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大战演义

又名 《说倭传》。题“兴全洪子贰辑”,四卷三十三回，成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前。有香港中华印务总局铅印本与上海石印本两种版本。

本书以光绪二十年 (1894) 春朝鲜东学党起义始，二十一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终，历叙中日甲午海战的全过程。中东大战，“中”即中国，“东”即东洋，“因其在亚洲太平洋之东”。
当朝鲜政局动荡，日帝觎韩国时，清政府应韩王之请，派兵进驻牙山，日本趁机占领汉城。在这紧急关头，掌权的慈禧正筹备“六旬万寿”,李鸿章奏说“五不宣战”,光绪帝却踌躇未决。这时，黄海战役爆发了。作品展示了清军将领有的英勇战斗，有的怕死逃跑的史实。倭将总统军务水师提督伊腾 (伊东祐)进战，中国统领水师提督丁禹昌不听取致远号兵轮管驾邓世昌埋伏战船、环而攻之的计策，竟将大队兵轮摆成一字长蛇阵，与倭船迎面相击，以致全军几没，“良谋不见用”,暴露了清廷统帅之无能。这里作者有所虚构，或仅凭传闻。事实是：水师提督丁汝昌下令叫舰队排成纵队，而旗舰定远号的管带(舰长)却发信号，叫舰队排成横队，让自己和另一只主力舰在当中，以躲避炮火。舰队横排前进，造成挨打的局面。作品描叙方伯谦所带济远号畏敌驾船远遁，邓世昌所带致远、林国祥所带广丙浴血奋战，“迨后邓管带谅众寡不敌，恐失手被擒，乃下令即鼓轮，将船与倭船相撞。俄而致远与倭船俱皆沉没。邓管带见船将沉，便跳入江中尽节。惟平日管带畜有义犬一头，待之甚厚，见管带下水，其犬以为失足误跌，遂投入水面以救其主。当时虽潮流甚急，而犬尚苦咬邓管带辫发，随流而去……”
作品接着抒写平壤战役。与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从釜山退守牙山逃到平壤，再从平壤逃回中国境内相对照，作品抒写平壤守将左军门宝贵的英勇杀敌，慷慨就义，相比之下，左宝贵较丁禹昌高明。他吸取部将马玉昆智取之计，佯作撤兵而伏于隘地，出其不备，获得大胜。
当倭军援兵到时，“(左军门)乃即点兵应战，亲立于阵前，头戴红缨大帽，红顶花翎，身穿黄马褂，督令士卒放炮示威，军容甚盛。倭军未战之先，已有三分害怕。倭帅亦立于阵前，遥见有穿黄马褂者，知是左宝贵，遂传令洋枪队，谓有能击倒华军之身穿黄马褂者，当有重赏。众枪手得令，遂各留心，向左军门攻击。时副将马玉昆亦立于左军门之旁，以至倭人一枪中其左足，登时跌倒在地，兵士作速救回，送往营中安歇。未几，马玉昆复出于左军门之前，曰“ ‘吾看倭人之枪每每向大帅而击，吾深为大帅忧。以末将愚见，将黄马褂脱下，使倭军无从分别，大帅方保无虞。’ 左军门曰： ‘吾之黄马褂，系在疆场出生入死，得蒙御赐，今岂可畏死而去之。’ 遂不听马玉昆之谏，仍示其勇于阵前。自辰至午，未尝歇息。战了半日，仍未分胜负，两军互有死亡，直至午刻，倭人一枪射中左军门手臂。左军门恐军心有慢，忍耐痛楚，仍立于阵前，勇加百倍。各兵卒见左军门带伤迎敌，绝无退缩之心。一时枪炮齐鸣，击毙倭人无数，于是华军大捷。因左军门伤了左臂，不便追赶，遂即收军。是晚，左军门之枪口受毒攻心，乃至半夜，溘然长逝。” (第八回)
作者在对甲午战争的几个主要战线的分述中，歌颂援朝保国将领，谴责误国怕死之辈，褒贬分明。第十回描叙凤凰城守将宋宫保用计大败倭军。第十一回写倭人进攻旅顺口，中方守将袭照玙等听说日军杀来，“不禁心寒胆落，慌忙无主，遂暗中逃去。黄统领仕林探知袭照玙已经闻风远遁，遂亦逃去。俄而倭兵将到，各兵弁不见了统领，军中无主，遂各散去。可怜旅顺船澳炮台，费尽国家巨款百余年之积聚，为中国最险固之区，今一旦未战而竟付与敌人之手，良可惜也。” “据言倭军攻至旅顺之时，中国海军中人尚多有在戏场观剧者，丁统领禹昌亦在其间，后闻告警，方始遁回兵舰。及倭人既得旅顺，该处戏场尚在开演，每日观者如常热闹。倭营官安好了寨，亦多有跑至戏场观剧，有伶人名朵朵红与云仙花旦，竟然媚敌，手执戏单，跪请倭人点戏……”连倭人也斥之为 “丧师失地”。北洋海军丢掉威海，水雷统带蔡廷干与提督丁禹昌先后降日。事实是： 李鸿章不许丁汝昌带领北洋舰队去援助旅顺守军，命令舰只在威海卫港躲起来，日军即炮轰港内，轰沉两舰，剩下的十一艘都投降，丁汝昌服毒自杀。一些怕死的将领，竟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军乞降，并将港内的舰船和大量军火物资，拱手送给敌人。李鸿章经营了十六年的北洋海军就此消灭了。这是清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的结果。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作品以民宅门前的一副对联讥讽主和派的头子李鸿章。“宰相合肥”,因李是合肥人； “司农常熟”,因翁同和是常熟人。作者掇拾这种讥讽之语溶入篇中，从侧面反映一般平民百姓对执政者的评判，系本书一个小小的点缀，饶有情趣，引人深味。
本书叙李鸿章同日相伊藤候博文议和，自十九回横跨二十一回，占了全书约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等于一篇会议记录，冗赘烦琐，缺乏提炼； 第三十三回抄录《马关条约》全文，末尾归以天命，复加粉饰。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上下激烈反对。台湾割让成局，“台民鼓噪，誓不为日民。”虽然作者未能用典型化的方法揭示历史的本质与现实的趋势，表现如火山一旦爆发的亿万民众的力量，并以慷慨悲壮的格调歌颂台湾军民同仇敌忾的壮举，但他因事生文，在史实的基础上，编织成一篇篇故事，以表现台湾百姓齐心协力，卫疆保土，不愿作亡国奴的爱国意志。作品叙述握有大批军队驻守台北的台湾巡抚唐景崧逃跑后，台湾人民就自动组成义军，跟刘永福的黑旗军一起抗日，在台中、台南打击敌人。在艰苦的环境下，从1895年6月到10月，打死打伤日军三万余人，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作品以此为背景，描绘了刘渊亭黑旗军与内山生番(高山族等当地百姓)联络，“而生番野性凶勇，极难抵敌”。倭帅桦山虽作收服民心之施，然攻打咽喉之地的基隆，则为黑旗军所败。“更且生番洞主所领三军，奋不畏死，威勇莫当。倭人战了数天，攻取不下。”日军用以逸待劳之法，围困生番。生番洞主于窘迫中急得一计，用有毒的野白菜煎汁，偷放入倭营食井。当倭军兵士“腹如抱瓮，疼痛不堪”这际，“生番与黑旗军两枝生力兵，狠狠杀来，如入无人之境。倭兵各带重病，焉能抵挡，只得大败而走。生番乘势长驱大进，杀入倭营，劫得倭军辎重粮草无数，生番洞主既邀大捷，而刘大帅亲统之军亦浩荡而来，番主与刘帅会晤之下喜形于色，两相庆贺。”作者不无感慨地说： “按生番洞主本是不入教化之民 (按，本书对台湾少数民族夹杂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尚且忠心苦战，而黄仕林、袭照玙等世受君恩，不思报国，竟闻风先溃，真狗彘之不如也！” (以上第二十五回)
小说的后半部，重点描述黑旗军坚守基隆、炮火炸倭等事迹。“大帅自到台南，每日训练士卒，辛勒昼夜，布置防务必躬必亲，可谓王事靡监，不遑启处。探闻倭人不日即将杀来，遂拨大军，在新竹、新化两处与倭人决战，连日黑旗大胜，杀俘无数。自倭军往攻台南，台北义民因倭人政令与中国迥异，殊多不便，聚众叛倭，竟将台北铁路用炸药轰毁，使倭人艰于运兵，不能接应前军，以致台南倭兵又为刘将军连败数次，倭人只得且战且退。” 又写黑旗军两次破倭，倭军大败而走，误入内山，“生番见倭军欲从小路逃走，生番便将乱箭射下。倭帅抬头观看，只见四面高山茂林，殆遍不见一兵，只见箭如雨下，疑有埋伏，乃拨军兵退回。方移阵脚，刘军黑旗已经赶到，杀得倭军兵无路逃走，统帅柯梅吉及各军俱弃械下旗，以示战败。”
黑旗军终因孤军无援，退回粤西。“台南之民于刘帅去日，各皆送行。各绅耆亦亲临执盏饯别。乍听骊歌，悲难下咽，直饮至鱼更三跃，刘帅同夫人、公子辈方始起程。”“黑旗尚复不允(劝降),仍然据守不出。惟众绅力劝黑旗与倭帅订明： 将所有黑旗旧部给发船票并回乡费用，方允退出。倭帅无奈，只得每名给发洋银贰拾元，以作回乡之费。而黑旗营勇多有用去银两留落台湾者，乃尽投内山生番而去。至今仍然常常出扰，与倭交战，出没无踪，倭人实属无计剿抚，故至今尚有深夜谋杀倭官者，亦皆此类。而倭人多视台湾为畏途，间有分6发台湾充职者，竟作为不幸之事，黑旗余风尚令倭人胆落，则威名犹未减色也。” (第三十回) 从而揭示： 台湾人民的英勇抗战，在坚持半年时间，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后，他们仍然没有屈服，日军占领台湾的五十多年里，台民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只是作者耽于叙事，未作刻划，诸如刘永福形象与历次战役、战斗均缺乏细致的描绘，故虽使人不忍释卷而却未能动人肺腑，减弱了语言艺术的感染力。这是作者未能把握小说的创作特征并少才力，难以驾驭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只向历史讨情节而未向现实讨生活之故。
本书的可贵之处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五年后，作者即怀着义愤与沉痛，将“天妆台畏敌之羞，刘公岛献船之丑，马关条约，台湾割地种种实事”反映到创作中来，对面临进一步殖民地化危机的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非常适时的，作者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情感，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如果这情感是高尚的而不是狭隘的，无疑对他的创作会产生积极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要写出一部满足社会审美需要的艺术作品，还必须具有艺术概括力。本书的作者如果提炼、缀合、生发历史与民间传说的素材，或以故事为重点，渲染平壤战役、黄海战役、台中台南战斗的可歌可泣事迹，或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塑造左宝贵、邓世昌、刘永福的动人形象，这样才能完成序言中宣称的主张，使创作实践与小说理论统一起来。
作者在卷首的序言中申明过自己的创作宗旨： “从来创说者，事贵出乎实，不宜尽出于虚。然实之中，虚也不可无者也。苟事事皆实，则必出于平庸，无以动诙谐者一时之听； 苟事事皆虚，则必过于诞妄，无以服稽古者之心。是以余之创说也，虚实而兼用焉。”很明显，他这番话是师承金丰的 《说岳全传序》而来。金丰的序对历史小说的创作的史实和虚构关系有精辟的阐述：“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 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洪兴全的序在联系《中东大战演义》事例作了说明后，又强调自己的主张：“虚则作实之，实则作虚之。虚虚实实，任教稽古者诙谐者互相执博，余亦不问也。”这也是根据“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的说法而来。金丰的话虽就历史小说创作而论，然对整个小说创作亦具普遍意义。这种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特点，正反映了清代小说界对前人创作的概括，体现了小说理论的发展。作者虽有这样的认识，可惜他在创作实践中却没有完全贯彻、有效运用，他没有在“虚”上下功夫，而没有虚构，便没有文学，小说更是如此。他不明白，情节、事件是展示人物性格的手段，即使清以前的那些优秀的历史小说与众多的通俗小说，虽以铺叙情节、描述事件为胜，但也有人物性格的闪光的。历史小说必须突破历史与生活的表面真实，在历史与生活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才能创造出合乎历史人物的本质面目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是《中东大战演义》 留给后世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