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子瞻和陶诗》（黄庭坚）

黄庭坚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这首诗作于徽宗崇宁元年(1102)八月，此时苏轼已于一年前从海南放还后卒于常州，因而诗作对苏轼怀着深沉的悼念之情。“跋”，文体的一种，写在书后用以评介内容和写作经过等。以诗作跋是一种变格。苏轼晚喜陶渊明，并写了大量和陶诗，总共有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编辑成集时为一百零九首，之后又写了十五首)。苏轼之所以大量写作和陶诗，除了酷爱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艺术特色外，主要是仰慕渊明的性情和为人。山谷此诗正是从“为人”这一角度，指出陶、苏两位诗人的“风味”相似，如此理解《和陶诗》的实质所在，可说是探骊得珠，独具只眼。

第一、二句突如其来，落笔不凡。“谪岭南”、“欲杀之”，二句有因果关系，“欲杀之”是因，“谪岭南”是果。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因属文“讥谤前朝”的罪名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州市)，三年后，再贬儋州(在海南岛西北部)。“时宰”，指章惇。哲宗亲政，章惇作了宰相，他“专图报复，屡兴大狱”，对苏轼极尽打击陷害之能事。儋州是当时最边远最险恶的蛮荒瘴炎之地，章惇把苏轼贬到儋州，显然是蓄意置苏轼于死地。这二句，对苏轼的不幸遭际满怀同情，对“时宰”的阴险用心深表义愤，感情十分强烈。

三、四句陡然一转，生出新境。“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苏轼《与王敏仲书》)的苏轼，置身于瘴雨蛮烟之中，“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苏轼《与程天侔》)，过着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但他安之若素，处之泰然。正是这种“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达观性格，使他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却能“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寥寥二十字，很能传达出苏轼乐观旷达、因缘自适的精神状态。第三句由东坡《儋耳》诗“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脱胎而来，用东坡本人的典故，既亲切，又贴切。第四句点题，把读者的兴趣引向高潮。

五、六句再转。对《和陶诗》的内容不赞一词，而是在点题之后，忽然宕开一笔，从《和陶诗》想到陶渊明的高尚人品，又由渊明而联想到东坡的旷达襟怀，他们一是“千载人”，一是“百世士”，文章、道德都可以名垂不朽。由东坡《和陶诗》，而联想到以东坡比渊明，构思巧妙，比拟确当，诗人对二公的景仰之情，跃然纸上。

东坡虽然足与渊明比美，但两人“出处”不同，经历各异，第七句用一“虽”字再作转折，把渊明、东坡的距离出人意外地拉开了。“出”，出来做官，指东坡。“处”，隐居不仕，指渊明。从行迹上看，两人的出处进退，似乎没有共同之处，但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气质，“忘怀得失”、“高风绝尘”的心胸，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苏轼一再这样表白： “渊明形神似我。”(见《直方诗话》)甚至说： “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所以，诗的第八句以“乃”字作结。这一开一合，一奇一正，运转极见笔力。所谓“风味”，既指人品，也指诗品。“风味乃相似”，对苏轼学陶和陶的特点，作了极为精炼的概括，对我们了解陶、苏其人其诗，极有启迪意义。

此诗明白平易，不露生涩，似乎是一首不加修饰、信笔写就的肖像诗。而细加玩索，才觉其构思精巧，实是诗人刻意锻炼而复归自然之作。篇中层层转折，波澜起伏，饶有顿挫之致，绝无饤饾之感。平声、上声通押，中二联对仗工整而平仄不叶，半古半律，别具一格。

凡短章，最要层次多，每一二句，即当一大段，相接有万里之势。山谷多如此。(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一)