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以禅喻诗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这四种文学体裁之中，最值得自豪的是诗。与此相应的，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成熟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也是有关诗歌的理论。可是，儒家那种过于偏重政教的态度，限制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索。诗歌的自身规律长期地得不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庄子的思想、佛教的思想，尤其是禅宗的思想，闯进儒家诗论的殿堂，打破了僵化的思维定势，发现了传统目光未能发现的东西。严羽的《沧浪诗话》,他的以禅喻诗，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人们一提起《沧浪诗话》,就会想起以禅喻诗；一提起以禅喻诗，就会想到《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确实是《沧浪诗话》的特色。那么，禅宗对于《沧浪诗话》的诗论，是否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呢？
首先，人们早就注意到，早在中唐时期，戴叔伦、元稹、白居易等人就已经将诗和禅联系在一起。戴叔伦《送道虔上人游方》诗说：“律仪通外学，诗思入禅关。” 元稹《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诗说：“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 白居易《自咏》诗说：“白衣居士紫芝仙，半醉半歌半坐禅。” 到了宋代，把诗和禅联系在一起的人就更多了。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引禅宗的话来形容杜诗的三种境界：
“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回’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此，当与渠同参。”
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中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他在《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中又说：“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间耳。”至于苏轼、黄庭坚之喜欢以禅喻诗，更为人所共知。纵观中唐以后，人们以禅喻诗的大量事实，不难看出，所谓“以禅喻诗”,就是借用参究机锋而直了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宗，来比喻诗歌创作(及鉴赏)的规律以及掌握这种规律的途径。
有意思的是，《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并不太懂禅宗。清人冯班有《严氏纠谬》说：“沧浪之言禅，不惟未经参学南北宗派，大小三乘，此最是易知者，尚倒谬如此，引以为喻，自谓亲切，不已妄乎？”又说：“凡沧浪引禅家语多如此。此公不知参禅也。”冯班的评语确凿有据，并非吹毛求疵。如严羽把汉魏盛唐诗比作“大乘”,把大历以后的诗比作“小乘”,把晚唐诗比作“声闻、辟支果”。其实，“声闻”、“辟支”就是“小乘”。佛教认为有三种修持途径，并比作乘三种车，即“菩萨乘”、“声闻乘”、“辟支乘”。“菩萨乘”旨在普济众生，故称“大乘”;“辟支”是梵语“独觉”的音译，意为无所师承而自己通过独立思考而悟得正道；“声闻”指通过诵经听法而悟道。“辟支”与“声闻”都重在自我解脱，所以称“小乘”。“小乘”之外，并无“辟支”和“声闻”。严羽将“小乘”和“辟支”、“声闻”并列，可见他连佛教的常识都还欠缺。严羽又说“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言外之意，曹洞不如临济。其实，曹洞和临济同为禅宗五家之一，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又如，禅宗认为成佛是一旦觉悟、立即就能实现的事，所谓“直见心性”、“顿悟成佛”。严羽也讲“诗道亦在妙语”。可是，严羽毕竟是一个诗歌理论的行家，他知道，不通过大量的阅读，很难获得对于诗歌的感受能力。他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这样指点学诗的门径：
“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
严羽一口气说了十个“熟参之”。这十个“熟参之”说明诗歌感受能力的获得，不是单凭悟性和灵气，而主要是靠苦读。所谓“妙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熟参”历代名家作品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这种量变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即取得突破、发生质变。由“熟参”而达到“妙悟”,是与禅宗的宗旨相违背的。严羽的十个“熟参”相当于“小乘”的“渐修”。从诗歌艺术的客观规律来说，“熟参”而达到“妙悟”是合理的，它和禅宗的直见心性、顿悟成佛是互相矛盾的。可是，严羽不太懂禅宗，所以他没有发现这种内在的矛盾，而只觉得“以禅喻诗，莫此亲切”(《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难怪冯班要挖苦他“剽窃禅语”、“可笑之极”(《严氏纠谬》)。其实，《沧浪诗话》的价值不在于以禅喻诗，而在于这部诗话提出了什么样的见解。应该说，《沧浪诗话》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新见迭出、精彩纷呈，《沧浪诗话》之成为宋朝诗话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品，绝非偶然。
严羽既然不太懂禅宗，禅宗对他的启迪从何谈起？可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禅宗对严羽的启迪不是具体内容的启迪，而主要是思维方式的启迪。传统的诗论是儒家的诗论。儒家的诗论重教化、重实用，不重视探索诗歌的艺术规律。《尚书·尧典》上提出“诗言志”的主张。《汉书·艺文志》上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影响深远的《毛诗序》中对诗的社会功能作了纲领性的概括：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在封建社会里，一切都道德化、政治化了。一切脱离道德和政治的纯学术都难以生存。只要稍稍离开道德政治，便立刻会召来非议，乃至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纯粹的诗歌艺术规律的研究。而《沧浪诗话》的可贵，它的价值首先在于，作者摆脱儒家诗论太重教化、太重实用，过分专注于社会功能的偏颇，对诗歌的艺术规律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作者尽管不太懂禅宗，当他以禅喻诗的时候也往往不那么恰当，可是，禅宗不讲儒家伦理、不讲社会功能，只讲个人“直见心性”、“顿悟成佛”的思维方式，对于打破儒家诗论的思维定势有很大作用。禅宗强调我心即佛、佛即我心，禅宗那种推倒偶像的精神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
“仆之《诗辩》,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骇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某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
自负自信、得意非凡，口气狂到无以复加。这种狂劲不能从温良恭俭让的儒教中来，而恰恰是从禅宗中来。禅僧中颇有一些狂人。这种狂劲的背后是一种鄙视偶像、唾弃传统的勇气。诗歌理论发展到了南宋，需要一个大的突破，这种突破已经具备了客观的条件，唐诗、宋诗的丰富创作提供了足够的资料，前人在诗歌理论方面已经提出了很多的宝贵见解；可是，这些见解十分零散，缺乏专门的、系统的诗歌理论研究。这时，严羽出现了，他从禅宗的思想中得到启迪，避开道德和政治，直截了当地探讨诗歌的艺术规律。
以禅喻诗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因为诗的创作和禅宗的思维有很多契合之处。中国的诗歌从《诗经》、楚辞开起，就形成了相当单纯的抒情性格。这种抒情性格追求含蓄暗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追求物我如一、情境交融的意境，这些追求恰好与禅宗的斗机锋十分相似。事实上，禅师们常常以诗明禅，用诗句斗机锋。严羽之大讲妙悟，就是从诗的艺术规律着眼。禅宗认为，别人的教导，经典的指示，无论如何明确，也代替不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在严羽看来，诗歌的创作与欣赏也是同一个道理。别人的教导，经典的指示代替不了自己的艺术感受。他之所谓“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他之强调“夫学诗者以识为主”,核心问题就是要获得一种鉴赏诗歌之美的能力。诗歌有一种特殊的美，能鉴赏感受这种美，能创作这种特殊的美，就是有“识”、就是“妙悟”。因为它特殊，所以说“诗有别材”,“诗有别趣”。禅宗重内心的体验，重情态与外境的融合，重灵感，重内心感受的独特性，这些思维方式的特点处处与诗的创作欣赏规律相契合。
以禅喻诗的结果，使诗歌艺术规律分析得很透彻，可是，严羽从禅宗那儿汲取灵感，置儒家诗教于不顾，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和非议。刘克庄在《题何秀才诗禅方丈》中说：
“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磨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夫至言妙义，固不在于言语文字，然舍真实而求虚幻，厌切近而慕阔远，久而忘返，愚恐君之禅进而诗退矣。”
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责问说：“诗教自尼父论定，何缘坠人佛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也说：“诗乃人生日用中事，禅何为者？”这些怀疑和责问都是出于一种卫道的热诚。他们在《沧浪诗话》的背后看到了援佛入儒的危险。其实，严羽的以禅喻诗，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移植。所以，以禅喻诗中对于禅宗的误解并未对《沧浪诗话》的价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