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战时交涉的主要问题

由于中英两国在远东战略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中国朝野的反英浪潮持续不断，中英间的交涉也层出不穷，其数量之繁多，争执之激烈，在同盟国间是很突出的。主要争执除香港问题、印度独立问题外，还有下列数端：
中国的四强地位。1943年3月21日，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有意不提中国是四强之一，只提美、英、苏三强，还谈到在击败德国之后，英国将采取某些措施让军队复员，只字不提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在广播前，英方还故意安排中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的成员去听演讲。中国驻英军事代表当即提出抗议，国民政府外交部为此与英方进行严重交涉。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约见英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指出中国的不满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丘吉尔的意思是中国是战后需要西方援救的国家，不仅不是四强之一，而且不能参加战后的世界组织；第二，丘吉尔提出在打败希特勒后要部分撤军；第三，丘吉尔大谈战后问题，而不提如何打败日本^[1]。随后，中国报刊掀起了批判丘吉尔谈话的浪潮。最终迫使丘吉尔指示英外相艾登在马里兰州发表演讲时，承认中国是四强之一，中国为世界作出了贡献^[2]。事态虽暂告平息，但双方的分歧并未解决。5月，丘吉尔又向全世界发表广播演说，建议由美、英、苏总揽一切，再次把中国“摒之门外”。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随即在芝加哥发表学说“加以巧妙的反驳”,并事前电请罗斯福总统从无线电中收听，争取美国的支持。结果，罗斯福对宋美龄表示与她“有同一感情”。美国参议员、民主党领袖发表演说，指责丘吉尔，称“我们不能存有击败日本为次要的观念，中国必须出席和平会议，应有他合理之地位，并非为一被救之儿童。中国为四强之一，应决定将来之和平会议”,迫使英国外交大臣改口称“中国必为四强之一”^[3]。
缅甸战役。英国先是拒绝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继而又不积极抗击日军入侵，处处掣肘中国军队的行动，最终独自仓皇撤往印度，导致中国远征军败北，英国在缅甸问题上，最主要是担心中国参与保卫或解放缅甸会导致缅甸倾向中国并走向独立。当曾经在仁安羌救援过英军的中国军队新三十八师退入印度境内时，英印当局竟以“维护治安秩序”为由，要求解除中国军队武装，遭到严拒^[4]。当盟国间讨论反攻缅甸计划时，中、美均取积极态度，1943年7月至8月，国民政府外长宋子文访问英国，曾反复强调收复缅甸、重开滇缅公路对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5]。8月7日，重庆《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呼吁盟国协力收复缅甸。美国政府也希望尽早发动缅甸战役，由于美军飞越喜马拉雅山的空运尝试失败，只能改为沿喜马拉雅山边缘飞行，不断遭到日军飞机袭击，损失惨重，因而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重开滇缅路，史迪威曾蒙耻缅甸，重返缅甸报仇雪恨，也是美方急于发动缅甸战役的动机之一。但英国反对在缅甸进行大战役。丘吉尔相信缅甸战后会自动落入英国之手，他指示暂把缅甸问题放下，他强调英国不应该“选择一个错误的地方与日军进行决战”。开罗会议期间，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一度确定了由英国在缅南发动两栖作战，中、美军队在缅北发动攻势作战的计划，即代号“海盗”的作战计划。但会后很快因英军拒不进行缅南作战而使计划告吹。英国的消极态度反映了其自私的远东战略。美国外交官戴维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这些属地直至战争结束时还在敌人的占领下，则将来在和平会议时，英国人的主权可以分毫无损地恢复，而如果这些属地因借中、美的帮助而夺回，则英国人的主权可能会受到影响。”^[6]英国为此拖延收复缅甸作战达两年之久，直至1944年5月才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参加缅甸战役。
西藏和东三省问题。英国政府不仅在香港问题上顽固坚持殖民立场，而且在中国的西藏主权和东三省回归问题上，阻挠中国的统一。英国虽然不能否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但不断玩弄花招，企图分离西藏与中国的关系。1943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到中国外交部，就中国军队在青海集结事提出质询，称此举使西藏当局深感不安，英国政府以为中国政府在中亚细亚有所举动不甚相宜，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无此事实，以便转告西藏当局，使其安心。”外交部严正表示：“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将其挡了回去。蒋介石为此批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询问，“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谊。”^[7]6月，英国外交部在一份题为《西藏的地位》的备忘录中认为：西藏的战略价值极其重要，是“保卫”印度的一个重要地区，为使印度免受俄国和中国的“侵略”,必须由英国控制西藏，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西藏国”作为印、苏、中三国之间的缓冲国。为此，英国一直反对中国在西藏行使管理权^[8]。1944年，国民政府将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调任重庆农林部长，成功地实现了对于新疆的直接控制，接着，调兵进驻新疆和西藏邻近各省，大有改变西藏地方政府管理西藏现状的可能，引起英国政府的恐慌。当中国政府准备在西藏修筑一条公路，以便从印度运进战略物资时，英国立即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决心用武力去统一西藏的象征，为此英国驻华大使数次向中方提出抗议，反对中国在西藏修公路，也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邻省驻兵^[9]。在英国的威胁下，国民政府放弃了在西藏修筑公路，也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统一西藏。开罗会议上，双方再次就西藏问题进行交涉和争执。中方表示：“西藏本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与中国之关系纯属中国内政，切盼英国根本改变其过去对西藏所持之政策，俾中英能彻底了解，增进邦交”;英方则坚持视西藏问题为现实问题，“中国前既允许西藏完全自治，则英方之立场自以此为出发点”。中方要求“英方放弃其不合理之政策，否则不免影响两国邦交”;英方则坚持“如欲寻觅解决方案，当由中英双方同时重行考虑其所持之立场”等^[10]。
战后由中国收回东北，是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多次声明战后要收回东北主权，并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宣言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英国政府却不愿这样做，担心会引起连锁反应，危及它在香港等地的地位和利益。相反，英国处心积虑地意欲造成东北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印象。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东北和西藏、蒙古都被标为独立于中国的国家，在外交场合和外交文件中，称呼东北为满洲，国民政府数次提出抗议，均不为其理睬。1943年初，中英在东北回归中国问题上的争论终因英国人赫利在华盛顿太平洋会议上大放厥词而公开化。赫利在会上提出的方案是：我们赞成恢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但由于满洲的工业的发展，完全靠日本人，所以是否可以考虑战后在安排满洲前途时，一方面终止日本对满洲政治上的控制；另一方面让日本继续在那儿进行工业生产。尤强调“应该有余地考虑是否允许日本人战后在满洲继续从事经济活动”^[11]。此举引起了中国朝野的强烈反应，国民政府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中国舆论也纷纷谴责英国的阴谋，坚决要求战后东北回归中国。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钱端升教授致书英国议会领袖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和英国著名政治家西赛尔，表达了中国人民坚决要求收回东北的意志和决心，指出赫利事件使中国人民怀疑英国是否反对无条件将东北归回中国，要求英国政府发表公开宣言，支持战后将东北归还中国。虽然中国方面的抗议并未使英国官方改变立场，英国外交部坚持“东北三省及台湾的前途必须留待战后和平会议来处理”,但这一事件使中国朝野的强硬立场进一步公之于世，在国际社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为日后开罗会议决定将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打下了基础^[12]。
战争贷款问题。1942年2月，当美国宣布对华提供五亿美元贷款之时，英国政府也宣布将给予中国5千万英镑贷款。在国民政府看来，英国政府既已宣布给予贷款，就应予以兑现；但英国方面则以此举为一种姿态，“就像一幅字画拿来挂在墙上看着就行了”,其用意是进行宣传和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并没有付款的打算，英国本身财政拮据，有赖美国帮助，也没有兑现贷款的实际能力。消息传出，引起中方强烈不满，认为这是“英国又一次背信弃义的行动”^[13]。随后双方进行长达两年的交涉，至1944年5月2日，由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伦敦签署了《中英财政协助协定》,确定英国对华贷款总额仍为五千万英镑，用于战时偿付在中国因战争而为国家所需物资之购买、支持因按对日战事结束前中国政府所订合同所作购买而在英镑区负担之服务费用、备供发行内债所需之英镑、供给中国政府支付在印度与缅甸之中国军队之薪给及当地开支所需之卢比货币、支付两国政府随时商定在英镑区内之其他服务费用等^[14]。实际上直至战争结束，中国并未完全得到英国的战争贷款。
宋美龄访问英国问题。1942年11月至次年7月，宋美龄抵美访问，受到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非常隆重和热烈的接待，在同盟国间传为美谈。英国政府为了与美国实行平行政策，也由皇太后出面，邀请宋美龄访问英国。然而，由于中英间存在种种问题，两国领导人之间心存芥蒂，宋美龄不仅没有接受英方的访问英国的邀请，而且也谢绝在华盛顿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面。这种对于英国外交的冷遇，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战时中英关系的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