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问题

国共双方围绕建国问题展开了激烈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战后初期，主要表现为对抗战胜利果实的争夺，其中争夺东北是重中之重。
东北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它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与朝鲜、 日本毗邻，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除有沿海平原与冀东接壤外，更有燕山以居高临下之势，直趋华北平原。据统计，东北地区当时的面积相当于全国的四分之一，而工业相当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四倍，电力、铁路相当于全国其他地区的三倍。而且战后东北集中了除日本本土之外最强大的日资产业、武器储备和最多的战俘。显然，东北地区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其战略意义在远东地区也是举足轻重的。战后东北地区谁属，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而且将直接影响远东乃至世界局势的变化与发展。因此，战后不仅国共双方关注东北问题，而且苏美两个大国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此。这就使战后的东北问题蒙上了浓浓的国际色彩。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东北问题就已成为美苏交易中的一个筹码。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中曾付出很大代价，要最后战胜日本，估计还要牺牲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国人的生命。为了减少自己的牺牲，美国极力拉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其交换条件就是承认苏联在战后取得对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1943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向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指出：关于苏联以前在中国东三省铁路等特权，以及外蒙古问题，中苏之间应直接进行谈判。宋子文当时表示，苏联已将中东路售与日本，故无特权问题。但美方仍向宋提出：希望中国与苏联开始交换意见①。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开罗会议期间，美英确认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归还中国。美国还答应武装国民党军队90个师，并承认中国为“四大强国”之一。以此为条件，换取了蒋介石对战后将大连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承诺。美国在取得蒋介石的许诺后，开始和苏联作交易。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黑兰召开代号为“尤里卡”的德黑兰会议。会议期间罗斯福、丘吉尔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战后将大连作为国际保证下的自由港等问题，向斯大林作了试探。丘吉尔提出，首先像俄国这样一个拥有广大陆地的国家应当有不冻港。接着，罗斯福说，大连可以作为在国际保证下的自由港。斯大林说：中国人不会喜欢这个方案。罗斯福说：中国人会喜欢的。接着，斯大林表示那将是不坏的。最后双方就此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在德国战败后不久即对日作战，并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政权；盟国则赞同苏联恢复在满洲的港口等方面的特权。罗斯福还表示：中国会同意这种安排②。随后，围绕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英、美、苏进行了多次谈判。
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向蒋介石提及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和罗斯福关于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希望国民政府同苏联改善关系。当时蒋介石、宋子文等认为，要解决中共和新疆动乱问题(指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就必须得到苏联的谅解，东北的收复问题，更与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动向有关。因此，国民党方面同意与苏方接触，并建议双方进行高层会谈。苏方始则拒绝，继则于1944年12月表示同意，并于1945年初向中方提出会谈的五项议题。
1945年2月11日，美、苏、英三国政府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斯大林提出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达成如下协定：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应予维持；
二、恢复俄国在1904年被日本夺去的权益，即：
1. 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
2.大连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利，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
3.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由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管，须保证苏联的优越权利而中国则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归于苏联。
这份被称之为《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文件还规定：“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协定最后特别强调：“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中国并未出席雅尔塔会议，但英、美、苏三强却以损害中国主权为条件达成默契，这是十足的强权政治。美国的目的是：促使苏联尽早出兵对日作战，以减少自己的损失；使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以限制苏联的扩张；取得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限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实现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统一。苏联出兵东北的直接目标是驱逐日本关东军，但其终极目的，则是恢复沙俄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权益，以确保战后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通过扩大领土以及在相邻国家和地区取得势力范围的办法，以赢得保障俄罗斯安全的时间，是从沙俄时代延续下来的传统安全战略思想。而控制外蒙古、北朝鲜、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则是这一总体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雅尔塔协定满足了苏联的这一需要。但是，雅尔塔协定的实施，还必须得到蒋介石政府的认可，于是有了中苏之间的谈判和雅尔塔协定的派生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产生。
1945年6月9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把一直对中国保密的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在美访问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并给宋看了将在当天发给赫尔利的电报：“一、斯大林已明确向我们表示，他将尽一切努力促成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二、这种领导在战后将继续下去。三、他希望有一个统一稳定的中国，希望中国控制整个满洲，作为统一的中国的一个部分。四、他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在他的军队为同日本作战而进入的一切地区里，他都将尊重中国主权。五、他将欢迎委员长的代表同他(斯大林)在满洲的部队一起，以利于组织中国在满洲的行政机构。六、他承认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七、他同意将朝鲜置于中国、英国、苏联和美国的托管之下。”杜鲁门向宋表示，他将支持罗斯福总统达成的协定，并要求国民党政府派人到莫斯科谈判，以便与苏联缔结条约。
1945年6月25日，宋子文宣誓就任行政院长，并仍兼任外交部长。6月27日，宋子文率代表团离开重庆赴苏联，6月30日抵达莫斯科。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驻苏大使傅秉常、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以及沈鸿烈、蒋经国。从6月30日起，宋子文等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谈判一开始，便在外蒙古问题上陷入僵局。斯大林在7月2日的会谈中提出外蒙古独立的要求，宋子文当即拒绝并表示：外蒙为苏联屡次承认之中国领土之一部，要他接受外蒙古独立“实完全超越余所奉训令之范围”。尽管此后宋子文在此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但斯大林仍不改初衷。7月4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请其定夺。7月6日，蒋来电指示：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即外蒙独立或可考虑。蒋还就“国内必须统一巩固之程度”的“要旨”作了说明，即：“一、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二、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苏边境双方匪患，应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区仍属新疆范围。”“三、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即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也就是说，在苏联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中国可在抗战胜利后，视外蒙人民投票之结果，批准予以外蒙独立。7月7日，蒋介石又给宋子文发来两份内容大体相同的电报。蒋在电文中同意允许外蒙在战后独立，要宋子文：务望注意我之要求之主要目的：一、为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也就是说，必须要求苏联在东北、新疆、中共问题上作出肯定、确切的承诺。7月9日，宋子文在同斯大林的会谈中向苏方表示：“中国为中苏永久和平与合作，故忍痛牺牲。中国政府在战事结束后，不反对蒙古人民投票表决外蒙独立，其承诺方式，容再洽商。”斯大林对此“甚表满意，并同意于战败日本后，再宣布。”③国民党在外蒙独立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作为交换条件，斯大林在新疆和中共问题上答应了宋子文的要求：“关于新疆：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我解决匪患”;“关于中共：史(斯大林)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予共党。”①
在中东、南满铁路及大连旅顺港的谈判中，苏联方面都表现了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在大连问题的谈判中，斯大林提出大连港由中苏合办公司来管理，理事长为华人，行政长则由苏联人担任。大连市政府由中苏各派五人组成，市长由苏联人担任，副市长由华人担任。此外。大连港的王管人也应由苏联人担任。在其他问题的谈判中，苏方也一再提出无理要求。
7月中旬，由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将出席三大国会议，中苏会谈暂时中止。8月初会谈恢复。7月底宋子文辞去外交部长的兼职，由王世杰接任外交部长。此次赴苏的中方代表除宋子文外，还有王世杰、熊式辉、钱昌照、傅秉常、胡世泽、沈鸿烈、蒋经国、刘锴、张福运、 卜道明、刘泽荣、朱光沐、江季平等。8月7日至13日，中苏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双方最初的主要分歧是：在大连问题上，斯大林同意不列入苏联军事区，但仍要求设中苏混合董事会以主持市政，另由苏联人任港口管理局长，并分享港口设备的所有权，中方予以拒绝；在旅顺问题上，双方基本确定了军事区的范围。中方提出设中苏军事委员会来施行共同使用军港的办法，但为斯大林拒绝。对于中方能否在旅顺港外岛屿设防，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问题上，苏方提出由苏联人担任铁路局长，中方担任副局长和董事长，中方则要求担任铁路局长；在外蒙古疆界问题上，中方要求按丁文江以前绘制的外蒙地图和1926年版的苏联地图为依据，苏方予以拒绝，也不愿在换文中作任何关于疆界的声明。除上述在第一阶段谈判中就已涉及的分歧问题外，斯大林还提出了第一阶段会谈中未曾涉及的战利品问题，要求将苏军占领区的日本工厂及设备作为战利品。中方则提出： 日本在东北的所有产业、机器都应列入对华赔偿，应归中国所有。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开始进入东北。迫于形势，宋子文打算在大连问题上再作让步，但仍不打算就未解决的分歧问题作重要让步⑤。10日晚，斯大林在谈判中向中方施压，竟然说：如果中国不同意外蒙古的现有边界，“内蒙古的疆界就会消失于外蒙古，成为一个更大的蒙古共和国”。他要求中方迅速缔约，否则“共产党将进入满洲”。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方面决定让步签约。
8月14日，中苏两国政府分别由王世杰、莫洛托夫为代表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 《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几个附件。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对粉碎日本关东军，尽快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一定意义。但是与该条约同时签订的几个“协定”和关于外蒙独立中苏互换的照会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它将美、英、苏三国背着中国搞的有关中国东北主权问题的肮脏交易，以中苏条约的形式肯定下来。国民党政府以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共同所有与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承认大连为自由港和苏联在旅顺有权驻扎海陆空军等条件，换取苏联答应东北的军事行动一停止，苏联把行政管理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也即条文中所说在东北“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据此取得接收东北主权的合法地位，并以此约束苏联支持中共军队进入东北接收苏军撤退的城市和地方。在这场交易中，蒋介石政府之所以以严重损害国家主权为代价，换取苏联的支持，除美国的压力而外，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对中共斗争的需要。蒋介石最为担心的是苏联将东北交与中共。苏方深谙蒋心理，在谈判中不时以中共就要进入满洲相威胁；同时，苏联红军在条约签字之前已占领东北全境，外蒙的独立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另一重要的因素是，新疆伊犁、塔城、阿山的“三区革命”在苏联的支持下正在向纵深发展。在上述诸因素的合力下，蒋介石决定以承认外蒙古独立和苏联在东北特殊利益，换取苏联承认其政府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在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开始撤军，并在三个月以内撤完；东北军政必须全部交给国民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派代表在业已收复之领土上，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关于新疆问题，苏联重申对新疆最近事变(三区革命)本两国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互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解决之，苏联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美国帮助苏联恢复了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独占势力范围，作为回报苏联在战后的对华政策上采取与美国协调一致的方针，即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扶蒋反共”,这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通过扶植国民党的力量，采取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到国民党政府中作官的办法，以达到不战而消灭中共由蒋介石统一中国，既可成功地控制中国，又能有效地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进而称霸亚洲，独占世界的目的。而斯大林既不愿意战后的中国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又害怕因支持中国革命而导致美苏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以至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因此在谋求中国东北和外蒙权利，确保其在远东地区利益和安全的情况下，要求中共放弃军队和武装斗争以适应苏美妥协的需要。所以虽然美、苏对华政策的最终目的不同，但在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样，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形成的美苏共同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格局，就使中共在战后的国内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使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斗争复杂化。
蒋介石深知东北的重要性，战后曾多次强调东北是“国家的生命线”。中苏条约签订后，蒋介石利用通过该条约取得的接收东北主权的合法地位，积极筹划接收东北的工作，一方面派人进入东北进行“行政接收”。1945年9月，组建了以熊式辉为主任的东北行营，同时将东北划分为9个省，并任命了省主席。10月，进入长春，准备接收东北的行政。同时，蒋介石还任命张嘉璈为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蒋经国为特派员，作为国民政府的经济谈判代表，准备在长春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谈判。另一方面，依靠美国向东北运兵，实行“军事接收”。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加紧策划对东北的进攻。蒋介石以为，既有美国的支持，又有中苏条约的保证，接收东北是万无一失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即苏联支持其政权的前提条件是：保证其对东北地区的独占地位，不允许第三国势力染指该地区，也即不允许美国势力进入东北。因此，苏联不允许运送国军的美国军舰在大连登陆，也不准备开放大连；在此后的中苏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中，它又想取得对重要工矿企业的垄断性合伙经营权，其目的也在防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苏联的这些打算当然遭到美蒋方面的抵制和反对。这也是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之外，苏联改变初衷转而暗中支持中共进入和争夺东北的原因之一。
总的看，战后东北问题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对中共有利。但由于中苏条约的限制，这种支持也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