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明确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辛亥革命是革清政府的命，因而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武昌起义后不久，英国的《字林西报》就直截了当地承认：“就某种意义说，这一事件是反对我们自己的。”
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在反帝方面所起的客观效果是显著的。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国家的独立。下述事件就是显明的例证：
2月19日，荷属爪哇岛泗水市的华侨集会，升旗、鸣爆，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遭到荷兰警察的武装干涉，华侨三人被打死，十多人被打伤，百余人被逮捕，书报社被封，外埠来电被截^[1]。华侨全体罢市，以示抗议，荷兰政府出动军队强迫开市，继续逮捕了四百多人，最后的逮捕数目，竟达一两千人^[2]。
事件发生后，泗水华侨分别向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上海华侨联合会发电，请求保护。南京临时政府接电后，立即连电袁世凯要其必须和驻北京的荷兰公使交涉，并同时要驻荷兰中国公使直接和荷兰政府进行交涉。上海《民立报》曾以《讨荷兰之辱我民国》为题，发表社论说：“当满清窃国，献媚外人，弃我数百万华侨于海外，不与保护，致备受强敌凌辱，可惨可痛之事，不止一端。……今日之民国，非昔日专制时代可比也。外人对我，胡犹若是之野蛮残暴也。呜呼！荷兰人竟辱我民国矣，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吾以是裂眦愤书，而为泗水华侨请命。”^[3]在群众的愤怒声援下，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于2月26日“电荷外部，要求赔偿损失，辞极激昂”^[4]。2月28日，临时政府拟令沿海都督禁止华工赴荷属地^[5]。
交涉结果，荷兰政府不得不接受了下面的条件：(1)惩办杀害华侨的荷兰人；(2)对被害华侨，由荷兰政府优礼埋葬，并抚恤其家属；(3)受伤华侨，由荷兰政府负责治疗；(4)赔偿华侨财产损失；(5)对华侨应和荷兰人同等待遇。
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对外一向是屈辱忍让，卖国残民，而这次中荷交涉，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最新纪录，使国外华侨扬眉吐气，一新耳目，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国开国的重大结果。
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主观上并没有提出反帝的目标和纲领，同盟会成立时没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也没有。如果说在同盟会成立前还出现过《警世钟》、《猛回头》那样痛快淋漓、激动人心的反帝文字，可是在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越接近辛亥革命前夕，这样的文字反而少见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其《宣告友邦书》中，明确地宣布愿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宣言书中又说：“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6]
要想在一个早晨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那是不现实的。革命也允许权宜之计。但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对一切都加以“照旧”、“承认”,那么中国就无法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了。正是由于这种无区别的“承认”,在临时政府的军事行动中，立即呈现了它的恶果。下述事件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1912年1月下旬，山东青岛附近地区的即墨县为同盟会所光复。但是根据1898年的《中德条约》,德国租借了青岛，并且规定在青岛周围约五十八公里的面积，划为由德国监视的不设防地区。而即墨县就在这个不设防地区的范围内。因此，德国派遣一百三十名骑兵前往即墨，以条约为借口，要求革命党撤退武装；同时自青岛发电给山东巡抚胡廷枢，告知即墨情况。清政府闻讯后，立即派兵四百余人突袭即墨，杀死革命党人三十多名，并将附近村庄烧光。当地革命军请求南京临时政府与德国政府交涉。而临时政府拘于旧约之“承认”,也就无能为力，最后不得不由孙中山于2月10日下令革命军自即墨撤退^[7]。
南京临时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和同盟会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缺乏本质认识分不开的。在他们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先进的文明国家，中国革命是向它们学来的，学生向先生学习，先生自然会对学生进行帮助。孙中山长期旅游海外，就是为了取得这种帮助。南京临时政府发表种种“睦邻”、“保护外人”、“承认”一切旧约的宣言和法令，也是为了取得这种帮助。
但是，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时代的反革命“先生”并不帮助半殖民地中的革命“学生”。它们绝对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南京临时政府于1月11日、17日、19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