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反帝制斗争的酝酿

辛亥革命以后，云南当局曾经一度追随袁世凯反对同盟会和国民党。首任都督蔡锷是这样，继任都督唐继尧也不例外。唐本是蔡锷的部下。蔡任云南新军三十七协统领时，他是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辛亥“重九”起义后，经蔡一手提拔、保荐，他一路顺风，由北伐军总司令而贵州都督，而云南都督。1913年11月，蔡虽然调离云南到了北京，为确保唐在云南的地位，仍不断为他向袁世凯说项。唐因此大受感动，他致电蔡说：“奉梗、有两电，公为滇计，划一事权，实佩远谟”^[1],并且“萧规曹随”^[2],在云南继续奉行蔡锷先前确立的方针。他虽早年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这时却操着袁世凯的腔调，咒骂企图重返云南组织反袁起义的李烈钧、李根源等为“乱党”,一面通令本省文武“严密防范”,一面电请袁世凯商请法国驻京公使“迅电越南总督转饬海防、河内法官，于火车船站严密查拿”^[3],甚至亲自审讯并杀害过孙中山派到云南的革命党人。
但是，云南毕竟不是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区。它经过辛亥革命血与火的考验，同盟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正如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向袁政府所报告的：“滇中军学界人士众多，十九为国民党籍，反正以来，嚣张已极，近虽潜伏，遗孽实多。故报馆论调，几全属于激烈一派。”^[4]广东巡按使张鸣岐和将军龙济光也说：滇军“将士自辛亥以来习于骄抗，即无国体问题发生，亦必乘机谋变”^[5]。因此，袁世凯帝制阴谋日益公开以后，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某种历史关系的革命党人，都利用云南富于革命传统而又地处边陲等有利条件，纷纷假借各种名义奔赴云南，从事反袁秘密活动。首任云南同盟会支部长吕志伊就以“创办纱厂，以塞漏卮”为名，于1915年春回到昆明。他在翠湖边赁住小楼一幢，表面“日以莳花种竹，饮酒赋诗为事”,暗中却与军学绅界，特别是军界的罗佩金、李曰垓、杨蓁、邓泰中等旧同盟会同志密筹反袁方略，并议定由他和邓泰中、杨蓁联络上中级军官，由日本回滇的老同盟会员杜韩甫、马骧和滇军营长田钟谷、李文汉等联络中下级军官和士卒。经他们多方活动，“滇中军界全体已隐有共同一致之轨道矣”^[6],从而为日后云南的反帝制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月，袁世凯使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消息传到了云南。首先揭起反对旗帜的是昆明的言论界。当时，昆明的《滇声报》、《共和滇报》、《觉报》和《崇实报》等四种报纸，几乎没有不公开反对帝制的，其中尤以《觉报》为最激烈。《觉报》创刊于1915年7月30日，由徐纂武、唐质仙、杨光庭、张子琴分任总编辑、副编辑、总经理、总发行，主要编辑有罗小池、龚荫轩、徐虚舟等人。他们宣布：《觉报》所持言论、所持宗旨，“以造福国家、有益社会为目的，其他强权暴力，一概置而不计”^[7]。这是它敢于进行反帝制宣传的根本原因。
《觉报》的反帝制宣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它对筹安会进行了公开的揭露与批驳。9月28日，《觉报》发表了反对筹安会的第一篇社论《对于筹安会之商榷》,紧接着又连续发表《驳筹安会》、《驳君宪救国论》、《辟筹安会所谓势力说之谬》等一系列社论，揭露筹安会头目杨度等人“阳借筹安之名，阴行劝进之术”^[8],并不点名地把攻击矛头指向袁世凯，说：“信誓旦旦不许帝制复活之×××,对此紊乱国宪之妖人，不惟不予以刑法制裁，甚至闻以大宗款项补助筹安会经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之。”^[9]它斥责筹安会鼓吹“共和不洽国俗民情”是一派胡言，认为“吾国人备受君主专制之流毒，其厌专制而喜共和也久矣”。“现在五族之中，除宗社党仍思复辟，库伦^[10]一隅妄冀独立外，夫谓共和制与国俗民情不洽者，吾始未之或闻”^[11]。文章并指出：我国衰弱到现在这地步，“实出数千年专制流毒之所赐，绝非共和之所致”^[12],并以世界历史为证，说明只有由专制变为立宪，由君主立宪变为民主共和的先例，“从未有立宪而专制，由共和而君主也”。而且“旷观全球，横览五洲，几无一非共和国也。即有一二君主国，将且不能存在，归诸淘汰矣”。因此，筹安会此举“究非世界大势趋向之所宜”,将来“难免天演之公例”^[13]。对于筹安会的前途，它作了令人信服的预言：“以此孤独之势力而欲以之宰治天下，抵抗国民，岂能始终必其足以制人而不为人所制耶？恐狼狈周章、众叛亲离之变即随之于其后也。”^[14]
其次，《觉报》还积极与国内其他反帝制派别或个人互为声援，“或传播其言论，或表彰其事迹”。例如，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后，它不惜篇幅，于10月1日全文转载。原进步党党务部副部长孙洪伊致电袁世凯，斥其“妄行帝制”。它为此发表题为《此之谓大丈夫》的时评，称赞孙“正直不阿，清高自爱”,“真可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也”^[15],等等。对于帝制派，特别是云南人士的劝进活动，它却报以无情的嘲讽和抨击。10月间，原云南民政长、滇军第二师师长李鸿祥在京以云南代表名义屡上劝进书，《觉报》立即发表《可笑哉李鸿祥》的专题短评，斥其无权代表云南^[16]。不久，各省奉命举办所谓国体投票、征求民意的把戏，它又发表时评指出：“各省之投票解决国体问题也，除赞成二字外，不闻有若何之音响”^[17],并抨击云南议员对此国家安危大计，采取不负责的态度，“以有用之金钱，作无益之报效”^[18]。
最后，号召人民“举大名”,推翻帝制，是《觉报》反帝制宣传的又一重要内容。《觉报》认为“姑今无论渠等发起之筹安会为学理的研究，抑非学理的研究，要之，欲破坏共和制，即为共和之蟊贼，民国之公敌，不问汉满蒙回藏人，咸当急起而攻，伸罪致讨，维护此共和之雏，以尽国民之天职”^[19]。它激励人民为保卫共和奋起战斗，号召人民“振衣千仞，倒挽狂澜。或著书立说，触破奸邪；或鼓吹嘘唏，唤醒国民”^[20]。它更鼓吹“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彼王莽、杨雄今安在耶？惟忠臣义士斯不朽耳”^[21]!
与言论界公开倡言反对帝制的同时，军界也在加紧密筹武装讨袁。
自筹安会发生，滇军各中下级军官愤慨异常，酝酿武装讨袁。起初，他们“三五组集”,各自为谋，互不通问。李曰垓与赵又新、黄毓成“同为一组”;罗佩金、顾品珍、邓泰中、杨蓁、董鸿勋、吕志伊等又“各有组集”^[22];而李文汉、田钟谷、金汉鼎等则“每星期日到景虹街杜韩甫家讨论”^[23]。后经彼此“相聚倾吐”,知道宗旨大同，目的一致，逐渐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行动。
当时，他们以唐继尧身居将军要职，由他出面领导反帝制斗争，不仅可收省内一致之效，而且在省外也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把争取唐继尧列为首要任务。他们推举1912年曾随唐赴黔任过旅长、时正在家闲居的黄毓成和唐最信赖的两位团长邓泰中、杨蓁为进言代表，屡促他早下决心，速定讨袁大计。但由于唐一不了解蔡锷等人的“意向”,二不熟悉各省各方“真相”^[24],加上“云南只有两师兵力，尚不及北洋十分之一”^[25],且财力也很匮乏，因此，他虽然私下表示过不愿“臣袁”^[26],然而真要他公开宣布，却也不免顾虑重重。9月，他在征求对筹安会意见的军政会上，告诫首先表示反对意见的杨蓁：“宜量力，无易言。”^[27]10月，又在中下级军官会上提出“一、须有数百万外款接济；二、须得三两省同意”等等条件，方可宣布独立，始终未能“斩截决定”^[28]。
唐继尧的暧昧态度，激起了中下级军官的强烈不满。在北京又传来蔡锷被抄家的消息。在这些刺激下，他们愤怒地议决：“一、于适当时期，要求唐氏表示态度；二、如唐氏反对帝制，则仍拥其为领袖；三、如中立，则将彼送往安南；四、如赞成帝制，则杀之。”^[29]当然，他们的立足点仍在促唐反袁。他们认为：以大局而言，仍以促唐早下决心为上策，“因发之自上，秩序井然；如发之自下，秩序难免紊乱，反为不利”^[30]。为使唐继尧早日宣布讨袁，他们采取了通过董鸿勋“佯言先解决滇局，以耸人听”^[31]的策略。董到处扬言：“如唐不反袁，我们就倒唐。”^[32]至11月上旬，唐继尧通过明察暗访，发现如再不宣布宗旨，两师滇军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于是，他不得不向驻省连长以上军官表示：对国家大事，等时机成熟，他“自有决定。一旦国家有事，使用军队，最低限度如投石入水，要激起一个波浪”,并命令他们“好好练兵，好好掌握部队”^[33]。话说得虽然含蓄，但“安定军心”的意思，却是人人都理解得到的。从此，中下级军官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11月25日贵州刘显世函告北京陈国祥、戴戡说：“滇事至唐开武(唐继尧被袁世凯授为开武将军)宣示宗旨后，军界已大定。”^[34]
随着唐继尧的转变，军界的反帝制斗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下级军官的活动已不再限于“进言于蓂督，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而是公开地抵制帝制和具体地进行反帝制准备了。当任可澄派人向省议会商借会场，以选举所谓国民代表，投票取决国体时，董鸿勋决然通知省议会：“不许借与。”^[35]当袁世凯派宣讲官至滇军各部队宣传袁是“真命天子，有百神庇护”等谬说，并散发袁的所谓训令、训条，以灌输拥袁思想时，杨蓁断然拒绝到他步七团“演说”^[36]。在反帝制的具体准备方面，他们一面嘱吕志伊“出外联络”,一面密请唐继尧“为各种之筹备，如退职军官之起用，铁路存款之保留，兵工厂、制革厂等之加工赶造”^[37],等等。为厚集军费，杨蓁还与任可澄针锋相对，坚持暂时缩减教育经费^[38]。
与此同时，唐继尧也化被动为主动，转而积极与中下级军官合作。他虽屡向袁世凯奏报云南国民代表大会的召集、选举是在他与任可澄的“亲临监视”下进行的^[39],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巡署内务科主事李子辉后来回忆说：这是任可澄在唐继尧“置之不理”的情况下，由“巡署单独办理”的^[40]。其实，唐继尧这时所最关心的已不是怎样为袁制造民意，拥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而是如何顺从民意反对帝制，巩固自己的统治问题。因此，他接受中下级军官的建议，于11月下旬颁布了第一号饬令，要求历年来曾在各军队充任中下级官长，或因过撤销差使，或因故自请长假，而现愿报效的赋闲人员，迅即照表填注履历，限十日内详报到署，听候定期查验；如果才质可取，过差可原，即“分别酌予任用，俾得及时自效。其有赋闲日久，学术荒疏者，应令补习学术，亦着听候传取入校，授以相当教育，以备异时补充之选”^[41]。接着又先后采取：1.召集退伍士兵；2.编练警卫二团；3.招添讲武学员；4.添练新兵；5.征补各团营缺额；6.筹备军需军械等多项措施，以扩充和加强军队。为了解省外形势和取得外援，他还与中下级军官议定：“一、密与贵州军界约，二、招纳海内外同志，三、派员赴各省联络，四、派员侦察各省军情。”^[42]
此后，吕志伊、李宗黄、刘云峰等在唐继尧的支持下，纷纷离滇前往港、沪等地，从事反袁联络活动。方声涛、张煦、李烈钧、熊克武、但懋辛等大批欧事研究会成员，被陆续迎到昆明。同时，“得力可靠军队”奉唐继尧之命开始“集中省城”,其中两营并在“协捕匪徒，助铲烟苗”的旗号下向川边进发^[43],至12月中旬，云南已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即使政治盲人也能感到地火的奔突和大地的微微颤抖了。14日，任可澄致电袁世凯，建议他“立下取消帝制之命”,或“申明延期，俟数年后斟酌国势，再议实行”,使“乱党无可藉口，外人无从置词”^[44],就是这一政治形势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