，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亦在其中。张厚生发现林祥谦后，即迫其下“上工”命令，被林严厉拒绝。张厚生立命将林祥谦斩决，并将其首级悬于车站电线杆上示众^[29]。在江岸流血惨案发生的同时，2月7日下午，施洋律师在汉口寓所被捕。施洋为中共党员，多年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为劳动界谋利益，劳动界视之如明星，倚之如保姆。所以军阀官僚资本家忌刻万分，久欲杀之而后快”。自1922年10月起，施洋先后担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出席了2月1日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为筹备总工会的成立以及罢工后的安排，费力劳神地给工人以不少帮助和指导，故萧耀南以“煽动工潮”的罪名将其逮捕，交湖北陆军军法处审判。“当经律师公会武汉商会各团体多方营救，卒未得当局之允可。军法处屡次审讯，均谓其迭次参加工团，公然运动罢工，实有煽动行动，应……从重处以极刑，以昭炯戒，而儆效尤。萧督曾语人云，杀施洋湖北即无工潮之患。洛阳(吴佩孚)方面亦有电到鄂，将施洋就地正法，以清乱源”。2月15日上午，施洋被害，临刑时犹高呼“劳工万岁！”^[30]林祥谦与施洋遇难时都只有三十四岁。
在血腥镇压了江岸罢工工人之后，萧耀南发布了“特别戒严令”,派军队全副武装轮流梭巡，禁止民众和工人集会，禁止妨碍治安之传单文字图画，禁止拍发“有关治安”之电报，晚11点后轮渡停航，晚12点后无点灯处不准通行，各旅馆不准收留无妥保者，等等^[31]。他还下令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所有工会，拘捕工会代表数十人及“平时热心工团之人物，通缉湖北工团联合会委员长等十七人，以为斩草除根之计。又仇视报馆，凡对工潮处置表示不满意者，则加以检查或封闭之”^[32]。武汉三镇处在一片恐怖气氛中。为解释其镇压之举，萧耀南在对外发表的通电中声称：“此次京汉铁路罢工风潮，原系奸人从中鼓惑，别有阴谋。前于支日据报汉口路工一体集会停业，当以工人等受人诱胁，情有可原。迭经责成驻在军警委婉开导，至再至三，迄无效果。虞日午后五时，适有南来列车，将次抵汉，当地匪徒，裹挟工人约共数千名麇集车站附近，势将拆毁轨道，阻止行车，军警长官向前劝说，讵匪徒暗藏手枪，突于人丛中直向劝说官长狙击，并扑夺军队枪支，一时秩序大乱，军警为正当防卫，维持地面起见，不得已开枪格斗，格毙匪徒多人，夺得手枪十余支，余匪惊散。所有工人以匪徒格毙，恢复自由，情愿照常工作，已于当晚开车，地方安静如常。”^[33]
在京汉路中段重镇郑州，5日晚，靳云鹗宣布临时戒严，并派“郑埠军警绅商各界人士”,约京汉路郑州分会委员长高斌等到第十四师俱乐部，“提出严重质问”,令其即日开工。高等抗辩说：“除非惩办赵继贤、黄殿辰，赔偿损失，恢复工会”,否则不能复工。况且，“总工会已移至汉口，我们只听总工会的命令”。靳云鹗闻言，即命军警将高等监禁，并逮捕罢工骨干，锁在车站票房门外风雪中示众，但并未能使工人领袖及骨干屈服^[34]。6日与7日，靳云鹗继续令军士搜索工人，迫其上车服务，工人皆奔避，偶有被抓获者，也都拒绝开车。此时，吴佩孚派出的临时司机到郑州开行部分列车，但“南行至许昌，例须换水，而各站之水井，均被工人封锁，无处取水，只得中辍。其北开至顺德之车，亦因无法换水而止”^[35]。在长辛店与江岸的镇压开始后，靳云鹗亦在郑州展开武力镇压行动，并在8日指使黄殿辰找人在普乐园召开“郑县国民大会”,制定若干以高压胁迫工人复工的条款，如对二十四小时内不复工者，一律驱逐出境，其生命财产军警不负保护责任，并断其供给，退租房屋；有窝藏者，以通乱党论，房屋充公^[36]。
“二七”惨案以江岸、长辛店、郑州为主要发生地，但京汉路其他各站，如高碑店、保定、正定、驻马店、信阳等处亦有镇压行动。据不完全统计，此次直接遇害及其后冤死于监狱或非命者共五十一人，其中汉口江岸三十五人，郑州八人，长辛店七人，彰德、顺德、高碑店各一人^[37],受伤者数百人，入狱及被开除流亡在外者人数更多。2月9日，北京政府议决，将罢工“首要”十一人“就近发交军法处从严审处”。同日，内务部向上海、天津、汉口、南京、济南等城市警察当局发出密电，要求“对于聚众讲演过激主义及煽动罢工、罢市等，务须随时切实查察，严密防范，以期消灭无形。如有劝导不服，甚或有轨外行动，应即依法取缔，严重办理，以弭乱萌，是为至要”^[38]。11日曹锟致电各地方当局，“务请尊处合力协筹，于暴动工人严重对待。其有加入者，无论何人，一律以暴徒惩办”^[39]。
在此等高压形势下，为保存元气以图再举，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于9日联合发出复工令，劝告工人暂时忍痛复工，“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至此，规模空前、声势壮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以失败而结束。影响所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的部址被查抄，职员被通缉，只能迁往上海；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领袖被通缉。“两年来共产党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国职工运动从此便进入消沉期了”。但是，京汉路大罢工以及罢工工人为争取自身应有之政治经济权利所表现出的无畏勇气、昂扬精神、壮烈气概将长留史册，如邓中夏所言：“京汉铁路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40]而一向保守的《顺天时报》也在时评中认为：“此种运动非仅由他人煽惑所能发生，纵今一时因此发生，亦不得成为有力而且扩大，兹既为有力而且扩大，则其中必有其他原因。其原因为何，即世界的潮流工人之自觉是也。”“新式政治，则不宜仅以被治者阶级之幸福安宁为目的，更须满足其参与政治的欲望”;“现在之政治，须向此圆满时代之道程进行，须令其渐向此目标接近，凡与此相离远之政策，即宜认为时代逆转的政策，亟行敝屣而抛弃之，倘不准此而执行政治，纵握有如何权力者，终亦必败而已。”^[41]
京汉路大罢工以其所处位置之重要、参加人数之众多、最后结局之惨烈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在罢工期间对罢工工人给予不少声援与支持，在罢工失败后则给予他们相当的同情与抚慰。“二七”流血惨案发生后，各地纷纷举行“二七”烈士追悼会，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保障集会结社自由，释放被捕员工，抚恤受害工人家属，严惩杀人凶手。直到3月下旬，北京各界千余人还在高师操场举行了追悼“二七”死难烈士的大会^[42]。国会议员胡鄂公等向政府提出质问案称：“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明明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此次京汉路工人，组织工会，事非违法，何以该地军警横加摧残。而政府不经查办，以致激成罢工风潮”;“风潮既经扩大，政府即应有所觉悟，平心处置，何以荒谬糊涂，竟派军队前往威吓”;“尤足骇人听闻枪击工人者，……按工人亦是人民，上工与否，原系双方对等条件，岂已能因条件未洽，即行残杀。假使政府与人民易地以处，其将如何？”^[43]2月11日，国会举行临时会议，向北京政府提出建议案，建议政府根据约法承认工会，释放此次工潮的被捕者，抚恤伤亡者，撤退增调弹压的军警。但只能听命于直系军阀威权的国务总理张绍曾却答称：对于释放、抚恤、撤兵等事，“须听各方长官依法处理”,“本人仅可以私函请其从宽而已”^[44]。2月22日，黎元洪发出《大总统令》,对军阀镇压工人予以辩护，对死伤工人表示“痛惜”,以此敷衍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强烈不满之声。令称：“京汉铁路工人，偶因集会细故，卒而罢工，又不服长官劝告，竟与军警冲突，致有死伤，殊深痛惜。查集会自由，为约法所特许，而罢工滋扰，亦为刑律所不容。况铁路所以利交通，一旦停止，国家、人民同受莫大损失。在路工人纵有被抑隐情，亦应禀候政府处置，何得遽以罢工为要挟，妨碍全路交通，置身咎戾所有。此次肇事情由，著由内务、交通两部会同查明，呈候核办，并著主管部妥拟工会法案，咨送国会议决，克期公布，俾资遵守。”^[45]
“二七”惨案由于吴佩孚下令镇压而演成“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吴佩孚的“声望”由此而急剧下跌。吴佩孚曾经因其反皖“爱国”主张与“恢复法统”的高调而在社会各界和知识分子中颇有“声望”;第一次直奉战后他所高唱的“保护劳工”论调，亦引来不少人的好感；共产国际和中共一度也将吴列为革命阵营可以争取的重点对象。“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曾经环绕在吴佩孚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事实证明，在各派军阀中，吴佩孚不过是与其他信奉武力至上的军阀一样并无二致的军阀，在直系内部，拥吴佩孚的洛派与拥曹锟的保派也并无根本区别，他们对待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的态度如出一辙。社会各界对直系以及吴佩孚的观感从此一变，可以说，“二七”惨案是直系在政治上走下坡路的开端。对京汉路大罢工以及“二七”惨案的全过程有大量报道的《晨报》这样写道：“此次京汉路发生风潮，本报曾据实记载，以告阅者。乃日来警厅方面颇有当局对于本报将有不利之警告。记者天职，本在报告新闻，自不能以势力之加，改吾常度。但终因审慎从事，不能痛快直陈，致难餍阅者之望，或亦难免”;“若徒以防川之术，钳制舆论，恐非国家前途之福，抑岂高拱在位者所能长此安富尊荣耶。”^[46]其间蕴含之对当局及其后台直系的不满与批评明眼人一望便知，无须多言。
京汉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多为中共党员，尽管中共当时在京汉路工作的党员总数不过五十余人，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担任了与罢工直接相关的领导工作。京汉路罢工的公开领导机构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实际指挥机构则是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担任总工会党团书记，党团成员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项德龙(项英)、吴雨铭、李求实等均担任了京汉路各级工会的领导人，罢工中牺牲的二位知名人物——林祥谦与施洋也是中共党员。中共以其参加并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而提升了自身在工人中的影响力，并得出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罢工失败后，中共发表“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谴责吴佩孚“这个冒称‘保护劳工’的军阀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坏约法赋予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便不惜血肉横飞惨杀赤手空拳以争自由的劳动者”;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47]。中共也由此加快了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组织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军阀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