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引起的政治波澜

在5月4日被捕的三十二名学生，因各方面出面保释，于5月7日上午全部释放。这时，教育界成为反动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在各种压力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5月9日晨不辞而别，离京出走。蔡元培临走前留下一个启事：“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1]
同时，教育总长傅增湘也提出辞职，经徐世昌于5月15日下令批准任命教育部次长袁希涛暂行代理部务^[2]。傅增湘辞职后，教育总长一职，政府提出由众议院副议长田应璜继任。5月16日，安福俱乐部召开全体大会，王揖唐发言说：教育总长继任人选，“大总统及钱总理亲对鄙人谈及，拟以田君应璜担任之。鄙人询及田君之意思，初不肯就，后以为既是本部党员，应听同人之公决。好在此举非本部所要求，乃大总统之意思”^[3]。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决定听任政府处置。也就是说，田应璜准备走马上任，安福系企图染指教育大权了。
但是，田应璜将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各界人士强烈反对。5月17、18两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连续召集会议，决定向政府提出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等要求，如不获准，则于19日举行总罢课。19日，总罢课开始了，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要求拒签对德和约，惩办曹、陆、章，同时指出：“教育总长傅公，大学校长蔡公，学问道德，中外推重，近来教育界有发皇振励之气，皆分二公之赐。而傅公则无端免职，蔡公则被迫远引，以致各校校长联翩辞职。日内复盛传政府将以品卑学陋之田应璜继傅公之后，似此摧残教育，国家之元气可伤。”^[4]张謇也通电谴责说：“报载将有安福派继长教育之说。安福何派？派有何人？江海野人，无暇闻此。惟闻前此出钱收买议员，即此派人；则扫荡国人之廉耻者，此派人也；煽播政争之酷毒者，亦此派人也。若以此派人主持教育，岂将夷全国于牛马襟裾之列乎，抑将熏学子以犬豕盲躁之臊也。”^[5]慑于舆论，政府只得悄悄撤销这一任命。袁希涛在5月21日致黄炎培的一道密电中称：“今日政府已声明撤回田教长之同意案。”^[6]
蔡元培出走后，北京各校学生及校长纷纷督促政府挽留，同时，各校校长也纷纷提出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安福系大肆攻击蔡元培，但徐世昌、钱能训仍决定挽蔡。5月12日，袁希涛密电沈恩孚：“九日，大学蔡校长辞职，径行出京。直辖各校长亦遂辞职。各校员生，纷起请留。……涛昨见首揆，顷谒元首，均嘱部速留蔡。”^[7]13日，袁希涛再电沈恩孚道：“北京直辖各校长继续辞职者，因留蔡未有结果，均尚未允回校任事。各校学生代表每日开会。现状如此，深以多延时日，无法维持为虑。”^[8]
显然，蔡元培的去留，在北京教育界造成极大影响。为尽快平息这一风潮，徐世昌于14日发布命令挽留蔡元培，命令说：“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9]该令发表后，袁希涛于15日致电黄炎培说：“政府留蔡指令已发表，直辖各校长亦多允仍任职。蔡公已否过沪？倘对于挽留一节遽仍表示决绝，则风潮难息。”^[10]可见北京教育界风潮，与蔡元培的去留有着一定的直接的关系。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发生后，立即得到各地青年的响应，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团体，举行罢课，抵制日货，上街演讲，组织游行。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的爱国运动都十分活跃，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拒签对德和约。
这时，北京、上海学联决定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以便统一领导全国的学生运动，并派遣代表前往各地联络。6月16日，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南京、河南等地的数十名学联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北京代表段锡朋当选为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为副会长，学联会址设在上海。全国学联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件大事，爱国学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极大地增强了全国青年的团结。
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曹汝霖立即提出辞职。他在呈文中首先对学生的举动大肆诬蔑，随后对签订“二十一条”和铁路借款两问题作了辩解。关于铁路借款一事，他蓄意将责任推给徐世昌。他说：“至于济顺、高徐各路借款，汝霖比时兼长财政，适逢我大总统就职之初，政费军储，罗掘罄尽……而欧美各国战事方酣，无力接济。汝霖仰屋旁皇，点金乏术，因与日本资本家商订济顺等路借款预备合同。”接着，他又对铁路合同的性质解释如下：“此项合同内亦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果系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则此项铁路本属德国权利之内，何须另行垫款始能允此路权？”他认为，山东问题的失败，原因完全在英、法维持日本继承德国权利的密约，“汝霖决难分过”^[11]。
5月10日，曹汝霖又通电申辩：“中国铁路，除京绥一线外，均系借款修造，管理权自我操。该项合同(指顺济、高徐铁路合同),亦与现在已成借款各路合同性质相同，并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之文。”他进而又说：“近年财政困难，借款为国家不能免之事实，而外交借款久为众矢所归，汝霖所自信者，历来经手借款，均无丝毫回扣……不特先例所无，窃恐后来借款未必有此优点。”为此，他申辩道：“名誉为第二生命”,“惟是他人嫁祸，重诬卖国，实难忍受”。最后他表示：“至青年学生不明事实，不辨是非，血气未定，受人煽惑，轶越常轨，其行为虽触犯国法，其心迹亦自可悯。所望嗣后主持教育者，补偏救弊，尽心启牖，不至以学生为党派私人供政争之用……则汝霖今日虽因误会而牺牲身家，章公使因误会而几濒于死，对于青年诸生，尤为厚望于将来也。”^[12]曹汝霖把学生运动认作是党派“政争”所引起，他所说的党派是指研究系。曹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认为五四学潮是研究系挑动起来的。
5月9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提出辞职，在辞呈中解释了签订“二十一条”的经过，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撤销第五号条件，既保持了和平，又“俾我国权得以保全”;反之，“但若使臣只知意气而战祸顿开，抑或听其要求而国权尽丧……则今日和会有无列席之资格已属疑问”。接着，他同曹汝霖一样，将攻击矛头直指研究系。他说：“至于币制总裁任内，惟阪谷顾问一案关系日人。但阪谷系汪大燮上年赴日为专使时所面请，而又为梁启超财政总长任内所约订。……论以亲日资格，汪、梁为优，而陆、曹媚日头衔，日人方面或恐未愿容许也。”^[13]尔后，陆宗舆又在另一辞呈中辩白说：“况自通海数十年来，凡当外交之冲者，几悉为众矢之的。其间经历不得已之情形，非至时过境迁，事实渐著，则功罪无由而分。”他同样认为，五四学潮是“党争”的结果，说什么“始则由党争以引重外力，终则因外力以颠覆国家。以名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实为速亡，朝鲜覆辙，痛史具在。”^[14]
章宗祥于6月初提出辞职，并在后来撰写的《东京之三年》书稿中为自己作了辩护。他同样指出，济顺、高徐铁路借款的原因在徐世昌，其借款背景是：“徐东海选任总统，南北罢兵，非巨款无以善后”,因此提出了这一铁路借款。中国当局原先考虑到，这两条铁路已于民国三年与德国订立了借款条约，日本占领青岛后，政府深恐日本有继承德国权利的意思，因此始终不与日本交涉。自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均废除，这两条铁路与德国已无关系，因而才与日本商谈两铁路借款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方面不过昔日借自德国者，今日借自日本，从新订立合同”,“与承继德人权利无涉”^[15]。
章宗祥对山东换文的辩解是，胶济铁路原为德国控制，现在与日本订约，由中日合办，“则中德旧案尽行撇开，完全为中国允许日本合办之新事业，与承继德人权利绝对不同。”“综观换文全体，在欧战未停之时，中国当局为补救临时及预防将来起见，与日本协定实为有利国家之事。”对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质问“欣然同意”一语，章宗祥反驳道：“在威尔逊之作此言，不过自卸其责，断章取义，初无价值。”^[16]
综上所述，曹、陆、章三人均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竭力辩解，但是，山东换文并不是孤立的协定，而是作为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合同的交换条件提出来的。这一点，在中国代表团向巴黎和会提交的山东问题说帖中讲得很清楚：“一九一八年九月与日本订立草合同，借款筑路二道，此二路者，即一自胶济线至徐州连接津浦、沪宁铁路，一连接京汉铁路者也。日本政府以此合同之故，乃于同月二十四日换文中，允将胶济沿路日军除济南留一支队外，余均撤回青岛，并裁撤山东省内之日本民政各署。”^[17]陆徵祥在中国代表团第三次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这两项协定是“交换条件”。而曹、章的辩护均回避了这一点，而是孤立地解释两项协定。曹汝霖在其晚年的回忆中还申辩道：山东换文的核心是解决日本部分撤军问题，所以中国方面才有“欣然同意”一语，认为“欣然同意”这句话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指撤军等问题)。……哪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18]。
然而问题就在于，日本是以铁路借款换取部分撤军的，既然是交换条件，中国方面就必须付出代价。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以两条与山东主权密切相关的铁路路权，换取日本部分撤军，并借得二千万日金，其实质就是，承认日本势力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山东。中国方面的解释是，两项协定均签自中国对德宣战之后，与日本继承德国权益无关。而日本的解释则是，胶济铁路与顺济、高徐铁路借款，原均属德国权益，而现在则均由日本接替，这就是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益。巴黎和会基于帝国主义的种种考虑，支持了日本的论点，因而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遭到彻底失败。
鉴于曹、陆、章参预签订的各项中日条约，均与政府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铁路借款更是与徐世昌上台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局势的发展还没有严重到舍车保帅的程度，5月8日，徐世昌下令慰留曹汝霖：“该总长从政有年，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流言诋毁，致酿事端，驯至毁屋殴人，扰害秩序。该总长因公受累，实疚于怀。……务以国家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19] 5月14日，徐世昌又发布命令挽留陆宗舆说：“其于二十一条案件，与前外交次长曹汝霖协力挽救，所全尤大。……该总裁等相从办事有年，勋勤夙著，未可以流言附会，致掩前劳。……所请免职之处，着毋庸议。”^[20]但是，徐世昌的命令，终究无法挽救曹、陆、章的下场。
五四运动爆发后，安福系与各方面的矛盾也随之激化，《每周评论》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亲日主战派因为他们的爪牙受了委屈，便迁怒到林长民、蔡元培、吴炳湘三人身上。他们的机关报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他们恨吴炳湘，是说他袒护学生，要政府把吴炳湘付惩戒……他们恨蔡元培，是把所有学界的举动，都归到北京大学。”^[21]
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是皖系骨干人物之一，但在学生问题上，他反对采取强硬手段。五四当天，他曾制止段芝贵出兵镇压，后又迅速释放被捕学生，为此他也遭到斥责。5月6日，徐世昌发布一道指责警察厅的命令说，5月4日，“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22]
对于吴炳湘及警察厅的指责，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对其“调度失宜，殊属疏误”,不能不有所表示。然而安福系对研究系的抨击便不同了，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
研究系与皖系的矛盾由来已久，1918年9月，研究系机关报《晨钟报》因透露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一事遭到封闭。同年12月，改名《晨报》继续发行。《晨报》在12月1日的《发刊词》中愤然表示：“军阀干政，计吏卖国，持权者专恣宰割，而不顾民生民意……此诸病者有一不除，国家亡矣。”总之，他们将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对皖系实行政治报复，而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机会。
从现象上看，研究系在五四运动中的确是极为活跃的，据《每周评论》报道：五四发生后，“国民外交协会里，无日不开会，无会不激昂”^[23]。所以皖系也始终认为五四运动是研究系煽动起来的，是两系“党争”造成的。
自五四运动爆发后，安福国会准备提出一系列攻击研究系的弹劾案，对研究系的抨击达到了顶点。安福干将光云锦等人曾拟提出一个《请惩办妨害外交无责任之官僚政客建议案》,内称：“查自欧洲议和以来，大总统为慎重外交起见，于公府特设外交委员会，以为咨询机关……乃汪大燮、林长民等擅用职权，径电欧使，借破除势力范围之名，不惜将全国铁路置于各国共同管理之下。铁路为国家之命脉，汪大燮等宁不知之？乃不惜倒行逆施，倡此亡国之谬说，虽其计划未成，然彼等卖国营利之心，固已昭然若揭矣。又如梁启超者，自命名流，实同妖孽，趁欧洲和会之际，为自身活动之谋，领政府巨金，冒称以个人之资格为议和委员之后盾。梁启超自到巴黎之后，谬托政府委任，遇事干涉，并受外人贿使，不惜卖国求荣。……又煤油督办熊希龄，与汪大燮、林长民、梁启超等勾通把持，狼狈为奸，其罪尤不可逭。今国事败坏至于今日，可谓极矣。此种卖国求荣之辈，若不严加惩办，则何以彰国法而正人心？应请政府将上列诸人严行查办。”^[24]这份弹劾案，字里行间杀气腾腾，把安福系对研究系的愤恨发泄无遗。
同时，还有人准备提出《裁撤公府外交委员会建议案》,抨击该会委员滥用职权，遇事干涉，贻误外交，“今青岛失败之警报已见告矣，国民愤激同深，不可遏止。该委员会对于政府之外交方针毫无建白，惟以少数人之私利是图，坐视外交失败至于此极，其罪可胜言哉。应由本院决议，咨请大总统即日裁撤外交委员会”^[25]。实际上，不待这份弹劾案提出，汪大燮、林长民自知情况不妙，于5月3日自行解散了外交委员会^[26]。
同时，钱能训内阁和中国代表团也成为安福系攻击对象。有人企图对钱能训和陆徵祥等提出弹劾案，指责政府任命赴法全权委员未经国会通过，钱能训“违法失职，辱国丧权”,还谩骂“陆徵祥庸碌无能，依庇外国妇人以自重^[27];顾维钧少年轻躁，略善英语；王正廷卑污龌龊，才可传教。政府不察，乃以此辈为专使”,斥责政府“昏庸错乱，轻举妄动，竟演成今日之失败”^[28]。反映出安福系和钱能训内阁的尖锐对立。
但是，罗正纬等少数有正义感的议员，也准备提出《弹劾交通总长曹汝霖案》,指出：曹汝霖在辞呈中“仅言个人之私，横加学生之罪，无一词片语怜其冒难救国之情。只知有身家，不知有民，不知有国。”“该总长辞呈内，备述借款有功，以为国家筹借外款事项，非我莫属。是欲借外人之势力挟制政府，盘据要津，情词毕露。”“拟请政府立即免职，并从严查办，以张国纪，而顺舆情。”^[29]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固有的矛盾也随之尖锐化、公开化，互相指斥“卖国”“失职”,均欲置政敌于死地，其谩骂和愤恨的程度，几乎超过了对青年学生的攻击。统治阶层内部的这种公开化的分裂状态，造成他们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来镇压群众运动，并且极大地制约着政府当局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