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报》揭露孔宋官倒案

1947年7月2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陆铿，在该报上公开揭露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家族控制的扬子(孔祥熙长子孔令侃任总经理)、孚中(宋子文之弟宋子安任总经理)等公司，利用特权大搞套汇、走私，牟取暴利的黑幕。这一丑闻轰动一时，引起中外舆论普遍关注，是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的佐证。
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一些达官贵人，特别是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官僚集团就利用特权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后，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利用特殊的权势地位和官办企业，大肆套汇、走私、垄断外贸、操纵市场、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官僚集团的倒行逆施不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害，而且也加速着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危机，这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人士感到忧虑和不满。孔宋官倒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曝光的。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因声名狼藉而下台。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上台不久，抗战即告胜利。其时，国民党中央银行有库存黄金九百多万两、外汇储备九亿多美元和大量的美援物资及接收的日伪财产。宋子文据此于1946年3月颁布《管理外汇暂行办法》与《黄金买卖细则》等，实行开放外汇市场，规定外汇官价与黄金自由买卖的政策，大量抛售国库的黄金与外汇，企图以此稳定市场，筹集内战经费，并乘机由其家族及其他官僚开办的公司，利用特权套购官价外汇与黄金，然后在黑市转手卖出，从中牟取暴利。此时，国民政府行政院还颁布了《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规定一般工商业户不准从国外进口各类重要物资，但却给四大家族开办的各种企业(大多以官商的名义出现)以进口许可证，允许它们大量进口各种禁运物资，如汽车、化妆品、奢侈品等，从而垄断外贸，操纵市场，攫取了惊人的利润。这种以权谋私的金融和外贸政策，很快使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财政和市场陷于混乱之中。为控制局面，1946年11月，宋子文为首的行政院颁布《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以图减少官价外汇交易，控制进出口贸易。但局势已完全失控，黄金与外汇的黑市交易愈益猖獗，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已呈崩溃之势。到1947年2月，终于爆发了以上海为中心，波及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黄金风潮”。黄金、外币的黑市交易猖獗，汇率直线上升，国库外汇与黄金锐减，物价如脱缰的野马，市场混乱，民怨鼎沸，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给从事反共内战的南京国民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挽救危局，蒋介石于1947年2月16日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对经济实行管制政策，停止黄金与外汇的官价交易，管制金融，控制与限量分配重要物资。为平息民愤和应付舆论，3月1日将宋子文罢免，并于4月中旬组成以张群任行政院长，包括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参加的所谓“联合政府”。监察院、经济部、财政部也派员到上海调查“黄金风潮案”。监察院还对宋子文与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等提出弹劾。一时间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纷纷要求追究此案，惩办孔宋及其家族有关成员的罪行。
1947年3月2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CC系骨干分子黄宇人，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联合一百名代表向全会提出：《请惩治“金钞风潮”负责大员及彻查“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污吏之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案》。这一议案公开点名弹劾宋子文，要求迅速切实惩治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诒及其部属。议案还揭露宋子文、孔祥熙家族开办的官商企业一统、孚中、扬子建设等公司，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等“官倒”行径。此后，黄宇人又在国民参政会上再次揭露此事，并要求政府彻底清查此事。
黄宇人等人的提案，在已是满城风雨的国民党统治区，再次掀起轩然大波。《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陆铿是一位有名气的记者，又有CC系的背景。他对孔、宋及其家族巧取豪夺的“官倒”行为素来不满。他得知黄宇人在参政会上的发言后，立即决定对孔、宋官倒案进行深入的采访。他派报社中负责采访财政、经济新闻的记者漆敬尧去财、经各部调查“孔宋官倒案”的真相与详情。因孔、宋皆是通天人物，采访、调查阻碍重重，难以进行。此后，陆铿亲自出马采访经济部负责人陈启天等，但也不得要领。
1947年7月，国民政府财政、经济两部及监察院对“孔宋官倒案”已调查清楚，并已完成调查报告。国民党当局深恐家丑外扬，有意保护孔、宋过关，因此对外严密封锁此案详情。28日，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向漆敬尧透露了此案的一些详情，并让漆抄录了“孔宋官倒案”的一些调查材料。邓向漆表示，这些材料仅供参考。陆铿得到材料后，深知其新闻价值和重大意义，也深知在《中央日报》公开发表这些材料的严重后果。为了能公开发表这些材料，又避免过分刺激最高当局，陆铿首先于28日晚打电话给报社总主笔陶希圣，报告说：财政部发言人透露了“孔宋官倒案”的内容。接着问能否在《中央日报》上刊登？陶希圣不知其中情由便回答说：既然财政部透露了新闻，就没有理由拒绝发表。陆铿以此手法得到陶的允许后，即在7月29日《中央日报》第四版上，以本报消息的形式刊登了“孔宋官倒案”的详情。标题是：
“孚中暨扬子等公司
破坏进出口条例
财经两部奉令查明”
内容为：“〔本报讯〕孚中、扬子等公司，年来有破坏进出口管制条例之情事发生，最高当局特令财政部、经济部会同严查，顷已将全部经过调查竣事，并由财经二部会稿呈报。记者昨自财政方面某高级官员处获悉该项调查报告，内列明禁止奢侈品入口及限制结汇实施日期、中央银行结汇情形、孚中等公司实际运货进口情形，兹分志于后”。文章分三部分披露了“孔宋官倒案”调查报告的内容。第一部分：“禁止奢侈品进口及限制结汇实施日期”;第二部分：“中央银行结汇情形”;第三部分：“孚中等公司实际运货进口情形。”上述材料证实： 自国民政府1946年3月开放外汇、黄金市场，到1946年11月颁布《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为止的八个月中，中央银行共售出官价外汇3.8155亿多美元，其中宋子文家族的孚中公司购进1.5377亿多美元，孔祥熙家族的扬子公司购进1.8069亿多美元，两家合计3.3446亿多美元，占中央银行同期售出美元的88%。孔、宋两家以官价购进大量美元，然后将一部分美元转手到黑市以高出官价几倍、几十倍的高价售出，牟取惊人的暴利。另一部分外汇，则凭借特权用于从国外进口大量汽车、无线电器材、药品、化妆品等违禁商品，在国内出售，攫取高额利润。①
7月30日，陆铿又在《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他采访负责清查扬子公司账目的监察委员王冠武的消息。②
“孔宋官倒案”在《中央日报》曝光，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外舆论都给予了极大关注。美国合众社记者认为，此事是CC派控制的《中央日报》,利用魏德迈特使亲华之机“向孔、宋两家公司开了一炮。”这一丑闻也使蒋介石甚为难堪和震怒。孔、宋二人不仅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而且是和蒋有亲戚关系的显贵。7月30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李维果、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以及《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追查有关“孔宋官倒案”的新闻来源及见报经过，要求惩办有关当事人。李维果、陶希圣找陆铿长时间谈话，软硬兼施，甚至以掉脑袋相威胁，陆铿不为所动，始终没有说出邓翰良。李维果、陶希圣对孔、宋的官倒行为也十分不满，只是不敢明言。对蒋不追究孔、宋，反而追查新闻来源的作法也有看法。因此，当蒋介石要惩办陆铿和财经两部的有关人员时，李、陶两人都在主动承担责任的同时，向蒋陈明利害。当时，国民政府是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参加的所谓联合内阁，张群任行政院长，青年党党魁李璜、陈启天主持经济部。联合内阁以标榜民主争取美援，争取民众。陶希圣向蒋介石进言：如果因追查“孔宋官倒案”的新闻来源而追究到经济部，势必导致李、陈引咎辞职，进而引发内阁危机，造成严重后果。“孔宋官倒案”丑闻的影响会进一步扩大，而且势必会影响蒋本人，不如大事化小，息事宁人，不了了之。蒋介石权衡利害，接受了这些意见，只在南京黄浦路官邸传见陆铿训话了事。
为消除《中央日报》公开披露“孔宋官倒案”详情所造成的影响，《中央日报》在1947年7月31日的第四版上登载一则“更正启事”,谎称该报7月29日所刊载的披露孚中、扬子公司从中央银行的结汇数目，漏列了小数点，致使数目夸大失实，造成错误，特作“更正”。孚中、扬子两公司共套购官价外汇3.3446亿美元，现“更正”为334.4万多美元。也即减掉3亿多美元。③轰动一时的“孔宋官倒案”,靠一个小数点就化解得烟消云散了。当年9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