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宗仪的《书论会要》

明初洪武(1368—1398)年间，出现了一部较为详备的书法史著述——《书史会要》。它的作者陶宗仪字九成，浙江黄岩人，元末进士，后弃官去，洪武初累征不起，晚年被聘为教官。集平生读书所得，为《辍耕录》三十卷。明孙作《沧螺集》中说他： “务古学，无所不窥，尤刻志字学，工舅氏赵集贤雍篆笔。洪武辛亥，诏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举人才，又以病免，由避兵家淞城之北，泗水之南，闭门著书，有 《书史会要》九卷。”陶还著有 《南村诗集》、《沧浪棹歌》等。
《书史会要》前八卷辑录上古三皇至元末能书者小传，卷九为书法，乃杂录古来书论，体现了陶氏的论书思想。
《书史会要》虽着重于书家的评判，然也未忽视各种书体的流变，如 “仓颉”中即介绍了仓颉之后 “书凡五变”和秦以后 “书有八体”等。“少昊金天氏”条中说：“其立也，凤鸟适至，以鸟纪官，文章衣服，皆取象焉，故有 ‘鸾凤书’。”“务光”条中云：“殷汤时避天下于清泠之渊，植薤而食，轻风时至，见其积叶交偃，为 ‘倒薤书’。晋王愔云：倒薤书，小篆法也。”这些说法虽然未必可靠，但陶宗仪力图在介绍书家的同时说明书体的发展于此可见。他甚至对后世一些由书家个人风格而命名的书体也都表而出之，如唐人 “韦陟”条中云： “自谓所署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谓之 ‘郇公五云体’。”又如“李煜”条中云：“其作大字不事笔，卷帛而书之，皆能如意，世谓 ‘撮襟书’,复喜作颤掣势，人又目其状为 ‘金错刀’。”
在评论历代书家中，陶宗仪也表现了对书法审美的要求，这种要求可以用妩媚与遒劲的结合来概括。他评陈叔怀之书云： “作行书笔画圆整，其论梅发一帖，字虽妩媚，而中藏劲气，如幽香孤艳，凌轹冰霜者，其情致自应如此。”可知他主张书法宜既有妩媚之姿又不乏刚劲之气。他评薄绍之书谓其 “光采发越，照映四坐”,然袁昂说薄书 “如舞女低腰，仙人远唱”,以婉丽清闲为主，两者似不一致，故陶氏释曰： “婉丽清闲所以论其常，而发越照映所以言其变，此心画之妙兼得乎为人耳。”也意在指出一人之书风不妨具有两个侧面。用后来文艺风格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要求阳刚、阴柔兼有，柔美与壮美结合，两者缺一不可。他评戎昱云：“作字有楷法，其用笔类段季展，然筋骨太刚，殊乏婉媚，故雅德者避之。”这是遒劲有余而婉媚不足的例子。其评张素云： “其笔意盖规模羲、献父子，然力不甚劲而姿媚有余，顾未得古人落笔之势。”这是姿媚有余而劲健不足的例子。陶氏对此种现象都加以批评，以为未能到古人佳处。反之，他盛赞蔡襄之书云： “在前辈中自有一种风味，笔甚劲而姿媚有余，自珍其书以谓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而复推为本朝第一也。”其评苏轼也云：“少时规模徐浩，笔圆而姿媚可喜；中年喜临颜真卿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年乃喜李邕，其豪劲多似之。”可见他之所以推尊蔡字，在于其能兼有劲健姿媚的风格，而东坡之书的发展也说明他能由姿媚而兼取豪劲，与东坡自己所谓的 “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审美趣味相一致。
要求柔美与壮美相结合的书法审美要求贯穿于 《书史会要》一书的书家评骘之中，故陶宗仪论书最喜欢用“遒媚”与 “清劲”二词。“遒”与 “媚”,“清”与 “劲”,本来是相对的批评范畴，论书者将其结合起来即表示对两者兼取的审美倾向。陶宗仪评裴休曰 “真楷遒媚”;评虞世南书曰 “体段遒媚，举止不凡”;评宋湜之书曰 “风貌秀整，笔法遒媚”;评康里之书曰 “笔画遒媚，转折圆劲”;评王渥曰“字画遒媚，有晋人风度”。于此诸例中已可见到他对“遒媚”之风格的重视。他不仅将此观念用于评论笔法，而且用以说明体段，不仅施于行草，也施于论楷书。至于“清劲”一词在《书史会要》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如评文彦博书曰 “笔势清劲，真不愧古人”;评范仲淹书曰 “得 《乐毅论》笔意，清劲中有法度”;评林逋曰“行书笔意殊类朱建中，而清劲处尤妙”;评邵雍曰“工正行，字体清劲”;评李公麟曰 “作书有晋人风格，清劲而妍丽”;评潘师旦曰“模刻官帖，骨法清劲”;评杨无咎曰“小字尤清劲可爱”;评其舅氏赵雍曰“篆法二李，而清劲有余”。总之他以 “清劲”的要求评书，意在指出清秀典丽与劲挺刚健风格的结合。
陶宗仪以这种对书法审美的要求论历代之书，最重晋人秀逸清健的书风，如评许迈书曰“有晋人风致而尤清逸”;评种放曰“书迹有晋人风气”;评李洞曰“书有晋宋家法”;评高翼曰“正行草书皆从晋、宋规矩中来”;评汪从善曰 “正书亦合晋人纪律”;评罗元曰 “行楷有晋人风致”,类似的批评还很多，都说明他以晋人之书为极则，接受了元人论书的传统。
陶宗仪强调书如其人，以为书风、书品基于人之品行节义。如他评陆缮之书云：“大抵人心不同，书亦如人，颜真卿之笔，凛然如社稷臣，虞世南之笔，卓乎如廊庙器，王僧虔字若王、谢家子弟，缮草字风度亦可以见其人物之飘逸矣。”由于书家的人品地位，风度气质等各不相同，书风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颜真卿气节凛然，忠义刚直，故其书端庄凝重，如社稷之臣；虞世南生当唐代开国之初，深得唐太宗之器重，其书自有褒衣博带气象，故云其如廊庙器；王僧虔为王家子弟，风流潇洒，书风也清肃透逸，故梁武帝称他“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有一种风流气骨。”陶宗仪正是看到了这些特征，故提倡书如其人之说。他极重书家的胸襟涵养，以为这对书法起了直接的作用。其评王浑曰：“其作草书盖是平日偶尔记事，初非经心，然如风吹水，自然成文者，其胸中本不凡耳。”又如评苏庠曰：“胸中本无轩冕，是以风神笔墨皆自潇散。”胸襟高故其书自然高妙。陶宗仪也继承了《宣和书谱》中重视文学与书法相通的主张，如其评白居易、元稹、杜牧等人之书都袭用《宣和书谱语》语，他评著名的曲家贯云石云： “豪爽有气概，富文字，工翰墨，其名章俊语，流于毫端者，怪怪奇奇，若不凝滞于物，即其书而知其胸中之所养矣。”他力图说明文学与翰墨的相通，贯云石的文学才能与怪怪奇奇的书风都本于其“胸中之所养”。扬雄关于“心画”的理论后世为文论家和书论家共同继承，就说明文学与书法都有表现作者感情意志的特点，这就是陶宗仪以诗文与书法相贯通的立论基础。
总之，《书史会要》一书不仅保存了不少有关书法家的生平资料，指出了他们的书法创作特征，而且也体现了陶氏本人的论书思想，因而，它成为我国书法史著作中一部较为重要的作品，为后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