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桑怿传》原文、赏析和鉴赏

欧阳修

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怿可谓义勇之士。其学问不深而能者，盖天性也。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使人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乃疑迁特雄文善状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怿事，乃知古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怿所为壮矣，而不知予文能如迁书，使人读而喜否？姑次第之。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

作为文学大家，欧阳修塑造人物有其独到之处。无论小品短什，或长篇佳构，都能音容宛在，栩栩传神。如果说，在其笔记《归田录》中记事写人的短制，是仅求其神似的水墨淡彩写意画的话，那么，这篇《桑怿传》则是形神兼备浓墨重彩精琢细刻的工笔佳作了。

此篇作于皇祐二年(1050)。作者时年44岁。十几年来，朝政不清。庆历四年艰难推行的新政终于在第二年失败，新政反对者群起而攻，制造朋党之狱，多数人被罢黜。苏舜钦因是革新派杜衍的门婿，被诬以监主自盗罪，减死一等。文坛宿将石介已死于兖州，却被诬以诈死潜逃敌国，竟要下诏开棺以检核虚实……边事不靖，与西夏屡开战端，议和后，还要每年输银绢茶等二十余万，保州兵叛；契丹南侵、攻夏夺地……庆历五年，欧阳修也被贬知滁州。第二年，40岁时自号“醉翁”，然而他内心却异常清醒，对国事朝政无一刻不关心。面对庆历新政的失败，革新派的纷纷流徙，面对充斥朝廷的衮衮肖小，作者内心不无矛盾与愤懑。尽管在《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写于滁州的作品中，表现了达观的情绪，对自己在小邦为政“粗若有成”感到欣慰，然而终因壮志难伸而若有所失，常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所困扰。在这种心境下，作者塑造了一个清耿忠正的人物形象。通过他表达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并以此做为人格自我实现的寄托。这大概就是《桑怿传》创作的心理依据吧。

本篇不以生动的人物语言取胜，不以细腻的描景状物撩人，更不以缜密的论理说教警世，而是以质朴实在的叙事紧紧地吸引读者。通篇围绕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或繁或简，或详或略地向读者讲述了主人公所经历的几个事件。在事件的发展中，突现出作品主人公道德与性格的各个不同侧面，从而构成一个整体印象，在读者心中树起有血有肉、可闻可感的生动形象。用形象自身的力量去感染和影响读者。不仅如此，作者还把他的主人分置身于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下，在现实的磨厉与岁月的陶冶中，更显示出他心灵的光焰。

文章开头便写桑怿出任耆长的过程。他原本无心仕进，两次举进士不中，于是游于汝水、颖水之间，得废田数顷“退而力耕”。只是由于“岁凶，汝旁诸县多盗”，才“愿令为者长，往来里中察奸民”。起首，便写桑怿起于国家百姓危难之时，不避凶险，以天下万民为己任。行事不凡，其义可感。

接着写他“行必以信”。做了耆长后，由于他的治理“汝旁县为之无盗”。治绩卓著，其行可嘉。这里，作者写了“往来察奸民”的三件事。一是任耆长之初，先告诫里中少年“盗不可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继而发生了里中老父“子死未敛，盗夜脱其衣”的事，致使老父“裸其尸不能葬”。桑怿侦察之后，终使盗贼“皆伏法”。他不仅能晓之以理，而且能绳之以法。二是写他到郏城“遇尉方出捕盗”，“尉怯”，佯作不知而走过盗贼藏匿的地方。桑怿却“下马独格杀数人，因尽缚之”。三是写他只身一人仗剑前往，捕捉襄城盗贼，杀数人，缚其余”。他不仅做耆长治理有方，而且擒贼盗武艺高强。

在被提升为郏城尉后，调任渑池尉。作者又讲述了一个桑怿招降恶盗王伯的故事。“崤右险地多深山，清灰山尤阻险”，而王伯正匿此山中，“时出为近县害”。就连朝廷都知其名姓，可见。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对手的能量，对桑怿都十分不利。加之巡检又“伪为宣头以示怿，将谋招出之”。在受骗的情况下，他侦知王伯的处所，独闯贼巢，“与伯同卧起十余日”，招降王伯一起出山。却在山口意外地遭到巡检的拦击，自己的性命几乎难保。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恶盗王伯交给了巡检，“使立为功，不复自言。”桑怿不仅艺高而且胆大。能独马持剑擒贼，也能只身入险招降。为人豁达大度，志在治地安民。无意邀功请赏。

“天下旱蝗，盗贼稍稍起”，桑怿使难以擒捕的二十三名恶贼“一日皆获”。作者不厌其烦地写了事件的详细过程。他考虑到贼“畏吾名必以溃，溃则难得矣”，所以“先示之以怯”，一律禁止军吏出营。几天后，夜里与几个士兵装扮成盗贼，找到盗贼曾经行动的地区，发现一老妇人象招待盗贼一样招待他们。三天后又到老妇人处，吃喝后把余下的食物都送给了她。老妇人竟把他们当成真的强盗。这时桑怿侦知贼遁去复返，并掌握了其行踪。再过三天，给老妇送去厚礼，以实相告，请她“为察其实”。后又过了三天再去，完全核实了敌情，第二天天一亮，桑怿部署军士强行拘捕。对“尤强者”“自驰以往”，“凡二十三人，一日皆获”。这段描述使读者看到，桑怿不仅有勇、有胆，而且有智、有谋。

作为朝廷官员，桑怿的官声政绩，可谓至善完满，无懈可击了。作者进而将笔锋深入到他的精神世界，使人物形象在读者面前进一步升华。这同样也是在事件发展的叙述中完成的。枢密院的官员以阁职为条件向桑怿索取贿赂时，他义正辞严：“用赂得官，非我欲，况无银，有固不可也。”字字铿锵，掷地有金石声，何等绝决！ 那官员一怒之下，隐其功劳不报，仅受之以卑微之职。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并没有改变他对国家的忠诚。当“交趾獠叛海上”“省数辈不能定”时，他却能马到成功，“尽手杀之”。非但如此，还朝封赏授之以“閤门祇侯”，他却拒而不受，以“非独吾功，位有居吾上者”为由相推辞。他说：“今彼留而我还，我赏厚而彼轻”，难道人不怀疑我掩盖别人的功劳而夸大自己的功劳吗？“受之，徒惭吾心。”一番话，公允冷静，不因得意而忘形，令人感到桑怿不是简单的纠纠武夫，而是城府在胸，谦虚谨慎颇具风度的儒将。

一桩桩生动的事实，使桑怿这一艺术形象逐渐丰满起来。就如从地平线上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当走到面前的时候，已经很熟悉他了。尽管有着历史风云的阻隔，仍然掩不住他光彩照人的品格。

作者在将他的主人公置身于事件矛盾中心的同时，运用衬托与对比的手法，使人物的性格更加突出，形象更加鲜明。用老父的可怜无告，突出桑怿的见义勇为；用捕盗之尉的“怯”，烘托桑怿之勇；用巡检的诈与奸，反衬桑怿的诚与忠；枢密使索贿的鄙怯，对比出桑怿“用赂得官，非我欲”的高尚；用作者为桑怿拒受封赏，恐其“徒以好名取诈与讥也”的担心，衬托出桑怿“当自信其心以行，讥何累也”的坦荡胸怀。在对桑怿所有事绩介绍之后，作者又用他的武功、治绩与其外形的反差来加深读者对这一形象的认识与理解。他“力过数人，而有谋略”，可是却“遇人常畏若不自是”。“其为人不甚长大”，“言语如不出其口”，如果不了解事绩，“人不知其健且勇也”。桑怿是有其鲜明个性特征的“这一个”。

文章的结构，虽然是大体按时间发展的顺序叙述事件的，但就各个事件的关系而言，却如一幅传统的人物画长卷，散点式的平行排列，使人读罢之后，得到的并非年谱式的生平经历，而是对其显赫政绩与崇高精神的总体把握。散点工的结构方式，对素材的选择与应用向作者提出了很高要求。欧阳修选材的精当与准确是令人佩服的。他舍弃了主人公的出生、家世、寿考、卒年等泛泛的叙述，不写他仕途升迁、战场驰骋，只记述了最能表现桑怿特点的几件事。就是这几件事中，也详略分明，繁简得当，颇见作者苦心。庆历元年，桑怿牺牲在与陕西反叛赵元吴争战的战场上。当时，他在陕西安抚使韩琦麾下任泾原驻泊都监，与副大将任福一起全军覆没于好水川。那场面极悲壮，“怿驰犯其锋，福阵未成列，贼纵铁骑冲突，自辰至午，阵动……士卒多堕崖堑相复压。怿战死。”如此壮烈，作者却略而不记。可见此“传”写来自然流畅，信笔直书，作者意图沓然无痕，选材看似无心，仔细咀嚼，却有不尽滋味……欧阳修不想创造一位朝廷的“功臣”，他笔下的桑怿是一位“虽举进士，而不甚知书，然其所为，皆合道理”的平民英雄，一位作者心目中的“伟烈奇节士”。他起身于垄亩之间，受命于危难之际。擒贼而必夸其勇，凯旋而不炫其功。其难能可贵如此。

对主人公反复的描摹、勾勒、点染、修饰之后，作者的批语就像长卷最后的题记。然而他没有仅给他的主人公一个盖棺论定的判断，而是提出问题、引人深思。有如曲径通幽，诱导读者去求其神韵。他说“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但是对司马迁笔下的“伟烈奇节士”表示不尽信，“疑迁特雄文善状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当他得到桑怿的事迹之后，“乃知古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他相信司马迁之不诬，所以“知今人固有，而不尽知也”。他期待更多的桑怿式人物的出现。庆历新政失败，欧阳修深深感到改革政治的不易，无可奈何的心境中，桑怿形象的出现对他来说，不啻于希望有曙光与心灵的寄托。

文章语言质朴无华，行文洗练简约。全用史记笔法，所涉及事件的空间广、时间长。虽然是一篇人物传记，却未泛泛地写人，也不笼统地记事，在复杂、严峻的社会背景下，使作品产生浓重浑厚的历史感。透过桑怿的经历，读者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脉膊，听到了历史的足音。这正是司马迁史记笔法的高妙处。欧阳修也堪称“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