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缙的“工夫精熟”论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号春雨，吉水(今属江西)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授中书庶吉士，成祖时擢侍读，命与黄准、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预机务，累进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曾主持纂修《永乐大典》,后为李至刚等所陷死。善书，明何乔远《名山藏》云： “缙学书得法于危素、周伯，其书傲让相缀，神气自倍。” 明吴宽 《匏翁家藏集》曰：“永乐时人多能书，当以学士解公为首，下笔圆滑纯熟。”著有 《文毅集》,其论书之语主要见于 《春雨杂述》。
明初书家大多沿袭元人之风，取法魏晋以来帖学，注重功力。解缙论书即表现了此种倾向，他曾说： “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须临古人墨迹，布置间架，捏破管，书破纸，方有工夫。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钟丞相入抱犊山十年，木石尽黑。赵子昂国公十年不下楼。庾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罢，写一千字才进膳。唐太宗皇帝简板马上字，夜半起把烛学《兰亭记》。大字须藏间架，古人以箒濡水，学书于砌，几石皆陷。”(《春雨杂述·学书法》,以下引文都出于《春雨杂述》)可见他提倡勤学苦练，以为书法之工来源于传授和临摹，只有通过千百遍的练习，方能掌握其中规律，因而他称赞古人勤于习书的精神。围绕着工夫，解缙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师承和方法。
就师承而言，解缙强调书法的传授，他反复说： “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门。”( 《评书》)其评历代书家云： “自羲、献而下，世无善书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书学中兴，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苏、米庶几。元惟赵子昂一人。皆师资，所以绝出流辈。吾中间亦稍闻笔法于詹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时，诚切自愧赧耳。”( 《评书》)可见他极重视口传心授的作用，强调作书宜学有所本，师资深厚，智永之所以能开启隋唐一代之书，缘于其得二王真传；苏、米、子昂皆胎息前人，故能独步当时；解缙自己也说得笔法于詹希原。詹氏为元明之际的著名书家，尤善大字，丰坊《书诀》中论题署书曰：“本朝惟孟举(詹希原字)可配古人，自后未见其比也。”可见其书功之深厚。《春雨杂述》中专门立“书学传授”一条，历叙从蔡邕直至明初的书学传授谱系，以为书法之秘代代相传，要想臻其要妙，非得其正传不可。稍后的丰坊《书诀》中也以为执笔、运笔之法历代相传，以为前人之书 “虽所就不一，要之皆有师法，非孟浪者”。项穆之《书法雅言》则首标 “书统”,可见解缙之说的影响。
就方法而言，解缙对于执笔、用笔、结构章法等都很注重。其《书学详说》一条中就对上述各方面都详加论述，以为“书之美自钟、王，其功在执笔用笔”,如他论用笔说：
若夫用笔，毫厘锋颖之间，顿挫之，郁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扬之，藏而出之，垂而缩之，往而复之，逆而顺之，下而上之，袭而掩之，盘旋之，踊跃之，沥之使之入，衄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扫，注之趯之，擢之指之，挥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坠之，架虚抢之，穷深掣之，收而纵之，蛰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蹙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莹，鼓之舞之使之奇。喜而舒之，如是佳丽，如远行客过故乡，发其怡；怒而夺激之，如抚剑戟，操戈矛，介万骑而驰之也，发其壮。哀而思也，低回戚促，登高吊古，慨然叹息之声；乐而融之，而梦华胥之游，听钧天之乐，与其箪瓢陋巷之乐之意也。
这里不仅备述了用笔的顿挫垂缩，虚实顺逆，而且强调了笔势的动感力度，也涉及到了字体的疏密奇正等问题，而且联系到作者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指出了感情可表现于笔墨之间的特点。由笔画字体而推及一篇，故解氏曰：“是其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有絜矩之道也，而其一篇之中，可无絜矩之道乎？上字之于下字，左行之于右行，横斜疏密，各有攸当。”他以为一篇之中，上下左右都应互相照应，如军中布阵，八方完备。他举出王羲之《兰亭序》的例子，以为其布置照应完美无缺，“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他于近人中最推重赵孟頫和詹希原，以为他们于书法之篇章结构上深得右军之旨，因而他总结说：“是以统而论之：一字之中，虽欲皆善，而必有一点、画、钩、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韫良玉，使人玩绎，不可名言；一篇之中，虽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极，如鱼、鸟之有麟、凤以为之主，使人玩绎，不可名言：此钟、王之法所以为尽善尽美也。”他以为一字之中必有一笔振起；一篇之中，必有一二字极妙。正如陆机《文赋》中论作文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词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这样的论述都是颇合符艺术辩证法的。
解缙论书强调工夫，所谓工夫，表现在学有师承和尽其格法两个方面，并以为由工夫精熟而后可臻自然超妙的境界。他以为钟、王偶然所书却能合符天巧，“此不可以强为，亦不可以强学，惟日日临名书，无恡纸笔，工夫精熟，久乃自然。”可见他以为自然奇妙是出于日日临写的功夫，故他强调学书必须从模仿古人入手，“描搨为先，傍摹次之；双钩映拟，功不可阙”。他首先求与古人似，要求“对之仿之，如灯取影；填之补之，如鉴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于瑁也；比而似之，如睨伐柯；察而象之，详视而默记之，如七十子之学孔子也”。他以极形象的比喻说明学古求似的重要，在此基础上一旦贯通，便能“忘情笔墨之间，和调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间，体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后为能学书之至乐”。这样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因而他论草书时也说“以沉著顿挫为体，以变化牵掣为用”(《草书评》),说明他以正为本，以变为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