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在各自的首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世界两大国终于结束了彼此关系长期不正常的状态，开始了双边关系的新篇章。
战后，由于美国政府长期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僵硬、对立、敌对、紧张的状态。两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官方或民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往来。中美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是中美驻波兰外交官员在华沙的断断续续的不定期会谈。每次会谈的最大成果往往只是明确双方仍想进行下次会谈的愿望。
中美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了20几年。到60年代末，鉴于全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敌视中国的政策是荒谬而徒劳的，世界两大国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对美国有害而无利。于是他们萌发出结束中美关系现状、改善中美关系的想法。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之前就曾在1967年10月的《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与中国接近的主张。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总统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中美建立关系的问题。他说：“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愿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此后，尼克松总统多次表明欲与中国建立关系的意向。2月1日，尼克松指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3月1日，尼克松在访问法国时对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无论困难有多大，他决心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不久，尼克松又正式请求戴高乐把美国谋求同中国对话的设想转告中国政府。与此同时，美国副国务卿理查森根据内部的讨论意见，整理了一份“突破难关”的报告，提出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具体建议。随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些单方面的行动。7月，宣布学者、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学生和国会议员可以前往中国访问，并可购买一些中国货物回国；8月，美国表示愿意恢复中美华沙会谈；11月，美国中止在台湾海峡的海军巡逻；12月，允许美国在国外的子公司同中国进行非战略物资的贸易。
1970年10月1日，尼克松向《时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表示愿意访华。他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去。”此后，尼克松告诉巴基斯总统叶海亚，美国已决定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求他作为中介人提供助力。这样就建立了“叶海亚渠道”。尼克松在同罗马尼亚总统会谈时又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
对于尼克松政府通过多种渠道传递的谋求中美接近的信息，中国表示欢迎。中国政府作出争取改善中美关系的决策。
1970年10月1日，周恩来请叶海亚总统转告尼克松总统，“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谈判……。为了讨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信的结尾，周恩来幽默地说：“过去我们通过不同的来源收到美国方面的口信，这次是第一次一个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另一个首脑提出建议。”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及其夫人。12月28日，毛主席再次接见斯诺，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毛主席说：“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如果尼克松访问中国，“我将高兴地同他谈，他当作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也行。”
中美领导人谋求中美接近的积极态度，开始为改善中美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有趣的是，最早撞开中美交往沉重大门的，竟是轻如鸿毛的小小乒乓球。在1971年4月初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美两国体育代表团的一些球员忘记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竟然称兄道弟地交起了朋友。这在现在看来实在平常而又平常，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不免令人瞠目结舌。中美球员的友谊很快发展到这种地步：这些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很想亲眼目睹中国球员的古老神秘而又朝气蓬勃的祖国。中国方面当机立断，于4月6日在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接近尾声时，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发出访华的正式邀请。这实际上是向美国作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美国政府当即批准了这项访问，美国球队也回请中国队访美，这个邀请也马上被接受了。这就是有名的“乒乓球外交”。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北京。这支球队是50年代以来第一批访华的美国人。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他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乒乓外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对此尼克松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同月，尼克松宣布取消对华贸易禁令和放宽对华贸易和航运限制。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没有“乒乓球外交”,中美关系也会以其他形式开始改善，但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毕竟是“乒乓外交”,所以“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乃到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国一位领导人曾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小球转动大球。
美国乒乓球队10日抵京后，11月又有3名美国记者首次获准来华访问。
中美关系的坚冰已经打破，改善双方关系的速度开始明显加快。
1971年4月下旬，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把一封不署名的信交给美国，信中正式表示：中国“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或甚至美国总统本人”。
5月10日，尼克松政府经希拉利大使之手转交了一个通过叶海亚总统送至周恩来的口信，表示尼克松本人重视两国关系正常化，准备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去访问北京，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在此之前秘密去北京安排日程并初步交换意见。末了，希望基辛格之行绝对保密。
5月31日，尼克松从希拉利大使处收到叶海亚总统的口信，中国政府对尼克松的口信反应很积极，非常令人鼓舞。两天以后的晚上，希拉利大使把刚由巴基斯坦外交邮袋带来的一封外交信件送与基辛格，基辛格马上把它送到尼克松的办公室。信里说：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5月22日的口信，并且十分愉快地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进行直接谈话，其中各方可自由提出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访华，作为美国代表先来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尼克松读完信后，对基辛格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说完一反晚饭后不喝酒的生活习惯，与基辛格举杯共饮以示祝贺。
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外交信息传递，一条通往中国北京的秘密渠道畅通了。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代表美国总统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为了避免外界干扰，顺利地为尼克松访华铺平道路，这次访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为了掩人耳目，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亚洲之行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基辛格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是越南南方，随后飞抵巴黎，与越南北方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进行一次秘密会谈，在去巴黎途中，将在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与有关国家的官员们会谈。这张旅程表看不出任何破绽，可谓天衣无缝。
7月8日，基辛格到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在那里，基辛格导演了“现代外交史上最了不起的遁身术”。在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作了90分钟的礼节性拜会之后，巴基斯坦方面突然宣布，由于这位美国贵宾长途跋涉分外劳累，预订为他举行的正式宴会不得不取消。他将乘车前往海拔8500米的纳蒂亚加利山庄略事休息。第二天，7月9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基辛格“稍感不适”,不得不在纳蒂亚加利多住几天。而此时在叶海亚总统的合作下，基辛格已登上了一架巴基斯坦喷气机飞抵北京。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生病”期间，他奇迹般地出现在北京。尼克松给基辛格的中国之行起了个代号叫“波罗”,它取之于西方旅行家马可·波罗的名字。
其实，基辛格的行踪并未躲过所有记者的眼睛。英国《时报》一位驻巴基斯坦记者8日晚偶然发现伊斯兰堡机场上停着一架重兵把守的飞机，引起他的好奇，通过机场人员他了解到这是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并将于次日飞往北京。记者立即急电伦敦总社：“基辛格将于9日飞往北京。”总社值班编辑看到电文，认为这是绝不可能的无稽之谈，随手将电稿扔到了废纸篓里。后来得知基辛格真地去了北京时，这位编辑懊恼得顿足捶胸。
在基辛格到达北京之前，尼克松在美国中部城市召开了一个吹风会。尼克松在集会上说，“我觉得本届政府必须采取最初的步骤以结束大陆中国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情况。”尼克松暗示了中美关系将有突破，可是灵敏的新闻界却未能看出美中微妙的变化，反应迟钝。
基辛格在北京同中国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总理正式邀请尼克松于1972年5月以前访华。当尼克松于7月15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此事时，全美国和全世界都大吃一惊。尼克松说：“宣读这个公告只用了3分半钟，但却成了本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它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巨大震动。”
10月20日，基辛格又去北京执行第二次“波罗”行动，进行了为期6天的公开访问，为尼克松总统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的议程作准备，并起草在尼克松总统访问结束时将发表的公报的基本文字。
1972年2月17日10时35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离开了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开始了访华的旅程。21日进入中国领空，在上海作短暂的停留，一个半小时之后，尼克松总统的座机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尼克松总统走下舷梯，在掌声中伸出手向周恩来总理走去，当两只手相握的时候，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21日下午，毛主席会见了尼克松，并“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称赞尼克松访华”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尼克松在宴会上表示，要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经过两年多复杂、微妙和坚定的外交谈话，中美两国领导人终于坐在一起进行开诚布公的直接会谈。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会谈的焦点。尼克松不愿得罪台湾，不然，他将受到美国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交叉火力的攻击。中国政府则快心要利用公报毫不含糊地声明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因而在文字表达上做到双方都能接受，不是件易事，为此伤透了基辛格和中国外交官员的脑筋。最后，基辛格以其博士的头脑冥思一个晚上，解决了这个难点，提出，“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没有异议”。这句措辞曲折而又圆滑地表达了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看法。后来在上海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中国政府阐明了自己的一贯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方面采用了基辛格的措词。
28日，尼克松总统访问结束时，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即上海公报。这个公报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规，坦率地说出双方的共同点和原则分歧。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双方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还“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同天晚上，尼克松总统在宴会上祝酒说：“我们今天所发表的联合公报概括了我们会谈的结果，这个公报明天将成为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但是，我们在那个公报中所说的话，远远不及我们今后为建立跨越1万6千英里和过去分隔我们22年的敌对状态的桥梁而将做的事情来得重要。”
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中美关系开始逐步走向正常化。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双方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了联络处，两国团体和个人互访开始增多，中美之间贸易迅速发展，科学、文化交流也开展起来。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此后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改善的步子不大，甚至在双方往来中，美国还制造了一些障碍。
1977年，卡特继任美国总统后指出：“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以上海公报为指导，我国政策的目标是关系正常化。”他还表示：“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并且认为中国是保持全球和平的一支关键力量；我们希望在全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同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紧密合作。”他说：“我们认识到，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符合我们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的。”但后来由于卡特受国内外一些势力的掣肘，中美关系曾一度停滞。
1978年5月，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基访问中国时说，卡特总统“决定同你们一道克服阻碍两国关系按上海公报完全正常化的剩余障碍”。
双方经过一系列谈判，美国接受了我国提出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三项原则，即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撤走美国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武装力量和一切军事设施，废除美国同蒋介石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在各自首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双方再次强调了上海公报的内容。同时，两国还分别发表了政府声明。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宣布，美国将于1979年1月1日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将按条约的规定(即1年以后)予以终止；美国将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余留的军事人员。美国表示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中美建交和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标志着1972年上海公报开始的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经过两国人民、政府和领导人的努力，排除种种障碍，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中美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开始了两国关系新篇章。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